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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边有条很有名的江，湖南人自己自然知道是哪条。来自其他地方的同学，也大都听说过这条江。
它的出名可能是因为《沁园春·长沙》，但我觉得或许更要归功于课本上的“反复朗读并背诵”。不喜欢语文的学生，会因这强制性要求而产生一丝厌烦。但让我感到头疼的并非背书，而是——这条江实实在在地横在那里，把我成长的地方分成两边，要我不停奔走、疲于来回。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又三年河东，又三年河西。印象里，总在不停地换地方：搬家、转学、升学，每次都要告别旧环境，认识新的人，每次都觉得是世界的变换——当然，只是小城里的徘徊罢了，为何描述得如此夸张？其实并不夸张，对那时矮小的我来说，湘江像银河那样宽，像冥河那样深，隔开了牛郎织女，划分了阴阳两界。
我没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住过三年以上，也因此，跨过深圳河的时候，虽然带着初来乍到的兴奋，但心里总很不安：四年之后或许就会离开。结果出乎意料——还有几个月，就在香港住满五年了。
报章喜欢把人们归类，以笼统的称号指代一类人。十几年前，人们发明了“北漂”、“上漂”两个词，用以指代在北京、上海闯荡的人们。自然地，往香港就学、发展就是“港漂—了。几年前又概括说，赴港求学、定居的人，应该叫“新香港人”。
我自知自己不太能算“新香港人”，同时也绝不承认自己是“港漂”。说起来，可能还是因为迁移得太频繁了，打心底里厌恶“漂”这个字。再加上用“港漂”一个词围住自己，围成一个圈，身心看似有了依靠，便心安理得了，便不再想出去。
但不是“港漂”，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己解答得很模糊。我只知道自己似乎很不愿意离开这里，但实际上在这里并不尽能自由——始终得考虑签证、逗留的问题。
一次跟香港朋友喝酒，说我想留港，他表示不解“为什么留在这里啊？香港完全没希望啦，快点走啦。呐，我都想移民。”我不知道回应什么好，就借网语自嘲：“贫贱不能移。”对面愣了一下，叹气说：“其实做香港人好辛苦，天天上班，夜夜加班，我都贫贱，要钱结婚、供楼，都不知几时可以上到车牌。”
最初选择留港工作的同学们，有的已经离开，有的还在奋斗，有时和大家吃饭聊天时，总会看到大家眼中的迷茫。“身世浮沉雨打萍”。少了归属，便会有言说不尽的疏离感。
香港哪里好？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很贵；反水货；路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黑着面孔，仿佛很冷漠；利益至上；等等。在这里快五年，这些我体会得很深。
香港或许没什么好。可是城市是无辜的，制造气氛的始终是人。大家都觉得没希望的时候，它才真正没希望了。大家都看不到出路，都想着逃离时，急躁和绝望的雾气才笼罩在维港上。
不考虑压力的时候，香港实在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地方：
我喜欢中文大学。春天的中大，开满了羊蹄甲和杜鹃花。有阳光的时候，青草味道和花香弥漫在空气中。清晨的吐露港，中午的天人合一，傍晚的小白腰雨燕。
我喜欢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哪间图书馆都有全套的金庸。不花一分钱，可以坐一天。上班日子去，里面坐满了阿公阿嫲。傍晚和周末，中小学生在里面做功课。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窗外可以看到维港，常常有冲浪的风帆。货轮从码头起航时鸣笛，竟可以持续5秒，声音大得很，会把我从梦里吵醒。
我喜欢香港的街道，尤其是红磡的街道，到处都是餐馆，可以尽情饕餮一番。黄埔街上有一家二手漫画书店，里面的收藏比我在内地看到的任何一家漫画书店都全。宝其利街上的一段，尽是五金铺和药铺，街尾和船澳街的交界处，有一家小土地庙，香火很旺，全然不顾熏着了旁边的奔驰店。
我喜欢之前的房东。他有两间餐铺，一层唐楼，还亲自在案头切烧味。
我喜欢在百佳买东西。有一次买了很多，后面素不相识的大妈递给我一张优惠券。
我喜欢常去的一家茶餐厅，下午人少的时候，我就和老板娘吹水，一边吐槽人工低、地产霸权，一边聊香港的鬼天气，有时还互相祝对方赚多点。每次点餐，她都会关照我一些。
我喜欢我的香港朋友。一天晚上，和一位朋友在么地道公园的广场席地而坐，不理来往人群，对着酒店、维港和月亮，畅聊人生和理想。
我喜欢在这里散步。有时去志莲净苑，有时去宋皇台公园；最方便的是红磡的海滨长廊；最喜欢的，还是下楼去码头坐船，坐到北角转叮叮车，往港岛西方向，在中环下车，搭天星小轮回尖沙咀，穿过星光大道、海滨长廊回红磡，大约三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就是散步，观察来往的人。
我喜欢这里的很多东西。这里的高楼面对着海，海很蓝，天也很蓝，鹰在城市上空盘旋。
从中文大学望向八仙岭，从马鞍山望向吐露港，从红磡望向旧启德机场，从黄大仙望向狮子山，从尖沙咀望向港岛，从山顶望向中环、维港、尖沙咀、避风塘，目之所及，都是香港，不必考虑它是东方之珠、金融中心，还是国际都会、商贸港口。
说到底，我只是喜欢安定罢了，也喜欢安定生活中的一些探索和挑战。而这里的角落足够多，值得深入探索一番，所以我挺喜欢这个地方，便不想学王粲那样登楼吟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当年辜鸿铭写《春秋大义》，盛赞中国文化的美好。他出生在马来西亚，10岁就去了欧洲接受西式教育。他赞美中国传统，只是在构建他自己心中的“中国”，强化自己的国族认同罢了。而我所看到的，或许也只是自己想看的“香港”。但我仍是不想把“港漂”的标签打在自己身上，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对这个地方保持警惕。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里昂死时对史丹菲尔德说：我想要快乐，想睡在床上，想有个家。在一个地方有了牵挂，当牵挂足够多时，便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依恋。但安逸并不会长久，始终要从安逸中抽身的。在那之前，我想先稳定下来——这一点，当我始终坚持带着我那株盆栽植物和一大堆书搬来搬去时，可能已经不言而喻了。
所以，尽管知道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为了这转瞬的安定，我也总会对自己强调：
家在湖南，也在香港。
它的出名可能是因为《沁园春·长沙》，但我觉得或许更要归功于课本上的“反复朗读并背诵”。不喜欢语文的学生，会因这强制性要求而产生一丝厌烦。但让我感到头疼的并非背书，而是——这条江实实在在地横在那里，把我成长的地方分成两边，要我不停奔走、疲于来回。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又三年河东，又三年河西。印象里，总在不停地换地方：搬家、转学、升学，每次都要告别旧环境，认识新的人，每次都觉得是世界的变换——当然，只是小城里的徘徊罢了，为何描述得如此夸张？其实并不夸张，对那时矮小的我来说，湘江像银河那样宽，像冥河那样深，隔开了牛郎织女，划分了阴阳两界。
我没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住过三年以上，也因此，跨过深圳河的时候，虽然带着初来乍到的兴奋，但心里总很不安：四年之后或许就会离开。结果出乎意料——还有几个月，就在香港住满五年了。
报章喜欢把人们归类，以笼统的称号指代一类人。十几年前，人们发明了“北漂”、“上漂”两个词，用以指代在北京、上海闯荡的人们。自然地，往香港就学、发展就是“港漂—了。几年前又概括说，赴港求学、定居的人，应该叫“新香港人”。
我自知自己不太能算“新香港人”，同时也绝不承认自己是“港漂”。说起来，可能还是因为迁移得太频繁了，打心底里厌恶“漂”这个字。再加上用“港漂”一个词围住自己，围成一个圈，身心看似有了依靠，便心安理得了，便不再想出去。
但不是“港漂”，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己解答得很模糊。我只知道自己似乎很不愿意离开这里，但实际上在这里并不尽能自由——始终得考虑签证、逗留的问题。
一次跟香港朋友喝酒，说我想留港，他表示不解“为什么留在这里啊？香港完全没希望啦，快点走啦。呐，我都想移民。”我不知道回应什么好，就借网语自嘲：“贫贱不能移。”对面愣了一下，叹气说：“其实做香港人好辛苦，天天上班，夜夜加班，我都贫贱，要钱结婚、供楼，都不知几时可以上到车牌。”
最初选择留港工作的同学们，有的已经离开，有的还在奋斗，有时和大家吃饭聊天时，总会看到大家眼中的迷茫。“身世浮沉雨打萍”。少了归属，便会有言说不尽的疏离感。
香港哪里好？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很贵；反水货；路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黑着面孔，仿佛很冷漠；利益至上；等等。在这里快五年，这些我体会得很深。
香港或许没什么好。可是城市是无辜的，制造气氛的始终是人。大家都觉得没希望的时候，它才真正没希望了。大家都看不到出路，都想着逃离时，急躁和绝望的雾气才笼罩在维港上。
不考虑压力的时候，香港实在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地方：
我喜欢中文大学。春天的中大，开满了羊蹄甲和杜鹃花。有阳光的时候，青草味道和花香弥漫在空气中。清晨的吐露港，中午的天人合一，傍晚的小白腰雨燕。
我喜欢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哪间图书馆都有全套的金庸。不花一分钱，可以坐一天。上班日子去，里面坐满了阿公阿嫲。傍晚和周末，中小学生在里面做功课。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窗外可以看到维港，常常有冲浪的风帆。货轮从码头起航时鸣笛，竟可以持续5秒，声音大得很，会把我从梦里吵醒。
我喜欢香港的街道，尤其是红磡的街道，到处都是餐馆，可以尽情饕餮一番。黄埔街上有一家二手漫画书店，里面的收藏比我在内地看到的任何一家漫画书店都全。宝其利街上的一段，尽是五金铺和药铺，街尾和船澳街的交界处，有一家小土地庙，香火很旺，全然不顾熏着了旁边的奔驰店。
我喜欢之前的房东。他有两间餐铺，一层唐楼，还亲自在案头切烧味。
我喜欢在百佳买东西。有一次买了很多，后面素不相识的大妈递给我一张优惠券。
我喜欢常去的一家茶餐厅，下午人少的时候，我就和老板娘吹水，一边吐槽人工低、地产霸权，一边聊香港的鬼天气，有时还互相祝对方赚多点。每次点餐，她都会关照我一些。
我喜欢我的香港朋友。一天晚上，和一位朋友在么地道公园的广场席地而坐，不理来往人群，对着酒店、维港和月亮，畅聊人生和理想。
我喜欢在这里散步。有时去志莲净苑，有时去宋皇台公园；最方便的是红磡的海滨长廊；最喜欢的，还是下楼去码头坐船，坐到北角转叮叮车，往港岛西方向，在中环下车，搭天星小轮回尖沙咀，穿过星光大道、海滨长廊回红磡，大约三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就是散步，观察来往的人。
我喜欢这里的很多东西。这里的高楼面对着海，海很蓝，天也很蓝，鹰在城市上空盘旋。
从中文大学望向八仙岭，从马鞍山望向吐露港，从红磡望向旧启德机场，从黄大仙望向狮子山，从尖沙咀望向港岛，从山顶望向中环、维港、尖沙咀、避风塘，目之所及，都是香港，不必考虑它是东方之珠、金融中心，还是国际都会、商贸港口。
说到底，我只是喜欢安定罢了，也喜欢安定生活中的一些探索和挑战。而这里的角落足够多，值得深入探索一番，所以我挺喜欢这个地方，便不想学王粲那样登楼吟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当年辜鸿铭写《春秋大义》，盛赞中国文化的美好。他出生在马来西亚，10岁就去了欧洲接受西式教育。他赞美中国传统，只是在构建他自己心中的“中国”，强化自己的国族认同罢了。而我所看到的，或许也只是自己想看的“香港”。但我仍是不想把“港漂”的标签打在自己身上，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对这个地方保持警惕。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里昂死时对史丹菲尔德说：我想要快乐，想睡在床上，想有个家。在一个地方有了牵挂，当牵挂足够多时，便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依恋。但安逸并不会长久，始终要从安逸中抽身的。在那之前，我想先稳定下来——这一点，当我始终坚持带着我那株盆栽植物和一大堆书搬来搬去时，可能已经不言而喻了。
所以，尽管知道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为了这转瞬的安定，我也总会对自己强调：
家在湖南，也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