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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作者以自己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经历，阐述了从读书、教书、编书到写书，并进行外语教育研究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程。文章大体分为五个部分：幼年学习基础，青年教学实践，编书面向全国，改革开放创新，老年与时俱进。作者奋进的一生体现了教育能将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道理。
【关键词】扎实基础；实践探索；中外合作；勤奋学习；与时俱进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小时候我是个爱学习的乖乖女，练过书法，读过线装本经典小说《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画过古装人物图像，但没有上过私塾，因此无缘国学，缺了一课。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50年，我的英语老师语音语调纯正，音质优美，使我初次领略到英语的魅力。那时的课本是林汉达的《初级中学校用标准英语读本》。现在回想起来方知，那时，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中学的英语师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可惜后来英语转俄语，俄语转英语，弄得英语、俄语师资水平都下降了。
初中英语的教学目标对能力的要求很低，重點是词汇和句型。我当时并没感到丝毫压力，只要临考前背单词准能得高分。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大重视外语，又没有名目繁多的考试，虽然有课程标准，但并未严格要求贯彻。1954至1956年，全国初中停设外语课。1953年，我上了高中以后改学俄语。我的老师是留在中国的俄裔，他用的是苏联原版教科书，上课仅用俄语教授。到了考试时，他就叫我这个俄语课代表帮他在黑板上抄汉译俄的题目。经过高中的学习，我的俄语语音和语法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可惜我上大学后丢下了俄语，而那时我又成了英语的“白丁”，得从ABC学起。
我上高中的3年正值全国上下“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的火热时期。我穿着苏联花布做的衣裳，手中握着苏联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教师，梦想着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临近毕业，我同十几位同学被学校推荐报考国家机要院校——全部是国家重点院校。这本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我却感到有几分遗憾，因为这里面既没有师范院校，又没有语文专业，唯一提供文科专业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外），于是我选择了到北外学习英语，准备上外交战线工作。未曾想，4年后我留校在英语系任教，圆了教书梦。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从大学踏入中小学课堂，而后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至今[1]。
1956年夏，我进入北外。当时的北外，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比北京俄语学院（即北外东院）显得寒碜多了。然而，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却集中了全国外语界的精英，有许国璋、王佐良、周钰良及英籍专家大卫·柯鲁克等。我有幸受教于陈琳、杨树勋、邓炎昌等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北外素以培养翻译人才、重视外语口语教学著称。大一时对语音、语法等基本功的要求很严，语音课整整花了8个星期。我们每个学生上课必须带小镜子，看着黑板上老师画的音素发音图，听老师讲音素的发音部位，自己对着镜子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操练 “口腔体操”。我们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自受方言影响，英语发音多有谬误。起初我分不清/l/与/n/、 /n/与/η/，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不仅掌握了英语中l、n、in、ing等的发音，还纠正了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直到今天，我回忆起当年北外老师的严格教诲，心中仍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大一和大二学的是基础英语，这的确为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开始应以英国文学为主。但是，1957年以后，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我们的老师利用《英语周报》等材料自编教材，在政治活动和劳动的间隙给我们上课。大卫·柯鲁克强调，英语是一种技能，要真正掌握英语需大量地实践，正像一个人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习。教口语的邓炎昌等老师结合实际编了口语会话材料。那时的我虽然文学作品读得不多，但接触了不少政治和劳动生产方面的词汇。回忆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遗憾的是我学得太少，词汇量不足，难以自由表达。
1960年，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调了十几名学生任教，我是其中之一。我提前一年结束了学业，虽然为能实现自己当教师的夙愿高兴，但毕竟少学了一年，自感“先天不足”，在教学中缺乏信心。所幸英语系倡导“老带新”，我的指导老师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张道真和周献桃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努力站稳讲台，而且还学习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视听法和听说法，通过句型训练加强实践，提高学生口头、笔头运用语言的能力。
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北外附校）任教。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高校，我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对于组织的调动我是绝对服从的。1961至1977年，我在北外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教过，而且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组长。我们那时年纪轻，志气高，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探索多快好省的教学路子。尽管我们在高中使用人教社十年制课本教学时利用精读课狠抓语音、书法和语法，但我们发现学生的语言输入量不够，其潜力难以发挥。于是，我们采取了精泛结合的教学，用简易读物做教材，取得显著效果。不久，我们自编了精读课的教材，要求高于普通中学。在小学阶段，我们曾试验用故事法教英语，把小人书译成英语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中外教师组成搭档教学。中美建交后，我们得到进口教材《英语900句》，就结合实际编写了教材进行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水平。为了解决学生英语学习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与同年级的教师决定进行分层教学。我把那些学习“无望”的学生集中起来，用快速补课的办法提高他们的英语技能，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信心，后来他们绝大多数成了外语界的有用之才。即使是在带领学生下乡劳动时，我们也在田间地头教有关农业生产的英语会话；在强调教学与实践结合时，我们领着学生去动物园、颐和园练习用英语描述所见所闻。 北外附校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重视开展课外活动，如教学生唱英语歌、搞书法竞赛、演话剧等。学校组织过大型英语晚会，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长征组歌》英语演唱会。学生兴趣极浓，课间围着录音机边听边练习诗歌朗诵和吟唱，这使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很大的改进。每次演出都会给师生留下难忘记忆，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和人文素养都起着促进作用。
北外附校对教师一向要求很严格，备课必须写教案，许国璋教授还亲自抽查教案。教研活动订有计划，校内外听课交流活动频繁。而且，每周专设教师进修时间，由外教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并答疑。尽管如此，我仍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大学时期涉学不深，北外附校工作繁忙，进修时间不够，教学范围窄，难以提高。我一直把这些进修措施看作“先天不足后天补缺”，思想上重视，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过，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在“文革”后期，我发奋读书，从简易的原著《西行漫记》到经典名著《简·爱》《巴黎圣母院》，一气读了几十本，读书读到废寝忘食，甚至如痴如醉。同时，我收集了许多名人演讲和名著的錄音反复听，还收听英语广播节目，精彩的演讲和配音朗诵常使我激动。通过这种自主的听读，我吸收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英语，不知不觉感到“耳聪目明”，用英语思维多了，口语表达也顺畅多了。
“文革”结束后，教育事业如禾苗久旱逢甘雨，恢复了生机。1977年秋，教育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编写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向全国供应新编中小学各科教材，取代“文革”期间各地编制的质量较粗糙的教材。我被教育部借调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从此，我步入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研制和改革的新天地，由一个教书匠变成了编书匠，由面向一所学校转为面向全国。
编书与教书一样，也是一项光荣而又艰辛的事业。回顾过去40多年的编书历程，我深感自己是个幸运儿，赶上了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在改革开放“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年代，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辈指引下，扎扎实实地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及教师培训等工作，与我的同事一道编写课本，印数达亿万册之多，使用人数可谓世界之最。1968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都读过我们编的英语课本。
从1977年到1980年，统编版教材的编写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由于任务紧迫，中小学各科教材的编者200余人集中住宿。英语编写组14位教师在唐钧老师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教师劲头十足，似乎想把积蓄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才好。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2]。依据大纲的精神，我们又编写了小学三至五年级英语课本（试用）六册、初中英语课本（试用本）六册和高中英语课本三册。所有的课本都配有教学参考书，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那期间，大家集中吃住，两三个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每晚挑灯夜战，人人全力以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毫无名利之心，只想着努力做到“课前到书”，落实“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使用新教材”的要求。也就是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确立了 “为国、为民编书”的思想。教科书编写本身就有很强的政策性，我们当时都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后来，上述初高中英语教材又经过修订，可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期最长、使用面最广的英语教材了。这套英语教材稳定了教学秩序，逐步提高了我国基础英语教学质量，不仅教育了亿万学生，也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教研人员，外语课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
在1986年以前，我国的外语教科书完全靠自己编写。教育部直接领导统编教材工作，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特别批准调拨10万美元，从国外购买资料，其中有相当可观的英语教科书。由于当时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我们从国内外大量的资源中挑选素材自编低年级课文，高年级课文则多为根据原文删减、改编而成。这套中学课本里不乏国外经典作品，改编后的课文由北外教授邓炎昌、大卫·柯鲁克、丁往道等把关，保证了语言质量。
1981年1月至8月，我参加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派出的第一个编辑考察组（共六人），应英国出版商协会邀请赴英考察出版业。我在英国朗文出版公司总部实习，了解了该公司各类教科书、工具书及音像制品等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参观了学校，考察了英国的教育。海外教育的开放性、多元化和竞争性使我大开眼界。英国的教育出版公司，如朗文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有庞大的国际市场，他们的作者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编写英语教科书，教科书采取现代教学方法，语言地道，内容新颖，设计、装帧都很有特色。那时，我就萌发了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的思想。
从英国回来后的几年，我常被派出国作为政府的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仅邀请能使用英语的代表参加）。我虽然每次都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心里暗自为祖国缺少外语人才感到羞愧。当时，我国的外语水平太低，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十分不相称。为了改变外语教学和教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我向领导呼吁：人教社的外语编辑同时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像大学教师一样出国进修，提高外语专业能力和外语教学理论水平。老社长叶立群远见卓识，十分重视我的建议。1985年1月，我通过考试，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应用语言学。这以后，我的同事也陆续出国进修学习。
在悉尼大学，我有机会聆听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的功能语法课。更为宝贵的是，我阅读了许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语言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思考中国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对比国内外英语课程和教材。我研读了有关课程的书籍，特意把我国香港地区的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要点译成汉语。1986年1月，我如期返回北京，撰写了《香港的英语教学改革》《中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等文章，表达我渴望结合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吸收现代语言教学方法（功能法）的优点，探索改革中学英语教材的路子的思想。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读了我草拟的《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后，热情支持我这个后生的想法，并亲笔修改了文章，最后与我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1985至1986年，在国家教委领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15个省市的教研部门合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学英语教学状况的调查。通过对初三、高三学生与教师的调査，得到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偏低、能力较差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令我们深感不安。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教委启动了义务教育初中各科教学大纲制订的工作。我参与了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工作。我们认真总结了我国以往中学英语课程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借鉴了外国课程研究资料，特别吸取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例如，1988年的初中英语教学大纲中的功能意念项目表（即以后的《日常交际用语》）的编写，参考了《入门阶段标准》（范埃克）和《意念大纲》（威尔金斯），对这一轮课程改革产生较大的影响。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教学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强调了用语言做事的交际功能。大纲规定：“英语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因此，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做语言形式的练习，要使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相联系，要使语言形式与学生实际相联系，使言语技能发展成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学大纲为教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外合作编写教材带来了机遇。1987年，人教社通过国家教委、外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申请中外合作编制初中英语教材的资助金。由于该项目意义重大，受益面广（4000多万初中在校生，数十万英语教师），受到了包括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各方支持。项目批准后，通过国际招标，我与叶立群社长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评标书，确定英国朗文出版公司为人教社合作伙伴。1988年10月末，我们请了英方高级顾问亚历山大先生和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来华。亚历山大在人教社作了题为“20世纪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的演讲。他的这篇讲话拉开了中英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Junior English for China）的序幕。从此，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途径编写的教材占据了我国 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教材的主导地位。
当时，对于我国应如何编写新教材这个问题，我在《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对现行中学英语教材的优点和问题做了分析，并列举了改革中学英语教材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如学习与应用、知识与能力、形式和意念等问题。文章重申了张志公先生一贯的主张，即“多搞点科学分析，少来点主观随意性；多搞点唯物辩证法，少来点极端化、绝对化；多讲求实效，少来点形式主义”。我们根据大纲的精神编写教材，对过去采用的结构法既批判也不全盘否定，对功能法虽肯定却不全盘照抄。我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研究与实验》一文中阐明了观点：“功能法能够抓住语言的本质职能，体现语言的发展规律，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研究和探讨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改革时，应当参考功能法。但是，在借鉴他人的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已有的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功能法。”我们决心“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引进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继承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教材编写中大胆改革。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感。不过，我的思想是明确的，即合作本着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的精神，又坚持改革创新和继承发扬相结合的原则，因此这次合作获得了成功。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守这个原则。例如，初中第一册起始部分的编写几经周折，主要是因为外国作者不了解情况，把握不好难易程度，我们坚持让英方三次推翻方案，才初步定稿。我记得，我们与英方高级顾问对字母和音标教学的看法有分歧，英方不理解为何要先教字母，也不明白中国学生为何要学国际音标。于是，我们带英方作者等一行去四川成都的一所中学听课，并与教师座谈。通过实际的调査，他们懂得了中国人学英语发音的困难，知道了国际音标的作用。教材中语音教学材料是中方人员编写的，以后英方对此部分从未有异议。英方作者很讲诚信，他们尊重我国的教学大纲的规定，特别是“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这一条，遇到他们所写的课文不利于青少年思想教育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经提出即坚决修改。
1990年秋，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部分地区试验，1993年全国推广使用，引起了很大反响。随着教学观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方法也有所改变。第一，教学从语言的实际意义出发，而不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通过比较真实的语境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结合学生生活编入了连续性故事（比如李雷、韩梅梅等人物的故事），而不是过多地做枯燥的、脱离实际的句型操练；要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开展大量的听、说实践活动，而不致过多依赖阅读，即“目治”；要求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尽量使用英语，必要时才使用母语。第二，改变沉闷的、封闭式的课堂教学，抛弃 “注入式”，采用“启发式”，实现生动活泼的开放式课堂教学。第三，教材把以结构为主的直线式编排体系改变为循环式编排体系，把类似的话题安排在几个不同的教学阶段中，语言由简到繁，逐步加深，这样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复现率。第四，改變教师“一言堂”、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形成师生“群言堂”，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教师不再是单纯地扮演讲授者角色，而是需要随着教学活动的变化变换角色——示范表演者、组织者、指挥、监督者、帮手等，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根据新高中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又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了高中英语教材项目的基金。尽管审核的步骤和程序十分烦琐而且严格，但我们的申请又一次获得通过。 1992年开始，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继续合作3年。中英合编的高中英语教材（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于1993年在部分地区试验，1996年在全国投入使用。这套教材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话题、结构和交际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査，我们了解到高中学生的兴趣和要求，确定了 16个话题范围。第二，教科书内容主要反映了现代社会，体现了中外文化，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教材生动地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社会的弊病，或是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粹，都可以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有助于他们鉴别良莠，培养良好的思想情感，提高文化素养。 中英合编的英语教材在教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许多教师刚开始接触教材时感到不理解、困惑，经过多次培训和实践才逐渐接受。到了 1996年，教师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比较完整、设计合理、编排科学、比较理想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它为中学英语教材的编写闯出了一条新路。”[3]当时有不少人说，这套教材在中学英语界引发了一场革命，特别是使学生的听说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却认为该教材的英方主编格兰特所说的“发展”（revolution without “r”）更为确切。中学英语教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个进步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
1993至2000年，我有幸担任第四、第五届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会）理事长。学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开展了活动：研究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各种实践问题；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交流外语教学和教研工作经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向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反映中小学外语教改情况，并提出建议；搞好学会自身建设。由于学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直接参与了教育部所领导的外语教学大纲（课程方案）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和审订，以及教师培训、评价课题的研究等，使学会始终处于外语学科改革的前沿。学会一直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路子为使命，有力地带领全国中小学外语教研人员开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克服了经验不足、经费短缺的困难，组织了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年会、国际研讨会、论文评比等；组织交流外语教学和教研工作经验的活动，如教研工作研讨会、优质课评比、优秀教师评比；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配合教育部积极开展工作，如参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和“跨世纪园丁工程”，协助教育部筹办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对小学外语开设情况进行调查，每年汇报全国外国语学校教学情况等。学会扎扎实实做了许多工作，使得中小学外语教育领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世纪之交，我虽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除了编书，我仍然不时地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教师培训、听课、评课等活动。 2002年以后，我卸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更加集中精力于教材和研究工作。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有较深的体会，从不敢有丝毫骄矜之感，也不敢懈怠。我常说，有的人靠灵气，而我靠的是“苦力”，也可说是勤奋。我在《浅议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一文中所提出的标准是我编写教材的理想境界，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完美境界。我很清楚，完美永远在前方，任你追求，都难以达到。况且，我自知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如不坚持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我每天读书、看英语报纸、听英语广播。为了继续补“先天不足”，老年还在补读国学。“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人生哲学，我这一辈子能够为教育做点事，就是因为坚持学习，使自己能与时俱进。我的人生印证了“教育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的道理。
编书40余年，人们说我 “硕果累累”，年轻人见到我时爱说“我们是读您的书长大的”，我的应答是“但愿我的书没耽误你”。当我听到有些大学生抱怨中学时英语学得苦，看到一些人因外语难而初中就辍学，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如今有了多种教材，人教社教材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不像以往那么大了，但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小。我审查别人的教材，可更多的是自己的教材被审查，每到教材送审或发排前进行编校时，真有如履薄冰之感，唯恐漏掉错误。即使编出了受人赞扬的教材，那也不可能 “长寿”。我是幸运的，我参与编写的英语教材使用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了。一套教材的生命力仅几年或十几年，世上没有不朽的教科书，若能有几篇长久使用而成为经典课文，编者就很知足了。
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几经周折，但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在校学习外语的学生近2亿，社会各界对外语的重视程度之高史无前例，学生的外语水平迅速提高。然而，由于底子薄，我国外语总体水平还不够高，外语教育需要深化改革。改革涉及课程、教材、教法、评价、师资、教学技术、教研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愿重申我在《试论我国基础外语教学现代化》一文中的预言：到21世纪中叶，我國基础外语教育将真正实现现代化。
长江后浪推前浪，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我愿借后浪的推力，以前辈们为榜样，继续学习，潜心研究，并抓紧时间回顾和反思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进行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评价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给后来人继续研究铺垫一块基石。
参考文献：
[1] 刘道义.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国语卷（英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英语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关键词】扎实基础；实践探索；中外合作；勤奋学习；与时俱进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小时候我是个爱学习的乖乖女，练过书法，读过线装本经典小说《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画过古装人物图像，但没有上过私塾，因此无缘国学，缺了一课。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50年，我的英语老师语音语调纯正，音质优美，使我初次领略到英语的魅力。那时的课本是林汉达的《初级中学校用标准英语读本》。现在回想起来方知，那时，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中学的英语师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可惜后来英语转俄语，俄语转英语，弄得英语、俄语师资水平都下降了。
初中英语的教学目标对能力的要求很低，重點是词汇和句型。我当时并没感到丝毫压力，只要临考前背单词准能得高分。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大重视外语，又没有名目繁多的考试，虽然有课程标准，但并未严格要求贯彻。1954至1956年，全国初中停设外语课。1953年，我上了高中以后改学俄语。我的老师是留在中国的俄裔，他用的是苏联原版教科书，上课仅用俄语教授。到了考试时，他就叫我这个俄语课代表帮他在黑板上抄汉译俄的题目。经过高中的学习，我的俄语语音和语法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可惜我上大学后丢下了俄语，而那时我又成了英语的“白丁”，得从ABC学起。
我上高中的3年正值全国上下“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的火热时期。我穿着苏联花布做的衣裳，手中握着苏联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教师，梦想着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没想到临近毕业，我同十几位同学被学校推荐报考国家机要院校——全部是国家重点院校。这本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我却感到有几分遗憾，因为这里面既没有师范院校，又没有语文专业，唯一提供文科专业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外），于是我选择了到北外学习英语，准备上外交战线工作。未曾想，4年后我留校在英语系任教，圆了教书梦。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从大学踏入中小学课堂，而后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至今[1]。
1956年夏，我进入北外。当时的北外，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比北京俄语学院（即北外东院）显得寒碜多了。然而，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却集中了全国外语界的精英，有许国璋、王佐良、周钰良及英籍专家大卫·柯鲁克等。我有幸受教于陈琳、杨树勋、邓炎昌等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北外素以培养翻译人才、重视外语口语教学著称。大一时对语音、语法等基本功的要求很严，语音课整整花了8个星期。我们每个学生上课必须带小镜子，看着黑板上老师画的音素发音图，听老师讲音素的发音部位，自己对着镜子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操练 “口腔体操”。我们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自受方言影响，英语发音多有谬误。起初我分不清/l/与/n/、 /n/与/η/，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不仅掌握了英语中l、n、in、ing等的发音，还纠正了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直到今天，我回忆起当年北外老师的严格教诲，心中仍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大一和大二学的是基础英语，这的确为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开始应以英国文学为主。但是，1957年以后，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我们的老师利用《英语周报》等材料自编教材，在政治活动和劳动的间隙给我们上课。大卫·柯鲁克强调，英语是一种技能，要真正掌握英语需大量地实践，正像一个人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习。教口语的邓炎昌等老师结合实际编了口语会话材料。那时的我虽然文学作品读得不多，但接触了不少政治和劳动生产方面的词汇。回忆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遗憾的是我学得太少，词汇量不足，难以自由表达。
1960年，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调了十几名学生任教，我是其中之一。我提前一年结束了学业，虽然为能实现自己当教师的夙愿高兴，但毕竟少学了一年，自感“先天不足”，在教学中缺乏信心。所幸英语系倡导“老带新”，我的指导老师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张道真和周献桃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努力站稳讲台，而且还学习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视听法和听说法，通过句型训练加强实践，提高学生口头、笔头运用语言的能力。
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北外附校）任教。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高校，我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对于组织的调动我是绝对服从的。1961至1977年，我在北外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教过，而且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组长。我们那时年纪轻，志气高，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探索多快好省的教学路子。尽管我们在高中使用人教社十年制课本教学时利用精读课狠抓语音、书法和语法，但我们发现学生的语言输入量不够，其潜力难以发挥。于是，我们采取了精泛结合的教学，用简易读物做教材，取得显著效果。不久，我们自编了精读课的教材，要求高于普通中学。在小学阶段，我们曾试验用故事法教英语，把小人书译成英语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中外教师组成搭档教学。中美建交后，我们得到进口教材《英语900句》，就结合实际编写了教材进行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水平。为了解决学生英语学习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与同年级的教师决定进行分层教学。我把那些学习“无望”的学生集中起来，用快速补课的办法提高他们的英语技能，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信心，后来他们绝大多数成了外语界的有用之才。即使是在带领学生下乡劳动时，我们也在田间地头教有关农业生产的英语会话；在强调教学与实践结合时，我们领着学生去动物园、颐和园练习用英语描述所见所闻。 北外附校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重视开展课外活动，如教学生唱英语歌、搞书法竞赛、演话剧等。学校组织过大型英语晚会，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长征组歌》英语演唱会。学生兴趣极浓，课间围着录音机边听边练习诗歌朗诵和吟唱，这使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很大的改进。每次演出都会给师生留下难忘记忆，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和人文素养都起着促进作用。
北外附校对教师一向要求很严格，备课必须写教案，许国璋教授还亲自抽查教案。教研活动订有计划，校内外听课交流活动频繁。而且，每周专设教师进修时间，由外教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并答疑。尽管如此，我仍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大学时期涉学不深，北外附校工作繁忙，进修时间不够，教学范围窄，难以提高。我一直把这些进修措施看作“先天不足后天补缺”，思想上重视，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过，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在“文革”后期，我发奋读书，从简易的原著《西行漫记》到经典名著《简·爱》《巴黎圣母院》，一气读了几十本，读书读到废寝忘食，甚至如痴如醉。同时，我收集了许多名人演讲和名著的錄音反复听，还收听英语广播节目，精彩的演讲和配音朗诵常使我激动。通过这种自主的听读，我吸收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英语，不知不觉感到“耳聪目明”，用英语思维多了，口语表达也顺畅多了。
“文革”结束后，教育事业如禾苗久旱逢甘雨，恢复了生机。1977年秋，教育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编写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向全国供应新编中小学各科教材，取代“文革”期间各地编制的质量较粗糙的教材。我被教育部借调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从此，我步入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研制和改革的新天地，由一个教书匠变成了编书匠，由面向一所学校转为面向全国。
编书与教书一样，也是一项光荣而又艰辛的事业。回顾过去40多年的编书历程，我深感自己是个幸运儿，赶上了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在改革开放“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年代，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辈指引下，扎扎实实地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及教师培训等工作，与我的同事一道编写课本，印数达亿万册之多，使用人数可谓世界之最。1968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都读过我们编的英语课本。
从1977年到1980年，统编版教材的编写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由于任务紧迫，中小学各科教材的编者200余人集中住宿。英语编写组14位教师在唐钧老师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教师劲头十足，似乎想把积蓄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才好。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2]。依据大纲的精神，我们又编写了小学三至五年级英语课本（试用）六册、初中英语课本（试用本）六册和高中英语课本三册。所有的课本都配有教学参考书，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那期间，大家集中吃住，两三个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每晚挑灯夜战，人人全力以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毫无名利之心，只想着努力做到“课前到书”，落实“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使用新教材”的要求。也就是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确立了 “为国、为民编书”的思想。教科书编写本身就有很强的政策性，我们当时都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后来，上述初高中英语教材又经过修订，可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期最长、使用面最广的英语教材了。这套英语教材稳定了教学秩序，逐步提高了我国基础英语教学质量，不仅教育了亿万学生，也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教研人员，外语课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
在1986年以前，我国的外语教科书完全靠自己编写。教育部直接领导统编教材工作，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特别批准调拨10万美元，从国外购买资料，其中有相当可观的英语教科书。由于当时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我们从国内外大量的资源中挑选素材自编低年级课文，高年级课文则多为根据原文删减、改编而成。这套中学课本里不乏国外经典作品，改编后的课文由北外教授邓炎昌、大卫·柯鲁克、丁往道等把关，保证了语言质量。
1981年1月至8月，我参加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派出的第一个编辑考察组（共六人），应英国出版商协会邀请赴英考察出版业。我在英国朗文出版公司总部实习，了解了该公司各类教科书、工具书及音像制品等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参观了学校，考察了英国的教育。海外教育的开放性、多元化和竞争性使我大开眼界。英国的教育出版公司，如朗文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有庞大的国际市场，他们的作者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编写英语教科书，教科书采取现代教学方法，语言地道，内容新颖，设计、装帧都很有特色。那时，我就萌发了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的思想。
从英国回来后的几年，我常被派出国作为政府的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仅邀请能使用英语的代表参加）。我虽然每次都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心里暗自为祖国缺少外语人才感到羞愧。当时，我国的外语水平太低，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十分不相称。为了改变外语教学和教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我向领导呼吁：人教社的外语编辑同时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像大学教师一样出国进修，提高外语专业能力和外语教学理论水平。老社长叶立群远见卓识，十分重视我的建议。1985年1月，我通过考试，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应用语言学。这以后，我的同事也陆续出国进修学习。
在悉尼大学，我有机会聆听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的功能语法课。更为宝贵的是，我阅读了许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语言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思考中国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对比国内外英语课程和教材。我研读了有关课程的书籍，特意把我国香港地区的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要点译成汉语。1986年1月，我如期返回北京，撰写了《香港的英语教学改革》《中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等文章，表达我渴望结合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吸收现代语言教学方法（功能法）的优点，探索改革中学英语教材的路子的思想。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读了我草拟的《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后，热情支持我这个后生的想法，并亲笔修改了文章，最后与我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1985至1986年，在国家教委领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15个省市的教研部门合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学英语教学状况的调查。通过对初三、高三学生与教师的调査，得到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偏低、能力较差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令我们深感不安。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教委启动了义务教育初中各科教学大纲制订的工作。我参与了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工作。我们认真总结了我国以往中学英语课程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借鉴了外国课程研究资料，特别吸取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例如，1988年的初中英语教学大纲中的功能意念项目表（即以后的《日常交际用语》）的编写，参考了《入门阶段标准》（范埃克）和《意念大纲》（威尔金斯），对这一轮课程改革产生较大的影响。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教学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强调了用语言做事的交际功能。大纲规定：“英语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因此，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做语言形式的练习，要使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相联系，要使语言形式与学生实际相联系，使言语技能发展成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学大纲为教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外合作编写教材带来了机遇。1987年，人教社通过国家教委、外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申请中外合作编制初中英语教材的资助金。由于该项目意义重大，受益面广（4000多万初中在校生，数十万英语教师），受到了包括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各方支持。项目批准后，通过国际招标，我与叶立群社长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评标书，确定英国朗文出版公司为人教社合作伙伴。1988年10月末，我们请了英方高级顾问亚历山大先生和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来华。亚历山大在人教社作了题为“20世纪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的演讲。他的这篇讲话拉开了中英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Junior English for China）的序幕。从此，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途径编写的教材占据了我国 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教材的主导地位。
当时，对于我国应如何编写新教材这个问题，我在《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对现行中学英语教材的优点和问题做了分析，并列举了改革中学英语教材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如学习与应用、知识与能力、形式和意念等问题。文章重申了张志公先生一贯的主张，即“多搞点科学分析，少来点主观随意性；多搞点唯物辩证法，少来点极端化、绝对化；多讲求实效，少来点形式主义”。我们根据大纲的精神编写教材，对过去采用的结构法既批判也不全盘否定，对功能法虽肯定却不全盘照抄。我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研究与实验》一文中阐明了观点：“功能法能够抓住语言的本质职能，体现语言的发展规律，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研究和探讨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改革时，应当参考功能法。但是，在借鉴他人的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已有的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功能法。”我们决心“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引进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继承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教材编写中大胆改革。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感。不过，我的思想是明确的，即合作本着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的精神，又坚持改革创新和继承发扬相结合的原则，因此这次合作获得了成功。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守这个原则。例如，初中第一册起始部分的编写几经周折，主要是因为外国作者不了解情况，把握不好难易程度，我们坚持让英方三次推翻方案，才初步定稿。我记得，我们与英方高级顾问对字母和音标教学的看法有分歧，英方不理解为何要先教字母，也不明白中国学生为何要学国际音标。于是，我们带英方作者等一行去四川成都的一所中学听课，并与教师座谈。通过实际的调査，他们懂得了中国人学英语发音的困难，知道了国际音标的作用。教材中语音教学材料是中方人员编写的，以后英方对此部分从未有异议。英方作者很讲诚信，他们尊重我国的教学大纲的规定，特别是“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这一条，遇到他们所写的课文不利于青少年思想教育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经提出即坚决修改。
1990年秋，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部分地区试验，1993年全国推广使用，引起了很大反响。随着教学观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方法也有所改变。第一，教学从语言的实际意义出发，而不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通过比较真实的语境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结合学生生活编入了连续性故事（比如李雷、韩梅梅等人物的故事），而不是过多地做枯燥的、脱离实际的句型操练；要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开展大量的听、说实践活动，而不致过多依赖阅读，即“目治”；要求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尽量使用英语，必要时才使用母语。第二，改变沉闷的、封闭式的课堂教学，抛弃 “注入式”，采用“启发式”，实现生动活泼的开放式课堂教学。第三，教材把以结构为主的直线式编排体系改变为循环式编排体系，把类似的话题安排在几个不同的教学阶段中，语言由简到繁，逐步加深，这样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复现率。第四，改變教师“一言堂”、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形成师生“群言堂”，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教师不再是单纯地扮演讲授者角色，而是需要随着教学活动的变化变换角色——示范表演者、组织者、指挥、监督者、帮手等，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根据新高中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又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了高中英语教材项目的基金。尽管审核的步骤和程序十分烦琐而且严格，但我们的申请又一次获得通过。 1992年开始，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继续合作3年。中英合编的高中英语教材（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于1993年在部分地区试验，1996年在全国投入使用。这套教材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话题、结构和交际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査，我们了解到高中学生的兴趣和要求，确定了 16个话题范围。第二，教科书内容主要反映了现代社会，体现了中外文化，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教材生动地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社会的弊病，或是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粹，都可以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有助于他们鉴别良莠，培养良好的思想情感，提高文化素养。 中英合编的英语教材在教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许多教师刚开始接触教材时感到不理解、困惑，经过多次培训和实践才逐渐接受。到了 1996年，教师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比较完整、设计合理、编排科学、比较理想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它为中学英语教材的编写闯出了一条新路。”[3]当时有不少人说，这套教材在中学英语界引发了一场革命，特别是使学生的听说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我却认为该教材的英方主编格兰特所说的“发展”（revolution without “r”）更为确切。中学英语教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个进步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
1993至2000年，我有幸担任第四、第五届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会）理事长。学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开展了活动：研究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各种实践问题；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交流外语教学和教研工作经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向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反映中小学外语教改情况，并提出建议；搞好学会自身建设。由于学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直接参与了教育部所领导的外语教学大纲（课程方案）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和审订，以及教师培训、评价课题的研究等，使学会始终处于外语学科改革的前沿。学会一直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路子为使命，有力地带领全国中小学外语教研人员开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克服了经验不足、经费短缺的困难，组织了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年会、国际研讨会、论文评比等；组织交流外语教学和教研工作经验的活动，如教研工作研讨会、优质课评比、优秀教师评比；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配合教育部积极开展工作，如参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和“跨世纪园丁工程”，协助教育部筹办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对小学外语开设情况进行调查，每年汇报全国外国语学校教学情况等。学会扎扎实实做了许多工作，使得中小学外语教育领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世纪之交，我虽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除了编书，我仍然不时地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教师培训、听课、评课等活动。 2002年以后，我卸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更加集中精力于教材和研究工作。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有较深的体会，从不敢有丝毫骄矜之感，也不敢懈怠。我常说，有的人靠灵气，而我靠的是“苦力”，也可说是勤奋。我在《浅议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一文中所提出的标准是我编写教材的理想境界，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完美境界。我很清楚，完美永远在前方，任你追求，都难以达到。况且，我自知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如不坚持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我每天读书、看英语报纸、听英语广播。为了继续补“先天不足”，老年还在补读国学。“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人生哲学，我这一辈子能够为教育做点事，就是因为坚持学习，使自己能与时俱进。我的人生印证了“教育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的道理。
编书40余年，人们说我 “硕果累累”，年轻人见到我时爱说“我们是读您的书长大的”，我的应答是“但愿我的书没耽误你”。当我听到有些大学生抱怨中学时英语学得苦，看到一些人因外语难而初中就辍学，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如今有了多种教材，人教社教材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不像以往那么大了，但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小。我审查别人的教材，可更多的是自己的教材被审查，每到教材送审或发排前进行编校时，真有如履薄冰之感，唯恐漏掉错误。即使编出了受人赞扬的教材，那也不可能 “长寿”。我是幸运的，我参与编写的英语教材使用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了。一套教材的生命力仅几年或十几年，世上没有不朽的教科书，若能有几篇长久使用而成为经典课文，编者就很知足了。
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几经周折，但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在校学习外语的学生近2亿，社会各界对外语的重视程度之高史无前例，学生的外语水平迅速提高。然而，由于底子薄，我国外语总体水平还不够高，外语教育需要深化改革。改革涉及课程、教材、教法、评价、师资、教学技术、教研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愿重申我在《试论我国基础外语教学现代化》一文中的预言：到21世纪中叶，我國基础外语教育将真正实现现代化。
长江后浪推前浪，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我愿借后浪的推力，以前辈们为榜样，继续学习，潜心研究，并抓紧时间回顾和反思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进行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评价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给后来人继续研究铺垫一块基石。
参考文献：
[1] 刘道义.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国语卷（英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英语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