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诗歌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 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是客观存在的，本身没有冲突，真正冲突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这些年诗歌界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诗歌文化的“失语症”;强调对话，后来更强调的不仅是了解别的文明，而且更加重新认识自己。多年大道走成河。余光中、痖弦从“走向西方”最后又“回到东方”，极度前卫的洛夫、罗门也要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我们有些诗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咏叹之作多见“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中国今日的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适性企图之间，内在着关系的紧张。
　　“内在着紧张”使当代诗人的精神极易陷入困境：一是因根经验的脱落而“断裂”;二是因价值观的冲突而“错逆”;三是因生态位的失宠而“边缘”。然而，对于诗人而言，活着是与命运搏斗，创作是对灵魂审判。有必要经常想想“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诗与人自有救赎之道，那就是：当自己确认为“文明之子”时，认同并传承独特的文化根系;当自己确认为“人之子”时，选择并认定先进的价值理念;当自己确认为“缪斯之子”时，在边缘站立，也是一种诗性的生存方式。

二

　　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主题为“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文化高峰论坛上，台湾大学教授黄俊杰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传统与现代断裂、科技与人文失衡的今天， 海峡两岸的青年大多对横面的移植多于对纵面的继承， 他们不同程度地从传统文化中疏离出来，成为‘漂泊的灵魂，失根的兰花’，不知走向何方，与古今中外的伟大心灵没有过亲切的互动。现在人人都拿一个手机，把未经沉淀的感情传播出去， 他们与同时代的人对话太多， 而与异时代的伟大心灵对话太少。”
　　我认可这一说法。我们确实要与古今中外的伟大心灵多一些亲切的互动。我们应向先祖的智慧致敬。
　　在西方哲学一度陷入迷惘、西方人士借助“他者” 而進行文化反思时屡屡探究的东西， 不难在中国找到答案———这正是使全世界的眼睛足以在当今为之一亮的原因。观我中华民族，绵亘五千年，广袤八万里，列四大文明古国而殊风仅存， 虽饱经忧患而其命维新， 并由历史造就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话语系统。宋人张载（1020-1077）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说恰切地表明了中国人灵台深处的担当意识、民本意识、传承意识和太平意识，也传达了精神传统的千古回响， 亮出中国人心底的那一片光明、凝聚和追寻。
　　中国人重人本，重其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人谦恭退让，为文道德谋篇，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智、信五字并言。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艺术，产生了“国破山河在”（杜甫）的有浩气的篇章，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有“志”有“骨”的诗行，也产生了“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李清照）的浑成大雅。自尊、自爱、自强是著诚去伪的人格力量，是并非“遁世”而是“入世”的力量，是真正活得有尊严的力量。也因此，中国人精神上以立德为第一要义， 德不在身而在心，从诗文到教育，亦都崇本息末，以德性化为精魂，为归宿。
　　中国人重经验，重传统。传统为经验累积而成。一部精神史，昭示天命天运，而与人以共和。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乱、兴亡，众生之贤奸邪正，祸福之忧喜苦乐，万象之是非曲直，经验之一言一行，均化作笔底波澜，构成历史。经验与传统，通心而非通物，也因之，在中国人这里， 旧学新知可一脉贯通。朱熹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就文化精神而言，“学” 惟求旧、“知” 惟求新，“学” 贵旧传统、“知” 期新启发， 惟能之有“旧”、始有“新”可达，一手渡船“新知”、一手转化“旧学”，融会中外新旧，如此通于地，通于世，斯知常矣，成就了求索者精神与人生之大道。此“大道”为中国人的人文化成，上下古今，春华秋实，进退合一，师法相承，木铎传薪。正是这种精神生存方式，这种对文化传统和深层心理的认取， 这种不可征服的中国人的脊梁， 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同异时代的伟大心灵对话， 不可机械性的误解，以至生吞活剥;进入新世纪，更应有创造性的解读，敏求于格物致知。

三

　　当代诗运用的是现代白话———活在当代人唇舌上的语言。一般讲，进入诗中的语言资源，有历代话本、日常口语、欧化白话、市井白话、民间话语以及多民族的话语。一个时代的诗歌生命， 正是依靠用活的语言去表现情感和思想。然而，白话落实到纸面，仍是中文汉字。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本土的诗歌经验和语言文字的危险， 最担心的是汉诗语言生硬的西方化。这与我们对自身的语言资源缺乏认知有关，也和粗陋、空洞、八股腔的流行有关。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了， 唯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弹性、隐喻、佯谬、张力乃至以音系联、谐音游戏等等，都显示了语言的非凡魔力。例如一个“鸟”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听而闻声，栩栩如生，包含了一种逻辑关系，一种美的画面。反观拼音文字、枯燥抽象的“NIAO”，与之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不要说“鸟”还可以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鸟了。 　　在汉语诗歌表述上，“字之多义” 足资传送“情至多绪”，也很难用西方人的实证法寻辨文理。例如“断肠”一语，是西医用手术刀切断了大肠、小肠或直肠吗？ 显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断肠兮思愔愔”，“断肠”是极言其悲伤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断肠”成了倏忽间的一阵欢喜;在李白的《清平乐》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断肠” 传达的是因香艳而销魂的感性迷狂;而在马致远的《天净沙》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愁肠寸断之人，浪迹天涯倍思乡，一语“断肠”而尽得风流;现代口语“一寸断肠千万结”，用山西民歌“难活不过人想人”去回应，道出了亲朋好友之间的心理连结。大量丰富的各地区的民间语言资源， 更证明了“有限”的汉语能指“无限”的诗情意绪。况且，外来语言进入汉语以后， 汉语对其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和灵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桥”、“翡冷翠”等等）。
　　时至今日，汉语越来越丰富、越出彩。在抵制文化英国化、美国化的过程中，汉语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力量。英文在国际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但说到底，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而汉语才是我们母性的声音，是真正的根。遗憾的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计算机失写症”一族的队伍日渐扩大，网络诗歌中汉字、拼音、西文、土语混杂乱用并导致“怪、错、别”，语言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令人焦虑。可见，要获得主体性，讲求在复杂语境中的修辞能力，首先要对汉语自我认同，自觉活用，自铸雅词。这也是当今诗歌互动中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四

　　诗人是一种姿态， 诗歌则更是一种有温度的感觉。
　　诗感觉着自己，也感觉着别人。有感觉的地方就有诗的存在———问题是你的发现;有诗的地方也会有感觉———关键是你的体悟。当一个人真心爱上诗的时候， 一定会更爱这个世界。
　　这种感觉告诉我们， 诗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场域”。这里的朋友和善，充满爱心，懂得良知，守望相助，没有私利的牵扯，行吟有瘾，幻想有瘾，茶酒有瘾，会友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商瘾。诗人之间所关心的，并非他或她走到了哪一步，而是他或她正面临的困境、疼痛和哀伤该如何摆脱。这样， 诗就不仅仅是玫瑰，而是真实的生命状态所构成的理想世界。在这里， 诗让人们回到心灵最深处的坦诚和互信，它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温热，能始终依从自己的良心为人处事， 能具有作为一个强者随时会对弱者伸出援手的本能， 能让人感觉到一个个生命体沐浴在充满宇宙感的柔光之中。
　　应当说，在这个不断物质化、世俗化、欲望化的时代， 欲望的逻辑往往强于灵魂的逻辑。因之，在互动诗学中，肉体与灵魂、欲望与审美的关系， 不能不提到当代诗人的日程上来。诗也唯有由欲望到审美，抵达精神世界的“至一”境地，灵魂才得以安顿与澄明。这是诗人面对世俗更健全的担当。

五

　　中国诗歌有过惊神泣鬼的巨篇， 但更多的是以瞬间的宁静致远于永恒的篇章。
　　瞬间与永恒构成了诗人的吟唱方式。诗因之而成为让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飞起来的自由物。它让我们对那些琐碎的、庸俗的事物予以剥离， 让我们对那些充满利害和铜臭气味的事件予以拒绝， 让我们对种种权势话语与奴性话语予以排拒， 从而徜徉于圣洁、高蹈的诗思之中。
　　诗思之飞是一种想象力的历险。
　　《庄子》外篇《山木》一节讲过一则寓言：庄子行走山里，见一大树，枝繁叶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去砍取。问其故， 答曰“无所可用”。庄子说：“此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夫！”称此大树为“无用之用”，既安然地享尽自然寿命，又让人们大树底下好纳凉。诗亦像此类大树一样，有“无用之用”。它不带来经济效益，不会使人升官发财，却会“润物细无声”，像一只隐形的手左右我们的情感、行为、思想、人生的微妙变化。美在流动中。诗美在互动中。尤其是将瞬间转化为永恒的篇章，其“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六

　　我们曾在“大我”和“小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扬“大”抑“小”往往构成主导话语。
　　趋“大”的诗人，偏重于拥抱社会，贴近现实，关心民瘼，赋予诗以气势;趋“小”的诗人，执拗于彰显个性，独善自身，了无牵挂，追求内在的真性情。但两者若趋偏锋，皆有走火入魔的可能：前者以“诗爷”自诩，居高临下，大而无当，似乎拥有道德和情操的先验权威，以“豪诗”教导别人，却显得失真的夸张和矫饰;后者以“个我”自闭，独怜孤芳，我行我素，极端了，会使诗质变得乖戾。
　　通常情况下，诗人会在“大”与“小”之间起伏、摇摆。能兼得二者之长處，在一种高境界中互文、互动，“大”中有“小”，“小”中见“大”，方为有器度、有情怀的诗人诗作。

七

　　当今诗人，存在着如何坚守“边界”的问题。这里包括了三层意思：其一，诗学有自在的规律，其要义是真实、生命、心灵、信仰、美感五种元素，且以母语汉字为载体。在此“边界”内，探索、选择和追求有其合理性，也有了价值。否则，随意“越界”，可能“非法逃票”而落入别的陷阱。其二，“边界”是需要“守”的。你不“守”，往往一些本来含有合理性的命题会走向反面，成为伪的、荒谬性的命题。例如，“破除迷信”“卑贱者最聪明” 的命题本来没错，但一旦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用“破字当头”的方式去处理，就变成了反知识、反文化、反精英，什么“民粹写作”“痞子写作”“机器人写作”“内分泌写作”，连带失控的粗声污语都上来了，“边界”也就“失守”。其三，“边界”既意味着“坚守”也意味着“宽容”。如果只认为自己的“边界”是唯一正确的，而容不得别人的选择，那本身就构成一种局限性，就有可能发展成霸气、霸道。“跨文本”“跨学科”本无错，但也要以“我”为主，汲“彼”润“己”，保持创作与研究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独立性和独创性， 那种跟风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均不可取。 　　中国人的精神脉动，往往是“以文始而以诗传”。“文”重人文，“诗”重审美。坚守“边界”，持经达变。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繁” 而不“荣”的文坛，当代诗歌何为？ 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三坚持”：坚持人文理性，坚持赓续传统，坚持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在全球性文化开放与交流的时代， 要将文化焦虑转化为文化自信， 洞悉中国诗之来龙去脉，开发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盘活翻新。

八

　　互动诗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作为人，祈盼“诗意地栖居”;作为诗人，更是“诗性的栖居”――生活着，劳作着，创造着。
　　诗性是立足本土，视通万里，仰望星空。
　　诗性是与真理、自由、仁义、大爱为邻。
　　诗性是天、地、人、神四重奏。
　　诗性是高层次的内心秩序、精神和谐。
　　传承与创造是诗性的逻辑。逻辑的结果是生长出新诗学的动态法则：
　　倚仗文化本源，立其主体;
　　参验外缘学说，变其观念;
　　捕捉现世脉动，求其节奏;
　　鲸吸绝壤殊风，活其意象;
　　取融古今律吕，出其心裁;
　　开放迎向未来，张其新帜。
　　泰戈尔所言极是：“一个民族， 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最上乘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门类， 更是和人类文明状态与人性深层世界相关联的心灵建造。一部诗史，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史、文化性格史和审美风尚史，我们因之而需要在如何“建造中华民族心灵”这一系统工程的命题下作诗意的文章。就当代诗歌而言，如果以为只有“气壮如牛”的战歌、“空洞无物”的颂歌、“甜甜蜜蜜”的莺歌或“要死要活”的情歌才是诗，那定然是审美上的偏差。今天，在历史的过渡时期，在充满未知的变局中， 我们生活得更繁忙也更沉重。那么，民众在关注什么、在期待什么？生存状态和灵魂状态如何？人们在对个人与族群、古往與今来、时间与空间的省悟中，如何寻觅温热的生命和鲜活的存在？ 诗人又怎样以智者的目光审视世界也审视自身？ 诗歌能否提升至哲学的层面予以诗性的述说？我总想，不同“主义”不同“书写模式”的诗人可以“到处放歌”，但不同的新诗，应从不同的侧面寻找“心灵的家园”———从世态炎凉、 人生的艰辛及其希冀的种种痛苦中，提炼审美的惊喜，创造动人的绝唱。而这种绝唱，应该是在一种强烈的互动美学意义下， 传达有骨有肉有血液流动的灵魂史诗。
　　2020年秋日整理于北京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