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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为官江西多年的吴文镕所遗留下来的《吴文节公遗集》一书当中，记载有大量的私盐个案，其中有不少属于盐枭走私案例，透过这些私盐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光年间发生在江西的盐枭走私个案，具有人数多、私盐贩卖量大、危害烈的特点。这一历史阶段盐枭走私之所以异常活跃，与当时各级盐务官弁、地方官员和缉私兵役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密切相关。
关键词：道光年间；私盐个案；盐枭走私；缉私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0)01—0038—06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在为数众多的私盐当中，又以以武装为后盾的盐枭走私(即枭私)最为猖獗，其危害也最为严重。在两淮各行盐口岸，江西是受“枭私”侵害颇为严重的一个区域。《吴文节公遗集》所记载的众多私盐个案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为官江西多年的吴文镕所遗留下来的该文集，记载有大量私盐个案，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年间，江西各县有案可查的私盐个案就多达三十多个，其中不少就属于盐枭走私个案。非常遗憾的是，吴氏只是在“公牍”中提到了这些个案，通常没有相关案情的详细说明，有的虽然有所阐述，但也多半是语焉不详。不过从其并不完整的描述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对当时发生在江西的盐枭走私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盐枭走私及其危害与特点
由于受食盐专卖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的食盐走私问题古来有之，但真正盛行则起于推行“划界行盐”体制的唐中叶，此后随着专卖体制的日趋完善，私盐问题也是日益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晚期传统社会(即清代)也并没有多大改观，相反，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在不同的盐区，私盐的危害程度还是有所差别的。在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十一大盐区当中0，长期以来，两淮算是受私盐困扰比较严重的盐区之一。尤其是清中叶，私盐危害尤为突出。而在两淮内部，各行盐口岸所受私盐侵害在不同历史时期则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如果就道光年间而言，淮南盐区的私盐问题相对而言要比淮北盐区的私盐问题严重得多；在淮南“扬子四岸”。当中，江西的私盐通常又要比湖南、湖北、安徽活跃得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就淮南、淮北而言，应该是由两者的运输成本差异造成的。由于淮南盐区远离产盐盐场，运输成本自然要高于淮北，因此，淮南盐区的盐价通常要比淮北高得多，无疑，这必然会给廉价的私盐提供某些机会；就淮南扬子四岸而言，受私盐侵害的程度之所以各不相同，则主要与四大行盐口岸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湖南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南部的广东；湖北的私盐主要来自于西部的四川；安徽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南部的浙江；而江西则是三面受敌，分别有东部的浙私、东南部的闽私和南部的粤私，三者对其形成包围之势。这种现象自清初以来就一直如此，直到20世纪初期清政府走向没落也并没有多大改观。在私盐异常活跃的道光年间，一些与邻盐相界的传统私盐活动区域，枭私问题更是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光二十四年，江西浮梁、德兴、乐平、金溪等与闽盐和浙盐相邻的县域，就曾发生过多起由盐枭走私引起的恶性事件，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四月，浮梁县东港卡员弁兵役巡获私盐，被段得明等持械拒抢。
五月，德兴县盐贩刘凤保等被押往饶州府审讯，行至乐平县上田嘴地方，被同匪徐高保、徐张龙等夺逃。徐高保等人，原系听从叶添富打差之人。这帮人无恶不作，既贩卖私盐，同时也抢夺商旅财物，沿河从事各种诈骗活动。徐犯等人的这些不法行径，不仅对乐平县一带的盐务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同时还使得“乐平一带几成商旅畏途”，严重影响了这一带的商业贸易往来。面对如此匪犯，地方政府原本应该严究缉拿，然而该县陈令， “不独不行拿办，且不详报，闽茸废弛”。
六月二十四日，乐平县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撞开卡所庙墙，将前几天缴获的私盐14车共计3000余斤全部抢回，并将庙内衣服也一并抢去，同时还将兵役及住在庙宇附近的人全部打成重伤。
八月，香屯卡巡丁汪贵被乐平县枭匪1000多人串通婺源人罗梁等人抢去，被挖瞎双眼，割断脚筋，打断左臂，并被抛弃于荒山之中。
十月二十二日，据江西金溪县许湾卡员弁琢淡等禀称： “该委员等督带兵役巡缉私盐。于十月十三日巡至金溪县所管之双塘岗市上，拿获私盐并盐贩三名，被该处盐贩周金书等，聚众千百余人，将人盐一并抢去，并将该千总等及兵役围困殴打。经该县陈令赶到，方得松围”。
这是就闽盐和浙盐而言，粤私的侵害同样也是猖獗无比。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个案一定不是道光二十四年发生在江西的盐枭走私案件的全部。但即便就上述个案而言，枭私的危害也是一目了然。盐枭不仅抢掠私盐，而且还打伤缉私官兵、扰乱社会秩序。此外，透过上述案件，我们至少可以窥探出道光年间发生在江西(饶州府和建昌府)的盐枭走私案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盐枭聚众贩私，人数众多。香屯卡巡丁汪贵被殴打一案以及许湾卡围困殴打千总一案，涉案枭匪都在一千人以上，其人数之多，实属罕见。面对如此庞大的盐枭队伍，难怪地方政府有苦难言。二是私盐贩卖量大。上述四个个案，除发生于六月二十四日的个案外，其他三个个案都没有提到贩卖私盐的具体数目，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些案件的恶劣程度和参与贩私的人数两个方面去考察，依然可以推断出，上述情况绝非普通平民百姓所为，也不可能是肩挑背负之小民小打小闹的贩私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盐枭走私案，其涉案私盐量肯定在成千上万斤以上。即使就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抢夺私盐案而言，其涉案私盐量也超过了三千斤，确非肩挑背负之小民所能办到。三是盐枭走私猖獗无比，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仅持械贩私，甚至还回抢私盐，抢夺盐犯，打伤巡丁兵役，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挖瞎双眼，割断脚筋，打断左臂”，盐枭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
二、枭私泛滥之原因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恶性事故，这一方面固然与清中叶由于吏治的腐败而导致官民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更是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长期姑息养奸的结果。正是这些手握权柄，对私盐的侵灌负有重要缉私职责的官兵们，由于长期以来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导致了私盐问题的愈演愈烈。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草率对待私盐案件，敷衍塞责、不认真稽查。
有关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上述行为，吴文镕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江西各厅、州、县，审办盐案往往不肯从实，非称各犯零卖，即称受雇挑驮，而于私盐来踪去跻，寄囤之窝户、积枭，概置不究。任令劣书依旧案抄袭描摹，仅就现犯颟顸一徒罪，朝配夕逃，不旋踵而仍为私 贩，遂至豪(毫)无忌惮。”道光末年，江西新建县曾发生一起船户捏报淹消并盗卖官盐的案件，据新建县禀报：“据该县腾用明供认，独自盗卖引盐420包，又蔡兴富供，与张邦泷押载分装引盐2500包，张邦泷盗卖390包，存盐91包，分给蔡兴富变卖，余被渔户捞散，及落水漂失消化。”。后来发现，腾用明供述不实，实际盗卖情况比其供述严重得多。腾用明原装引盐15990包，但据商禀，实际只收到引盐仅8550包，另外7440包不见踪影，短缺非常严重。如果扣除被盗卖的901(420+390+91)包，仍有6000余包下落不明。如果说6000余包盐都被渔户捞散或落水漂失消化，显然令人难以相信。抓获张邦泷后，经过审讯才发现，其中原有隐情。腾用明所供，全是捏报。这起案件如果不是上级督办，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如此看来，清中叶江西私盐之所以非常活跃，固然与贩私者的不法行径密切相关，但官府草率对待私盐案件，以及敷衍塞责的办事行为，同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缉私态度不端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对于缉私官兵不负责任的缉私行为，吴文镕指出： “查江省各卡缉私员弁，平日不能实力巡缉，大伙私枭从无一获，间有获得一犯，而地方官又不肯确切根究，据实征办。非以各贩各私，即以受雇挑载，多方开脱。近来私盐充斥，官引滞销，未必不由于此。即如该县现详良口卡巡获盐犯张远才一案，又另详芙蓉卡缉获盐犯陈以宜一案，经该县提讯，均系雇给不识姓名人代挑私盐。”《吴文节公遗集》中曾提到过这样一起案件。道光年间，万安县李世培、蓝世选、王立义三人被船户郭锡义受雇贩卖私盐，后被缉私卡员弁抓获。原本是一件非常明了的私盐贩卖案，根据清代盐法，上述三盐犯都将受到严惩，但由于船户郭锡义逃脱，于是上述三盐犯就狡称为水手，而并非受雇盐贩，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地方官员仅凭盐犯的狡供，不加仔细调查，就“迁就了案”。可有时为了向上级交差，对于无辜平民则往往采取子虚乌有的办法向其强加罪状。道光年间广昌县发生的一起私盐案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广昌营额外郭鹤翔禀报： “在疆陂地方拿获私盐十五担，行抵竹桥地方，被地痞数十余人，各持木棍追至，夺去九担半，打伤兵丁李辉吉等三人，挡获吴云昌一名，移县审究。”后来通过深究发现，该案有许多不实之处。首先拿获私盐不是在疆陂，而是在头陂坝上；所获私盐量也不是十五担，而是五担半；吴云昌更非盐枭，而是卖柴的无辜平民，至于地痞抢盐之事，更是子虚乌有。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郭鹤翔等营兵在头陂坝上拿获私盐五担半，但私盐贩却全部逃脱，一个都未能抓获。为了邀功请赏，于是就导演上述闹剧。营兵们行至桥口街，正好赶上“人众拥挤”，拥挤过程中卖柴人吴云昌又正好“误踏营兵脚上”，双方发生口角，营兵们就把吴云昌抓了去，谎称是被他们抓获的盐贩。在《吴文节公遗集》一书当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案件，透过这些案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的缉私兵丁是何等的不负责任，整个缉私体系又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正是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这种不负责任的缉私态度，导致该地区出现了“私盐充斥，鹾务极坏”的局面。
第三，软弱无能、姑息养奸，放纵盐枭行为。
周庆云在谈到两淮盐务积弊时指出：“巡盐船只，凡遇奸商大枭，公然受贿纵放，而穷民担负……，或乡民市买食盐一二十斤者，并以售私拿获……。”这种情况可以说正是对道光年间江西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的真实写照。为此，吴文镕在《吴文节公遗集》一书中多次对官府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
(南城县)兵役并不查缉窝囤大伙私枭，而于街市耳目狎习之杂货店缺余存斤之盐，之为私盐妄拿，其为藉端讹诈。
“德兴县为浙私侵淮之门户，该令平日全不以缉私为事，不独下游各县均被其害，即该县本境每年仅额引800余引，且几乎片引不销”。而县令“既不能将香屯卡员弊窦审出实情，复不能缉私疏引，数月以来，每次旬报，仍足片引不销，尤属毫无愧耻”。
龙母庙卡缉私兵役通常“大伙私枭毋得，仅将零星私盐搜拿塞责，滋扰行旅”。
该县(泸溪县)等凡遇盐案，无不千方百计设法消弭，并不切实究审。
有的地方官员在处理盐枭走私案件时，甚至举止荒唐、洋相百出。以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抢夺私盐案为例，原本像这样的恶性事故必须严办缉拿，而乐平县地方官员却不仅不认真查究，反而“赔赃给赏，买和了事”。企图通过这种懦弱的方法来息事宁人。殊不知正是官府的这种软弱无能、姑息养奸之下策，助长了枭匪的嚣张气焰。地方官员的这种企图息事宁人、得过且过的不负责任行为，不仅使“朝廷法纪荡焉尽废，不独有害盐务，其养痈贻患，吏治之废弛，亦不堪复”。
第四，贪索钱财，故意漏报私盐。
据许湾卡员弁禀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许湾卡员弁共查获私盐案十一起，缴获私盐数百担。过去在缉获私盐后，通常将私盐上缴充公，每担盐连皮都在60余斤，而这一次员弁们互相串同，企图漏报私盐，将每担盐上报为40余斤。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七日四更时分，安仁县石港卡员弁督同兵丁拿获私船一艘，驾回卡所，查获私盐若干。据该卡文员叶绍昌禀报，共查获私盐148篓，连皮称重3250斤。但后来据该卡武弁叶名荣禀报，共查获私盐177篓。与叶绍昌所报有明显的出入，于是盐法道批令安仁县官员查明其中原因。该县官员查明的结果是，147篓才是实际私盐量，177篓是误报，其中多出来的30篓是以前所查获私盐，由于这些私盐与七月七日所查获私盐存储在同一个地方，该卡武弁一时疏忽，多报了30篓。而对于叶绍昌所报148篓，则没有做如任何解释。地方官员的调查结果从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测，盐法道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再次派人调查，结果发现叶绍昌和安仁县地方官员都有捏报之嫌，177篓才是真正所获私盐，所谓以前所获30篓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叶绍昌之所以要少报30篓，其目的一目了然，两个字：贪财。至于安仁县地方官员的捏报缘由，恐怕既有尽力包庇之意，也有企图共同分赃之嫌。由于叶绍昌的“卑鄙狡诈”，再加上他又经常“擅离卡所”，最后盐法道决定将其革职查办，至此，该案才总算告一段落。
上述两个案件表明，地方官员的贪婪行为是甚为卑鄙的。作为执法者，他们不仅不认真稽查私盐，反而千方百计隐瞒和贪索私盐，这不仅危害国家立法，而且很可能为官商勾结共同贩卖私盐埋下祸根。
三、余论
政府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对于解决像私盐之类的违法犯罪事件，政府的合理合法行为是关键。而政府的合理合法行为必须建立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因此，当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时，通常可以考虑两种可能性的存在：一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二是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无论是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犯罪问题的解决。道光年间江西盐枭走私问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清一代，在打击私盐问题上虽然并不存在“无法可依”的历史事实，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缉私行为确实存在。正因为政府有这种“不作为”行为的存在，才更加加剧了私盐问题的复杂难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解决私盐问题，规范政府行为是关键。政府不仅要坚守自身岗位，履行缉私职责，同时还必须依法办事。一方面，如果政府行为缺位，必然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缉私效能；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其后果则更为严重，它不仅不利于私盐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防范并打击私盐，政府不仅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而且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责任编辑 程龙刚)
关键词：道光年间；私盐个案；盐枭走私；缉私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0)01—0038—06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在为数众多的私盐当中，又以以武装为后盾的盐枭走私(即枭私)最为猖獗，其危害也最为严重。在两淮各行盐口岸，江西是受“枭私”侵害颇为严重的一个区域。《吴文节公遗集》所记载的众多私盐个案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为官江西多年的吴文镕所遗留下来的该文集，记载有大量私盐个案，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年间，江西各县有案可查的私盐个案就多达三十多个，其中不少就属于盐枭走私个案。非常遗憾的是，吴氏只是在“公牍”中提到了这些个案，通常没有相关案情的详细说明，有的虽然有所阐述，但也多半是语焉不详。不过从其并不完整的描述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对当时发生在江西的盐枭走私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盐枭走私及其危害与特点
由于受食盐专卖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的食盐走私问题古来有之，但真正盛行则起于推行“划界行盐”体制的唐中叶，此后随着专卖体制的日趋完善，私盐问题也是日益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晚期传统社会(即清代)也并没有多大改观，相反，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在不同的盐区，私盐的危害程度还是有所差别的。在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十一大盐区当中0，长期以来，两淮算是受私盐困扰比较严重的盐区之一。尤其是清中叶，私盐危害尤为突出。而在两淮内部，各行盐口岸所受私盐侵害在不同历史时期则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如果就道光年间而言，淮南盐区的私盐问题相对而言要比淮北盐区的私盐问题严重得多；在淮南“扬子四岸”。当中，江西的私盐通常又要比湖南、湖北、安徽活跃得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就淮南、淮北而言，应该是由两者的运输成本差异造成的。由于淮南盐区远离产盐盐场，运输成本自然要高于淮北，因此，淮南盐区的盐价通常要比淮北高得多，无疑，这必然会给廉价的私盐提供某些机会；就淮南扬子四岸而言，受私盐侵害的程度之所以各不相同，则主要与四大行盐口岸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湖南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南部的广东；湖北的私盐主要来自于西部的四川；安徽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南部的浙江；而江西则是三面受敌，分别有东部的浙私、东南部的闽私和南部的粤私，三者对其形成包围之势。这种现象自清初以来就一直如此，直到20世纪初期清政府走向没落也并没有多大改观。在私盐异常活跃的道光年间，一些与邻盐相界的传统私盐活动区域，枭私问题更是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光二十四年，江西浮梁、德兴、乐平、金溪等与闽盐和浙盐相邻的县域，就曾发生过多起由盐枭走私引起的恶性事件，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四月，浮梁县东港卡员弁兵役巡获私盐，被段得明等持械拒抢。
五月，德兴县盐贩刘凤保等被押往饶州府审讯，行至乐平县上田嘴地方，被同匪徐高保、徐张龙等夺逃。徐高保等人，原系听从叶添富打差之人。这帮人无恶不作，既贩卖私盐，同时也抢夺商旅财物，沿河从事各种诈骗活动。徐犯等人的这些不法行径，不仅对乐平县一带的盐务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同时还使得“乐平一带几成商旅畏途”，严重影响了这一带的商业贸易往来。面对如此匪犯，地方政府原本应该严究缉拿，然而该县陈令， “不独不行拿办，且不详报，闽茸废弛”。
六月二十四日，乐平县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撞开卡所庙墙，将前几天缴获的私盐14车共计3000余斤全部抢回，并将庙内衣服也一并抢去，同时还将兵役及住在庙宇附近的人全部打成重伤。
八月，香屯卡巡丁汪贵被乐平县枭匪1000多人串通婺源人罗梁等人抢去，被挖瞎双眼，割断脚筋，打断左臂，并被抛弃于荒山之中。
十月二十二日，据江西金溪县许湾卡员弁琢淡等禀称： “该委员等督带兵役巡缉私盐。于十月十三日巡至金溪县所管之双塘岗市上，拿获私盐并盐贩三名，被该处盐贩周金书等，聚众千百余人，将人盐一并抢去，并将该千总等及兵役围困殴打。经该县陈令赶到，方得松围”。
这是就闽盐和浙盐而言，粤私的侵害同样也是猖獗无比。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个案一定不是道光二十四年发生在江西的盐枭走私案件的全部。但即便就上述个案而言，枭私的危害也是一目了然。盐枭不仅抢掠私盐，而且还打伤缉私官兵、扰乱社会秩序。此外，透过上述案件，我们至少可以窥探出道光年间发生在江西(饶州府和建昌府)的盐枭走私案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盐枭聚众贩私，人数众多。香屯卡巡丁汪贵被殴打一案以及许湾卡围困殴打千总一案，涉案枭匪都在一千人以上，其人数之多，实属罕见。面对如此庞大的盐枭队伍，难怪地方政府有苦难言。二是私盐贩卖量大。上述四个个案，除发生于六月二十四日的个案外，其他三个个案都没有提到贩卖私盐的具体数目，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些案件的恶劣程度和参与贩私的人数两个方面去考察，依然可以推断出，上述情况绝非普通平民百姓所为，也不可能是肩挑背负之小民小打小闹的贩私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盐枭走私案，其涉案私盐量肯定在成千上万斤以上。即使就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抢夺私盐案而言，其涉案私盐量也超过了三千斤，确非肩挑背负之小民所能办到。三是盐枭走私猖獗无比，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仅持械贩私，甚至还回抢私盐，抢夺盐犯，打伤巡丁兵役，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挖瞎双眼，割断脚筋，打断左臂”，盐枭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
二、枭私泛滥之原因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恶性事故，这一方面固然与清中叶由于吏治的腐败而导致官民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更是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长期姑息养奸的结果。正是这些手握权柄，对私盐的侵灌负有重要缉私职责的官兵们，由于长期以来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导致了私盐问题的愈演愈烈。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草率对待私盐案件，敷衍塞责、不认真稽查。
有关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上述行为，吴文镕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江西各厅、州、县，审办盐案往往不肯从实，非称各犯零卖，即称受雇挑驮，而于私盐来踪去跻，寄囤之窝户、积枭，概置不究。任令劣书依旧案抄袭描摹，仅就现犯颟顸一徒罪，朝配夕逃，不旋踵而仍为私 贩，遂至豪(毫)无忌惮。”道光末年，江西新建县曾发生一起船户捏报淹消并盗卖官盐的案件，据新建县禀报：“据该县腾用明供认，独自盗卖引盐420包，又蔡兴富供，与张邦泷押载分装引盐2500包，张邦泷盗卖390包，存盐91包，分给蔡兴富变卖，余被渔户捞散，及落水漂失消化。”。后来发现，腾用明供述不实，实际盗卖情况比其供述严重得多。腾用明原装引盐15990包，但据商禀，实际只收到引盐仅8550包，另外7440包不见踪影，短缺非常严重。如果扣除被盗卖的901(420+390+91)包，仍有6000余包下落不明。如果说6000余包盐都被渔户捞散或落水漂失消化，显然令人难以相信。抓获张邦泷后，经过审讯才发现，其中原有隐情。腾用明所供，全是捏报。这起案件如果不是上级督办，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如此看来，清中叶江西私盐之所以非常活跃，固然与贩私者的不法行径密切相关，但官府草率对待私盐案件，以及敷衍塞责的办事行为，同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缉私态度不端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对于缉私官兵不负责任的缉私行为，吴文镕指出： “查江省各卡缉私员弁，平日不能实力巡缉，大伙私枭从无一获，间有获得一犯，而地方官又不肯确切根究，据实征办。非以各贩各私，即以受雇挑载，多方开脱。近来私盐充斥，官引滞销，未必不由于此。即如该县现详良口卡巡获盐犯张远才一案，又另详芙蓉卡缉获盐犯陈以宜一案，经该县提讯，均系雇给不识姓名人代挑私盐。”《吴文节公遗集》中曾提到过这样一起案件。道光年间，万安县李世培、蓝世选、王立义三人被船户郭锡义受雇贩卖私盐，后被缉私卡员弁抓获。原本是一件非常明了的私盐贩卖案，根据清代盐法，上述三盐犯都将受到严惩，但由于船户郭锡义逃脱，于是上述三盐犯就狡称为水手，而并非受雇盐贩，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地方官员仅凭盐犯的狡供，不加仔细调查，就“迁就了案”。可有时为了向上级交差，对于无辜平民则往往采取子虚乌有的办法向其强加罪状。道光年间广昌县发生的一起私盐案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广昌营额外郭鹤翔禀报： “在疆陂地方拿获私盐十五担，行抵竹桥地方，被地痞数十余人，各持木棍追至，夺去九担半，打伤兵丁李辉吉等三人，挡获吴云昌一名，移县审究。”后来通过深究发现，该案有许多不实之处。首先拿获私盐不是在疆陂，而是在头陂坝上；所获私盐量也不是十五担，而是五担半；吴云昌更非盐枭，而是卖柴的无辜平民，至于地痞抢盐之事，更是子虚乌有。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郭鹤翔等营兵在头陂坝上拿获私盐五担半，但私盐贩却全部逃脱，一个都未能抓获。为了邀功请赏，于是就导演上述闹剧。营兵们行至桥口街，正好赶上“人众拥挤”，拥挤过程中卖柴人吴云昌又正好“误踏营兵脚上”，双方发生口角，营兵们就把吴云昌抓了去，谎称是被他们抓获的盐贩。在《吴文节公遗集》一书当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案件，透过这些案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的缉私兵丁是何等的不负责任，整个缉私体系又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正是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这种不负责任的缉私态度，导致该地区出现了“私盐充斥，鹾务极坏”的局面。
第三，软弱无能、姑息养奸，放纵盐枭行为。
周庆云在谈到两淮盐务积弊时指出：“巡盐船只，凡遇奸商大枭，公然受贿纵放，而穷民担负……，或乡民市买食盐一二十斤者，并以售私拿获……。”这种情况可以说正是对道光年间江西盐务官弁、地方官员与缉私兵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的真实写照。为此，吴文镕在《吴文节公遗集》一书中多次对官府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
(南城县)兵役并不查缉窝囤大伙私枭，而于街市耳目狎习之杂货店缺余存斤之盐，之为私盐妄拿，其为藉端讹诈。
“德兴县为浙私侵淮之门户，该令平日全不以缉私为事，不独下游各县均被其害，即该县本境每年仅额引800余引，且几乎片引不销”。而县令“既不能将香屯卡员弊窦审出实情，复不能缉私疏引，数月以来，每次旬报，仍足片引不销，尤属毫无愧耻”。
龙母庙卡缉私兵役通常“大伙私枭毋得，仅将零星私盐搜拿塞责，滋扰行旅”。
该县(泸溪县)等凡遇盐案，无不千方百计设法消弭，并不切实究审。
有的地方官员在处理盐枭走私案件时，甚至举止荒唐、洋相百出。以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段村卡枭匪聚众持械抢夺私盐案为例，原本像这样的恶性事故必须严办缉拿，而乐平县地方官员却不仅不认真查究，反而“赔赃给赏，买和了事”。企图通过这种懦弱的方法来息事宁人。殊不知正是官府的这种软弱无能、姑息养奸之下策，助长了枭匪的嚣张气焰。地方官员的这种企图息事宁人、得过且过的不负责任行为，不仅使“朝廷法纪荡焉尽废，不独有害盐务，其养痈贻患，吏治之废弛，亦不堪复”。
第四，贪索钱财，故意漏报私盐。
据许湾卡员弁禀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许湾卡员弁共查获私盐案十一起，缴获私盐数百担。过去在缉获私盐后，通常将私盐上缴充公，每担盐连皮都在60余斤，而这一次员弁们互相串同，企图漏报私盐，将每担盐上报为40余斤。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七日四更时分，安仁县石港卡员弁督同兵丁拿获私船一艘，驾回卡所，查获私盐若干。据该卡文员叶绍昌禀报，共查获私盐148篓，连皮称重3250斤。但后来据该卡武弁叶名荣禀报，共查获私盐177篓。与叶绍昌所报有明显的出入，于是盐法道批令安仁县官员查明其中原因。该县官员查明的结果是，147篓才是实际私盐量，177篓是误报，其中多出来的30篓是以前所查获私盐，由于这些私盐与七月七日所查获私盐存储在同一个地方，该卡武弁一时疏忽，多报了30篓。而对于叶绍昌所报148篓，则没有做如任何解释。地方官员的调查结果从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测，盐法道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再次派人调查，结果发现叶绍昌和安仁县地方官员都有捏报之嫌，177篓才是真正所获私盐，所谓以前所获30篓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叶绍昌之所以要少报30篓，其目的一目了然，两个字：贪财。至于安仁县地方官员的捏报缘由，恐怕既有尽力包庇之意，也有企图共同分赃之嫌。由于叶绍昌的“卑鄙狡诈”，再加上他又经常“擅离卡所”，最后盐法道决定将其革职查办，至此，该案才总算告一段落。
上述两个案件表明，地方官员的贪婪行为是甚为卑鄙的。作为执法者，他们不仅不认真稽查私盐，反而千方百计隐瞒和贪索私盐，这不仅危害国家立法，而且很可能为官商勾结共同贩卖私盐埋下祸根。
三、余论
政府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对于解决像私盐之类的违法犯罪事件，政府的合理合法行为是关键。而政府的合理合法行为必须建立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因此，当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时，通常可以考虑两种可能性的存在：一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二是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无论是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犯罪问题的解决。道光年间江西盐枭走私问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清一代，在打击私盐问题上虽然并不存在“无法可依”的历史事实，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缉私行为确实存在。正因为政府有这种“不作为”行为的存在，才更加加剧了私盐问题的复杂难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解决私盐问题，规范政府行为是关键。政府不仅要坚守自身岗位，履行缉私职责，同时还必须依法办事。一方面，如果政府行为缺位，必然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缉私效能；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其后果则更为严重，它不仅不利于私盐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防范并打击私盐，政府不仅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而且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责任编辑 程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