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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余首唐岳州洞庭诗歌中,李白留下45首,杜甫留下了66首。他们属于写作岳州洞庭诗歌较多的作家。这些岳州洞庭诗歌大多创作于安史之乱后,写作年代大致相同,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诗中多反映战乱和民生疾苦,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然而,由于李杜人生经历、艺术气质及个人才性等方面的不同,且李白主要创作洞庭诗歌的时间早于杜甫十年左右,其间社会小环境也起了一定的变化,因而他们的诗歌又呈现出一定的个性差异。
从李白诗作及其唐代有关史料推测,李白至少有六次到过岳州洞庭,开元三年出蜀南游途经洞庭,然而这次没留下诗作;开元二十七年秋,与王昌龄在岳州相会;天宝六年至十一年,相访贬谪湘阴挚友崔成甫,《古风》(美人出南国)可能就是为崔成甫所写;至德二年流放夜郎,次年至临湘在这里认识了裴隐,写下了《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乾元二年,李白李贾至相逢,写下了《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等诗。这年冬赴零陵,次年春又经岳州,旋往江夏。从李白留下的45首岳州洞庭诗看,主要作于至德二年至乾元年间。
《旧唐书》载: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宋阳,时年五十九。
(《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
杜甫于大历三年冬经湖北进入岳州,次年春离开岳州,大历五年冬,卒,其所作岳州洞庭诗大多作于此段时间。
虽然李杜二人都曾到过岳州,但李杜并未相会于此,李白于乾元年间被流放洞庭时,杜甫此时还在秦州。对于李白的这次流放,杜甫还是较为关注的,他在秦州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忆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二二五)
诗的前两联以凉风起兴,营造出了一种悲秋气氛。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甫定,杜甫生活还处于辗转流离之中,但他此时却想到了更远的朋友,希望能够得到友人的音讯。然而江湖险恶,鸿雁难到,诗人无限伤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被称之为“千古伤心语”(《杜诗镜铨》)。这是对李白身世沉沦的命运的同情,对无端伤害他的小人无比憎恨,本来一心想为平定叛乱尽心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成了囚犯呢?最后两句用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典故,来表明李白和屈原一样,其爱国之心至死不灭,其满腔冤屈也是亘古未有。这是我们仅见的一首杜甫在李白被流放洞庭时所作的一首岳州洞庭诗,而且,对于此诗,李白并未作任何回应,估计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李白并未读到此诗。而杜甫抵达岳州洞庭时,已到了代宗大历三年冬(公元768年),此时李白已逝世(公元762年)多年了。
我们在这里把李杜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同为盛唐时最具盛名而又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24年里,两人创作的岳州洞庭诗歌数占这一时期洞庭诗歌总数的36.9%。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这一时期岳州洞庭诗歌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首先,从反映现实生活层面上看,李杜都能把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人民所遭受的疾苦书之于诗,并于诗中倾注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李白就写下了《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来反映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张嘉延据荆襄作乱这一事件。杜甫也写下了《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来反映臧蚧之乱。然而,李白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在不知情下加入了永王李璘军队,“璘败,当诛。……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李白的这次“从军”经历几乎把命都给弄丢了。但在流放夜郎的途中,他便遇赦。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从死神边走过,并又成了自由之人。当他到达岳州洞庭诗,安史之乱战局好转,不时有好的消息传来。李白本是一个充满幻想之人,一旦生活给予他希望,他便能很快调整自己心态,迅速摆脱人生沮丧的一面,重新恢复活力。于是,他便在岳州留下了神采飞扬的一笔,他以欣喜的笔调来写洞庭诗歌,使得岳州洞庭诗歌出现了一种异调。我们先看看他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
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
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全唐诗》卷一七九)
这三首诗作于乾元二年,这组诗气势之豪爽,笔姿之骏利,丝毫不逊于其前期作品。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纵情诗酒的狂态,淡泊名利的胸襟,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这些便是盛唐前期诗人的特征,是与洞庭诗总体风格迥异的格调。几乎在同一时间,李白还写下了另外一些诗,在《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中,诗人劝慰李晔与贾至不要因目前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不要辜负眼前良辰美景。《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写得相对凄婉些,但“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仍然给人豪气冲云天的形象,而“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也有“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之豁达。“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登眺餐惠风,新花期启发”(《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这些个性张扬的诗篇,不仅在杜甫洞庭诗歌中很难见到,在唐岳州洞庭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李白依然以盛唐前期的笔调来写安史之乱后的诗歌,因而其诗显出清刚昂扬之气势,这种气势正是洞庭诗歌所缺少的。李白用其雄奇的笔墨,为洞庭诗歌抹上了重彩的一笔。
杜甫比李白年轻11岁,对开元盛世的感受不如李白强烈。当其步入仕途时,政局在不断恶化,加之他对事物的察觉极为敏锐,所以能于平静表面之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内涵。他性格中又有沉郁的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很难在其诗中看到他展颜一笑。他为生计苦,为自己病痛苦,为家人四处奔波苦,为国家战乱终未平定苦。他就是带着这些苦痛来到岳州洞庭的,而且直至其死,这些苦痛也终未解决。杜甫自始至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己任,其思想中儒家思想极浓,因而他往往陷入这些痛苦中得不到解脱。其后期诗已脱去了盛唐诗的特征而步入了中唐,晚期创作的洞庭诗歌尤其如此。同样是反映社会动乱的诗,在李白那里,社会动乱似乎在他手中轻而易举可以平定,然而在杜甫手中却不是这样了,多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使他变得十分现实。我们看他的作于岳州的《夜闻觱篥》便可感受到同是写时事,李杜之间有差别: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歘悲壮。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全唐诗》卷二二三)
诗人夜中听到邻舟夜吹觱篥之歌,顿觉感伤不已,“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杜诗详注》以此句为甫反诘之辞:“君为此曲,但知干戈离乱之苦,独不见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难乎?何为故作此声,动人愁思也”。这种无端的反诘实在令人深思,我们不禁又要反问,江湖行路之难是因何而起?这样,我们便可见杜诗深沉之境界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在反映时事上,杜甫诗中少了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个人气质了,更无李白之自信与洒脱。由于他把深广的社会内容加入了个人漂泊无依的生活中,其诗也显得沉郁而感伤。
就情感抒发而言,李杜在其岳州洞庭诗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李白的爱国往往与自己的才能能否实现相联系,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在他的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中,多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反叛者,并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诅咒。“……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把平定叛乱作为展示自己的才能的最好机会。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个刚遇赦不久的人,要想在平定叛乱中层示自己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少年时为“竹溪六逸”(《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之一。“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白晚好黄老”(《新唐书》卷二二列传第一二七),故在功名难得的情况下,诗中也有些及时行乐及隐退的消极思想。“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圭”(《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郢门秋怀》),这也很少见于杜甫篇章。杜甫却把爱国与同情人民思想相结合,因而他不仅对那些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反叛者予以鞭挞,即使是统治者,如果不站在人民一边,而对人民进行盘剥,他也会给予无情的指责。“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壤童犁雨雪,渔屋架泥涂”(《过南岳入洞庭湖》),“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这些诗句通过对农民生活的具体而详实的描写来表现作者对他们的同情,进而对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层探索。杜甫虽比李白现实得多,但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动,更多只是对动乱感到震惊,对国家陷入战争感到无比痛惜,对反叛者直言痛责,对广大人民深切同情,并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而自己却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陷入无尽的痛苦忧愁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说,杜甫诗又不像李白的诗,他的诗缺少那种积极进取,顽强执著的盛唐精神。他的岳州洞庭诗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虽然对生命无比热爱,却无力抗拒悲剧命运的发生。
除此之外,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在艺术风格及诗歌语言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前人已于此多加论述,因此不再赘述。
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要是由于诗人禀性存在着个性差异和诗人之气质、才情、思想观念及对生活态度有所不同而引起的。但无论怎样,他们二人对唐岳州洞庭诗歌发展的贡献具有不可磨灭性。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观李、杜二公,崎岖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主编.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2]陈尚君等辑.全唐诗补编[M].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l版.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
[4]范致明.岳阳风土记[M].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台1版.
[5]詹瑛编著.李白诗文系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月北京新一版.
[6]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7]吴文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M].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
[8]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410081)
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中学(414200)
从李白诗作及其唐代有关史料推测,李白至少有六次到过岳州洞庭,开元三年出蜀南游途经洞庭,然而这次没留下诗作;开元二十七年秋,与王昌龄在岳州相会;天宝六年至十一年,相访贬谪湘阴挚友崔成甫,《古风》(美人出南国)可能就是为崔成甫所写;至德二年流放夜郎,次年至临湘在这里认识了裴隐,写下了《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乾元二年,李白李贾至相逢,写下了《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等诗。这年冬赴零陵,次年春又经岳州,旋往江夏。从李白留下的45首岳州洞庭诗看,主要作于至德二年至乾元年间。
《旧唐书》载: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宋阳,时年五十九。
(《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
杜甫于大历三年冬经湖北进入岳州,次年春离开岳州,大历五年冬,卒,其所作岳州洞庭诗大多作于此段时间。
虽然李杜二人都曾到过岳州,但李杜并未相会于此,李白于乾元年间被流放洞庭时,杜甫此时还在秦州。对于李白的这次流放,杜甫还是较为关注的,他在秦州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忆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二二五)
诗的前两联以凉风起兴,营造出了一种悲秋气氛。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甫定,杜甫生活还处于辗转流离之中,但他此时却想到了更远的朋友,希望能够得到友人的音讯。然而江湖险恶,鸿雁难到,诗人无限伤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被称之为“千古伤心语”(《杜诗镜铨》)。这是对李白身世沉沦的命运的同情,对无端伤害他的小人无比憎恨,本来一心想为平定叛乱尽心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成了囚犯呢?最后两句用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典故,来表明李白和屈原一样,其爱国之心至死不灭,其满腔冤屈也是亘古未有。这是我们仅见的一首杜甫在李白被流放洞庭时所作的一首岳州洞庭诗,而且,对于此诗,李白并未作任何回应,估计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李白并未读到此诗。而杜甫抵达岳州洞庭时,已到了代宗大历三年冬(公元768年),此时李白已逝世(公元762年)多年了。
我们在这里把李杜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同为盛唐时最具盛名而又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24年里,两人创作的岳州洞庭诗歌数占这一时期洞庭诗歌总数的36.9%。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这一时期岳州洞庭诗歌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首先,从反映现实生活层面上看,李杜都能把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人民所遭受的疾苦书之于诗,并于诗中倾注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李白就写下了《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来反映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张嘉延据荆襄作乱这一事件。杜甫也写下了《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来反映臧蚧之乱。然而,李白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在不知情下加入了永王李璘军队,“璘败,当诛。……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李白的这次“从军”经历几乎把命都给弄丢了。但在流放夜郎的途中,他便遇赦。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从死神边走过,并又成了自由之人。当他到达岳州洞庭诗,安史之乱战局好转,不时有好的消息传来。李白本是一个充满幻想之人,一旦生活给予他希望,他便能很快调整自己心态,迅速摆脱人生沮丧的一面,重新恢复活力。于是,他便在岳州留下了神采飞扬的一笔,他以欣喜的笔调来写洞庭诗歌,使得岳州洞庭诗歌出现了一种异调。我们先看看他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
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
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全唐诗》卷一七九)
这三首诗作于乾元二年,这组诗气势之豪爽,笔姿之骏利,丝毫不逊于其前期作品。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纵情诗酒的狂态,淡泊名利的胸襟,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这些便是盛唐前期诗人的特征,是与洞庭诗总体风格迥异的格调。几乎在同一时间,李白还写下了另外一些诗,在《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中,诗人劝慰李晔与贾至不要因目前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不要辜负眼前良辰美景。《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写得相对凄婉些,但“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仍然给人豪气冲云天的形象,而“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也有“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之豁达。“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登眺餐惠风,新花期启发”(《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这些个性张扬的诗篇,不仅在杜甫洞庭诗歌中很难见到,在唐岳州洞庭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李白依然以盛唐前期的笔调来写安史之乱后的诗歌,因而其诗显出清刚昂扬之气势,这种气势正是洞庭诗歌所缺少的。李白用其雄奇的笔墨,为洞庭诗歌抹上了重彩的一笔。
杜甫比李白年轻11岁,对开元盛世的感受不如李白强烈。当其步入仕途时,政局在不断恶化,加之他对事物的察觉极为敏锐,所以能于平静表面之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内涵。他性格中又有沉郁的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很难在其诗中看到他展颜一笑。他为生计苦,为自己病痛苦,为家人四处奔波苦,为国家战乱终未平定苦。他就是带着这些苦痛来到岳州洞庭的,而且直至其死,这些苦痛也终未解决。杜甫自始至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己任,其思想中儒家思想极浓,因而他往往陷入这些痛苦中得不到解脱。其后期诗已脱去了盛唐诗的特征而步入了中唐,晚期创作的洞庭诗歌尤其如此。同样是反映社会动乱的诗,在李白那里,社会动乱似乎在他手中轻而易举可以平定,然而在杜甫手中却不是这样了,多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使他变得十分现实。我们看他的作于岳州的《夜闻觱篥》便可感受到同是写时事,李杜之间有差别: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歘悲壮。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全唐诗》卷二二三)
诗人夜中听到邻舟夜吹觱篥之歌,顿觉感伤不已,“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杜诗详注》以此句为甫反诘之辞:“君为此曲,但知干戈离乱之苦,独不见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难乎?何为故作此声,动人愁思也”。这种无端的反诘实在令人深思,我们不禁又要反问,江湖行路之难是因何而起?这样,我们便可见杜诗深沉之境界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在反映时事上,杜甫诗中少了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个人气质了,更无李白之自信与洒脱。由于他把深广的社会内容加入了个人漂泊无依的生活中,其诗也显得沉郁而感伤。
就情感抒发而言,李杜在其岳州洞庭诗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李白的爱国往往与自己的才能能否实现相联系,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在他的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中,多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反叛者,并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诅咒。“……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把平定叛乱作为展示自己的才能的最好机会。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个刚遇赦不久的人,要想在平定叛乱中层示自己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少年时为“竹溪六逸”(《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之一。“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白晚好黄老”(《新唐书》卷二二列传第一二七),故在功名难得的情况下,诗中也有些及时行乐及隐退的消极思想。“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圭”(《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郢门秋怀》),这也很少见于杜甫篇章。杜甫却把爱国与同情人民思想相结合,因而他不仅对那些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反叛者予以鞭挞,即使是统治者,如果不站在人民一边,而对人民进行盘剥,他也会给予无情的指责。“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壤童犁雨雪,渔屋架泥涂”(《过南岳入洞庭湖》),“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这些诗句通过对农民生活的具体而详实的描写来表现作者对他们的同情,进而对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层探索。杜甫虽比李白现实得多,但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动,更多只是对动乱感到震惊,对国家陷入战争感到无比痛惜,对反叛者直言痛责,对广大人民深切同情,并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而自己却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陷入无尽的痛苦忧愁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说,杜甫诗又不像李白的诗,他的诗缺少那种积极进取,顽强执著的盛唐精神。他的岳州洞庭诗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虽然对生命无比热爱,却无力抗拒悲剧命运的发生。
除此之外,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在艺术风格及诗歌语言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前人已于此多加论述,因此不再赘述。
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要是由于诗人禀性存在着个性差异和诗人之气质、才情、思想观念及对生活态度有所不同而引起的。但无论怎样,他们二人对唐岳州洞庭诗歌发展的贡献具有不可磨灭性。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观李、杜二公,崎岖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主编.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2]陈尚君等辑.全唐诗补编[M].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l版.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
[4]范致明.岳阳风土记[M].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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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文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M].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
[8]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410081)
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中学(41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