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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超级千禧一代。她用自行车来代替汽车，她每周至少上两次瑜伽课，她还会自己发豆芽，她没有全职工作，只是四处打打零工——她放弃了经济学家这份刚刚崭露头角的职业，梦想着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问题是，她其实不是千禧一代，而是婴儿潮一代，现在已经快60岁了。
没错，每一代人都会因为人口状况、历史事件和经济环境被赋予不同的特质。例如大萧条：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年轻成年人的收入最多比其他年龄段人口少20%；而在30年前，年轻成年人的收入反而高于平均水平。再比如教育趋势：在美国，Y世代上大学的比例更高，但随着大学教育费用飙升，他们的学生贷款债务也大幅增加。
不过，针对千禧一代的分析往往杂乱无章。转眼之间，我们已经不再探讨某些趋势对整个社会的挤压作用，以及对某些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而是讨论千禧一代是如何懒惰，如何没有教养，认为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其实也是工作狂）。
千禧一代指的是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经常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是关于千禧一代不愿使用门铃的愚蠢分析，还是更加充满鄙视意味的“雪花一代”的剖析文章，往往都会遵循一套既定模式。
第一步：列举一些不良数据（或者根本不用数据）。但他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你所找到的数据通常只是孤立地看待当今的年轻人，而没有把他们与前几代人年轻的时候进行对比。第二步：忽视或弱化可能对你发现的任何差异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人口变化。第三步：掺杂成见。第四步：刻意扭曲。
例如，千禧一代真的比上几辈人更爱买盆栽植物吗？即便如此，他们买的真的比他们的祖父年轻时候还多吗？如果真像那篇文章所说，城市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会不会是因为城市里的户外花园减少，所以只能把植物种到室内？还是因为住在城市里的千禧一代真的感觉无所寄托，内心空虚，“需要种点东西？”
关于社会趋势的报道确实影响恶劣（我们其实都深受其害）。但在各种各样关于Y世代和千禧一代的批评和担忧之中，这其实是最无害的一种。从美国到澳大利亚，这些内容随处可见。1980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人可能很聪明（除了他们愚蠢的时候），而且秉承数字时代的思维方式（除了他们不这样思考的时候）。但有更多的理论认为，千禧一代也在扼杀从钻石到餐巾纸在内的每个行业，摧毁宗教和大学校园，毁灭日本经济，破坏美国，甚至给中国制造混乱。更不用说他们给所有人带来的烦恼了。
结果：我们自以为自己很了解千禧一代，了解他们与前几代人的区别。我们凭借这些自以为是的了解认定他们糟糕透顶，并因此对他们憎恨有加。
问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很多事情都很片面。
很多成见和研究都来自美国，美国千禧一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欧洲的千禧一代只是成年人中的少数群体）。即便是在美国，人们对千禧一代的典型印象也只能片面反映这个群体：想想莉娜·杜汉姆出演的美剧《衰姐们》是如何对Y世代的各种倾向展开嘲讽的吧，尽管它的主人公只是那些享受特权、漫无目标的布鲁克林移民，而且几乎都是白人。
虽然皮尤和盖洛普这样的美国大型研究公司往往热衷于研究代际差异，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国家，数据所蘊含的意义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以生活安排为例。美国2014年的数据表明，在18～34岁的人群中，跟父母同住比跟配偶或爱人同居更加普遍，这是13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失业、懒惰、没教养，统计数据完全符合这些成见。
但数据表明，跟父母一起居住的美国千禧一代人数并没有创纪录。有趣的是，最高峰发生在1940年（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如今在美国被称作“最伟大的一代”）。虽然经济因素是原因之一，但跟父母同住的人有3/4都不是“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正在进行深造。
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其实是因为千禧一代结婚的年龄比父辈和祖辈更晚，这一趋势从1970年就开始在美国抬头，而且从冰岛到韩国，几乎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也都存在这种现象。但问题不仅仅源自婚姻。虽然同居的现象越发普遍，但无论结婚与否，千禧一代跟爱人住在一起的比例还是低于前几代人。
虽然很容易通过这组数据得出一番关于婚姻承诺的解释（或者写出类似于《美国年轻人正在扼杀婚姻》这样的标题），但别忘了，婴儿潮一代才是当今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人群，他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离婚的数量也曾经创造了空前的记录。
单身率增加并非唯一影响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人口变化因素。另外一项因素则是亚裔和拉丁裔人口的增加，他们更喜欢几世同堂。事实上，“根据人口变化进行调节后，2015年跟父母同住的年轻成年人比例反而比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前有所降低。换句话说，与20年前具备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年轻人相比，当今的年轻人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反而更低。”经济学家杰德·柯尔克写道。
我们贴给年轻人的很多标签或许并非这代人独有，而是每一代年轻人共同的特征。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历代年长人士对同时代的年轻人作何评价该有多好。
幸运的是，的确可以找到这样的渠道。《大西洋月刊》几年前的一个文章标题就很说明问题：《每一代人都曾经是“自我的一代”》。这种比喻方式极受媒体欢迎，甚至不惜把两个单词来回颠倒地表达相同的意思：婴儿潮一代被称作“me‘generation’”，千禧一代则变成了“Generation Me”。
但《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其实并不深刻。所有历史记录都显示，老一辈人始终在批评年轻人，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但令人意外的是，起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几十年前的很多担忧竟然与现在完全一样。
问题是，她其实不是千禧一代，而是婴儿潮一代，现在已经快60岁了。
没错，每一代人都会因为人口状况、历史事件和经济环境被赋予不同的特质。例如大萧条：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年轻成年人的收入最多比其他年龄段人口少20%；而在30年前，年轻成年人的收入反而高于平均水平。再比如教育趋势：在美国，Y世代上大学的比例更高，但随着大学教育费用飙升，他们的学生贷款债务也大幅增加。
不过，针对千禧一代的分析往往杂乱无章。转眼之间，我们已经不再探讨某些趋势对整个社会的挤压作用，以及对某些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而是讨论千禧一代是如何懒惰，如何没有教养，认为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其实也是工作狂）。
千禧一代指的是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经常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是关于千禧一代不愿使用门铃的愚蠢分析，还是更加充满鄙视意味的“雪花一代”的剖析文章，往往都会遵循一套既定模式。
第一步：列举一些不良数据（或者根本不用数据）。但他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你所找到的数据通常只是孤立地看待当今的年轻人，而没有把他们与前几代人年轻的时候进行对比。第二步：忽视或弱化可能对你发现的任何差异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人口变化。第三步：掺杂成见。第四步：刻意扭曲。
例如，千禧一代真的比上几辈人更爱买盆栽植物吗？即便如此，他们买的真的比他们的祖父年轻时候还多吗？如果真像那篇文章所说，城市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会不会是因为城市里的户外花园减少，所以只能把植物种到室内？还是因为住在城市里的千禧一代真的感觉无所寄托，内心空虚，“需要种点东西？”
关于社会趋势的报道确实影响恶劣（我们其实都深受其害）。但在各种各样关于Y世代和千禧一代的批评和担忧之中，这其实是最无害的一种。从美国到澳大利亚，这些内容随处可见。1980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人可能很聪明（除了他们愚蠢的时候），而且秉承数字时代的思维方式（除了他们不这样思考的时候）。但有更多的理论认为，千禧一代也在扼杀从钻石到餐巾纸在内的每个行业，摧毁宗教和大学校园，毁灭日本经济，破坏美国，甚至给中国制造混乱。更不用说他们给所有人带来的烦恼了。
结果：我们自以为自己很了解千禧一代，了解他们与前几代人的区别。我们凭借这些自以为是的了解认定他们糟糕透顶，并因此对他们憎恨有加。
问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很多事情都很片面。
老掉牙的成见
很多成见和研究都来自美国，美国千禧一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欧洲的千禧一代只是成年人中的少数群体）。即便是在美国，人们对千禧一代的典型印象也只能片面反映这个群体：想想莉娜·杜汉姆出演的美剧《衰姐们》是如何对Y世代的各种倾向展开嘲讽的吧，尽管它的主人公只是那些享受特权、漫无目标的布鲁克林移民，而且几乎都是白人。
虽然皮尤和盖洛普这样的美国大型研究公司往往热衷于研究代际差异，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国家，数据所蘊含的意义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以生活安排为例。美国2014年的数据表明，在18～34岁的人群中，跟父母同住比跟配偶或爱人同居更加普遍，这是13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失业、懒惰、没教养，统计数据完全符合这些成见。
但数据表明，跟父母一起居住的美国千禧一代人数并没有创纪录。有趣的是，最高峰发生在1940年（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如今在美国被称作“最伟大的一代”）。虽然经济因素是原因之一，但跟父母同住的人有3/4都不是“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正在进行深造。
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其实是因为千禧一代结婚的年龄比父辈和祖辈更晚，这一趋势从1970年就开始在美国抬头，而且从冰岛到韩国，几乎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也都存在这种现象。但问题不仅仅源自婚姻。虽然同居的现象越发普遍，但无论结婚与否，千禧一代跟爱人住在一起的比例还是低于前几代人。
虽然很容易通过这组数据得出一番关于婚姻承诺的解释（或者写出类似于《美国年轻人正在扼杀婚姻》这样的标题），但别忘了，婴儿潮一代才是当今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人群，他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离婚的数量也曾经创造了空前的记录。
单身率增加并非唯一影响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人口变化因素。另外一项因素则是亚裔和拉丁裔人口的增加，他们更喜欢几世同堂。事实上，“根据人口变化进行调节后，2015年跟父母同住的年轻成年人比例反而比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前有所降低。换句话说，与20年前具备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年轻人相比，当今的年轻人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反而更低。”经济学家杰德·柯尔克写道。
当今的年轻人
我们贴给年轻人的很多标签或许并非这代人独有，而是每一代年轻人共同的特征。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历代年长人士对同时代的年轻人作何评价该有多好。
幸运的是，的确可以找到这样的渠道。《大西洋月刊》几年前的一个文章标题就很说明问题：《每一代人都曾经是“自我的一代”》。这种比喻方式极受媒体欢迎，甚至不惜把两个单词来回颠倒地表达相同的意思：婴儿潮一代被称作“me‘generation’”，千禧一代则变成了“Generation Me”。
但《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其实并不深刻。所有历史记录都显示，老一辈人始终在批评年轻人，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但令人意外的是，起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几十年前的很多担忧竟然与现在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