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似乎一直伴随着发问。
　　我们的好奇心无可救药。
　　作为电视主持人和记者，我以提问为生，并以提问为乐。一次次的提问，让我打开不同世界的大门，领略不同心灵里的风景。生活原本就是由问与答组成的，问他人一个问题，有可能换来一个让心灵震撼的答案。
　　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才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
　　关于慈善，他提出了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留出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他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模式。
　　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步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诚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和巴菲特与五十几位中国的企业慈善家聚首，讨论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
　　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往往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你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盖茨说：“如果你已经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
　　巴菲特也相信慈善要趁早，他要在生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给自己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运营。
　　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财产，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
　　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时，他笑著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
　　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除了两人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而巴菲特立马就从裤兜里掏出记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是：“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你们还得学着点！”
　　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
　　当年我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没有任何后台，甚至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却受到当时制片人和领导的无私帮助。我一直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真的没有私心，也一直感谢他们让我在事业起步期就站到一个很高的平台上。
　　当时的一位制片人，在若干年以后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都特别喜欢杨澜，都特别希望帮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当年我在参加主持人大赛的时候，有1000多人来应试，到最后一轮时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了。台领导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即兴演讲的题目，让我们在楼道里自己准备。此时，这位制片人刚巧路过，他发现尽管我们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这篇演讲稿，我却在辅导另外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竞争对手。当时我们要用中英文作一个小演讲，那个女孩不是英语专业的，所以有些词不明白，我就在帮她梳理，教她用英文如何表达。
　　说真的，如果不是他提起来，这件事我都不记得了。
　　他说杨澜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在这最后的竞争关头，还用这么有限的时间来辅导自己的竞争对手，他觉得很了不起，于是就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后来的几年，在我的职场道路上，一直有他和其他编导对我给予各种扶持，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小姑娘，我们应该帮她。
　　所以我常常觉得，即便是在最残酷的竞争里，下意识的大度或者善意，也能帮我们赢得无私的、长久的支持。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去斤斤计较，好像每一件事情上都占便宜了，但是最终却吃了大亏———这些事例在我2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屡见不鲜。
　　（宫泽惟摘自《华夏儿女》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