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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候，总是心有戚戚焉。仔细一想，原来又到了老社长杨永德同志的忌日。
2007年春节前，2月9日，那是个令河南新闻界特别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员工惊愕、痛心的日子——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杨永德同志因不虞之灾而去世。那时，同事们相见，四目相对，除了惋惜、叹息，真不知说什么好。
他领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员工“二次创业”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河南日报在同行中赢得了尊重，职工们也一年比一年多地享受到了创业的成果。而他。却突然转身去了，真让人难以接受。
杨社长到河南日报以前，虽也在“新闻宣传战线”工作，我和他却并不相识，他到河南日报工作后，由于我处在“非主流业务”的岗位上，工作上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当他去世之后。我和他几次接触甚至“碰撞”的场面却像放电影一样一次次地浮现在脑海里，久久不能消去。
记得那是他到报社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你是谁?”我虽然已在他任内提拔为“正处”，但我没有直接和他接触过，更不熟悉他的声音，因此，反问是如此唐突。“我是杨永德(dei)。”现在我们把“德”读成de音，他还是老读法，把“德”读成dei，而且拉长了声音，因而给我留下了非常亲切和深刻的印象。他例行公事地问了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就算让我“汇报”(更准确地说应当是“介绍”)过了。杨社长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我们杂志的业务分工有其他领导分管。所以，除了干部会议。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单独会面和说事儿的机会。有一次他让办公室的同志转给我一篇稿子，上面也只写了“请祥科同志阅处”。用与不用，没有一点倾向性的意见。我看写得不错，发表之后才知道作者和他有点儿关系。
大家都知道，杨社长作风很强势，看问题前瞻性强，办事果断，敢担当。大家敬他，也惧他。他到报社后。先后在车管、医疗费等问题上作了整改，振刷了风气。而后抓管理，谋发展，奋发有为。我所主编的小杂志，原来是个内部刊物，公开出版后的任务也不过是培养培养通讯员、发表编辑记者写的体会文章。做些业务研讨之类。在经营上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难有大的作为。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种觉悟和他事事都要进行成本核算，推动报社“二次创业”的战略思想有距离。结果，在分配办公室问题上冲突爆发了。那时，在他的精心领导下，一时有“郑州市地标性建筑”之美誉的河南日报报业大厦建好了。大家心里既高兴又有些“小九九”：怎么入住?办公室怎么分配?开头我是外出了，回到报社后，副主编周亚非同志说，分给我一间“主管”的办公室，即编辑部大办公室里面带个套间给我，而其他正处级都是单独一间。亚非同志说他已经为我据理力争了，让我再找杨社长争取一下。我这个人有时很情绪化，遇事说话也不考虑后果，就找去了。杨社长给出的理由是：“你们是个亏损单位。”后来我才知道对有经营任务的部门入住报业大厦，杨社长的政策都是有偿使用。这当然符合现代企业的管理思路。但说我们亏损，正好也挠到了我们的痒处。我曾发牢骚说：“有的人用的是机关枪，有的人用的是红缨枪。使用机关枪的毙敌多，老受表扬；使用红缨枪的怎么比?”“使用机关枪”的指集团内占有资源多、使用的资金量大、经济效益好的媒体，“使用红缨枪”的自然指我们这样的条件差的小媒体，但行政级别都一样。因此，一听杨社长给出的理由。我就恼了：“我亏损，机关党委亏不亏?人事部亏不亏?”“那是管理部门。”杨社长一副不容置辩的神态。“那我们是什么部门?是采编部门还是经营部门?”这话现在看来是有些简单化了。应当说，作为有独立刊号的杂志，虽然以采编任务为主，但也附带有经营任务。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要采编和经营并重的意义了。但那时，我认为既让我们搞采编，办好杂志。又让我们搞经营，并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全国无此先例，有些强人所难，所以感到压力太大，有些委屈，于是就直截了当地干仗了。杨社长不愧为久经历练的领导干部，他见我那么执拗，不知进退，稍停了几秒钟，桌子一拍道：“妈的，房子还没分下去，没想到孔祥科你会来和我吵一架!”说着他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于是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就在这一笑一骂中消解了。
后来，集团还是给了我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除了这件事情外，我和杨社长吵架的事还有一两件，多数是我赢，他让步。由此让我非常感慨，我私下里不止一次讲过：杨社长厉害，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他掌管这么一大摊子。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吃饭问题，要发展，要奋进，但不可能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考虑得那么周密。因此，只要你确实有道理，关起门来，和他据理力争，他会接受(其实，有时他是“让步”)。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斤斤计较于你对他的态度。问题是我们中层干部，要敢于建言献策，不能见风使舵，顺竿子爬，更不能有意逢迎和讨好上级领导。古人云：“观人于揖让，不如观人于游戏。”意思是说，在正儿八经的场合是认识不到一个人的真实状况的；而人在游戏之间，可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经过和老社长杨永德的几次冲突，我的感悟则是“观人于游戏。不如观人于碰撞”，在矛盾的碰撞中，才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气度、品质和领导水平。
杨社长生前，我们只看到了他取得的杰出成就。他去世后，我们才慢慢领悟了他布局、谋划的用心。而今，在一届又一届集团党委的领导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新闻爱好者》杂志也终于在2009年实现了零亏损。目前，它既保持了全国新闻核心期刊的地位和品位，又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既完成了集团下达的目标任务，又实现了老社长的一个遗愿。我觉得，作为这本小杂志的老职工，真可以以这么一点点小成绩告慰于老社长了。大概是在杨社长离去的第二年吧，一天半夜里，睡梦中的我突然坐了起来。老伴急问：“你咋啦?你咋啦?”“我梦见杨社长了。”老伴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和杨社长说话了吗?”我知道按老辈人的说法，活人是不能和死人说话的。但是，见了杨社长，我怎么能不说话呢?我对杨社长说：“我完成任务了。”杨社长笑了笑，笑容还是那么灿烂。但他没有搭话，而是急匆匆地走开了。杨社长，您放心地走吧。您留下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财富；您留下的事业，后来者会越做越大。
2007年春节前，2月9日，那是个令河南新闻界特别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员工惊愕、痛心的日子——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杨永德同志因不虞之灾而去世。那时，同事们相见，四目相对，除了惋惜、叹息，真不知说什么好。
他领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员工“二次创业”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河南日报在同行中赢得了尊重，职工们也一年比一年多地享受到了创业的成果。而他。却突然转身去了，真让人难以接受。
杨社长到河南日报以前，虽也在“新闻宣传战线”工作，我和他却并不相识，他到河南日报工作后，由于我处在“非主流业务”的岗位上，工作上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当他去世之后。我和他几次接触甚至“碰撞”的场面却像放电影一样一次次地浮现在脑海里，久久不能消去。
记得那是他到报社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你是谁?”我虽然已在他任内提拔为“正处”，但我没有直接和他接触过，更不熟悉他的声音，因此，反问是如此唐突。“我是杨永德(dei)。”现在我们把“德”读成de音，他还是老读法，把“德”读成dei，而且拉长了声音，因而给我留下了非常亲切和深刻的印象。他例行公事地问了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就算让我“汇报”(更准确地说应当是“介绍”)过了。杨社长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我们杂志的业务分工有其他领导分管。所以，除了干部会议。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单独会面和说事儿的机会。有一次他让办公室的同志转给我一篇稿子，上面也只写了“请祥科同志阅处”。用与不用，没有一点倾向性的意见。我看写得不错，发表之后才知道作者和他有点儿关系。
大家都知道，杨社长作风很强势，看问题前瞻性强，办事果断，敢担当。大家敬他，也惧他。他到报社后。先后在车管、医疗费等问题上作了整改，振刷了风气。而后抓管理，谋发展，奋发有为。我所主编的小杂志，原来是个内部刊物，公开出版后的任务也不过是培养培养通讯员、发表编辑记者写的体会文章。做些业务研讨之类。在经营上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难有大的作为。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种觉悟和他事事都要进行成本核算，推动报社“二次创业”的战略思想有距离。结果，在分配办公室问题上冲突爆发了。那时，在他的精心领导下，一时有“郑州市地标性建筑”之美誉的河南日报报业大厦建好了。大家心里既高兴又有些“小九九”：怎么入住?办公室怎么分配?开头我是外出了，回到报社后，副主编周亚非同志说，分给我一间“主管”的办公室，即编辑部大办公室里面带个套间给我，而其他正处级都是单独一间。亚非同志说他已经为我据理力争了，让我再找杨社长争取一下。我这个人有时很情绪化，遇事说话也不考虑后果，就找去了。杨社长给出的理由是：“你们是个亏损单位。”后来我才知道对有经营任务的部门入住报业大厦，杨社长的政策都是有偿使用。这当然符合现代企业的管理思路。但说我们亏损，正好也挠到了我们的痒处。我曾发牢骚说：“有的人用的是机关枪，有的人用的是红缨枪。使用机关枪的毙敌多，老受表扬；使用红缨枪的怎么比?”“使用机关枪”的指集团内占有资源多、使用的资金量大、经济效益好的媒体，“使用红缨枪”的自然指我们这样的条件差的小媒体，但行政级别都一样。因此，一听杨社长给出的理由。我就恼了：“我亏损，机关党委亏不亏?人事部亏不亏?”“那是管理部门。”杨社长一副不容置辩的神态。“那我们是什么部门?是采编部门还是经营部门?”这话现在看来是有些简单化了。应当说，作为有独立刊号的杂志，虽然以采编任务为主，但也附带有经营任务。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要采编和经营并重的意义了。但那时，我认为既让我们搞采编，办好杂志。又让我们搞经营，并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全国无此先例，有些强人所难，所以感到压力太大，有些委屈，于是就直截了当地干仗了。杨社长不愧为久经历练的领导干部，他见我那么执拗，不知进退，稍停了几秒钟，桌子一拍道：“妈的，房子还没分下去，没想到孔祥科你会来和我吵一架!”说着他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于是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就在这一笑一骂中消解了。
后来，集团还是给了我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除了这件事情外，我和杨社长吵架的事还有一两件，多数是我赢，他让步。由此让我非常感慨，我私下里不止一次讲过：杨社长厉害，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他掌管这么一大摊子。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吃饭问题，要发展，要奋进，但不可能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考虑得那么周密。因此，只要你确实有道理，关起门来，和他据理力争，他会接受(其实，有时他是“让步”)。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斤斤计较于你对他的态度。问题是我们中层干部，要敢于建言献策，不能见风使舵，顺竿子爬，更不能有意逢迎和讨好上级领导。古人云：“观人于揖让，不如观人于游戏。”意思是说，在正儿八经的场合是认识不到一个人的真实状况的；而人在游戏之间，可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经过和老社长杨永德的几次冲突，我的感悟则是“观人于游戏。不如观人于碰撞”，在矛盾的碰撞中，才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气度、品质和领导水平。
杨社长生前，我们只看到了他取得的杰出成就。他去世后，我们才慢慢领悟了他布局、谋划的用心。而今，在一届又一届集团党委的领导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新闻爱好者》杂志也终于在2009年实现了零亏损。目前，它既保持了全国新闻核心期刊的地位和品位，又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既完成了集团下达的目标任务，又实现了老社长的一个遗愿。我觉得，作为这本小杂志的老职工，真可以以这么一点点小成绩告慰于老社长了。大概是在杨社长离去的第二年吧，一天半夜里，睡梦中的我突然坐了起来。老伴急问：“你咋啦?你咋啦?”“我梦见杨社长了。”老伴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和杨社长说话了吗?”我知道按老辈人的说法，活人是不能和死人说话的。但是，见了杨社长，我怎么能不说话呢?我对杨社长说：“我完成任务了。”杨社长笑了笑，笑容还是那么灿烂。但他没有搭话，而是急匆匆地走开了。杨社长，您放心地走吧。您留下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财富；您留下的事业，后来者会越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