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其恢弘气势和广阔内涵体现了赵人“慷慨悲歌”的文化气势,高度的思辩性体现了赵人敢于标新立异的文化风范,逻辑论证和语言分析的科学方法体现了赵人“设智巧”的文化风尚,对纯思维的反思与关注发扬了赵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气质。
　　【关键词】公孙龙 名辩 文化 特征
　　
　　 在我国名学史上, 公孙龙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人物,又是一位颇具学术性和思想深度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名辩思想既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既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有其独特的文化气质。 气势恢弘,内涵丰富,体现了赵人“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文化气势
　　从《公孙龙子》的四篇对话体论文来看,公孙龙的思想不求完备的学科体系,而是表现为随手拈来,如行云流水。不管哪一个话题,在论辩过程中,所涉及的领域不一而足,哲学、语言学、指号学、认识论等不同领域的观念相互映衬,相互包含,显示出其名辩思想的恢弘气势和广阔内涵。
　　《白马论》通过“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等一系列论述区分了客问之“白马”与主答之“白马”之间客体词与概念词的区别,还从语法上区分了判断系词和存在系词。通过“马”、“白马”、“黑马”、“黄马”、“白”等众多具体概念,系统分析了概念的种类、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概念的限制与概括等一系列的逻辑思想。在主客的论辩过程中还立体地显现了公孙龙娴熟的反驳和证明的逻辑。《坚白论》除进一步分析概念的内涵之外,集中反映了公孙龙的认识论思想。通过一块坚白石,论述了客观事物各属性具有先在的可分离的性质,这些性质通过不同的感觉进入人们的认识,从而借助一定的条件和工具把握事物的整体。《通变论》提出了哲学范畴的数的概念。他把数分为抽象的数和具体的数,这是一种思维上的飞跃,它表明公孙龙试图借助数字符号寻找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指物论》一方面通过对指的内涵的分析和指与物关系的探讨,说明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无限性。这是公孙龙对符号学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另一方面,“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等否定式扩充式定义方法,“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等复合式否定式判断句式,再加上连环式反复式逻辑推论等,显示了不平凡的逻辑修养和非同凡响的论证效果。
　　公孙龙博大精深的名辩思想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更显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势。公孙龙名辩思想的恢弘气势集中表现在他那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上。他面对孔子六世孙孔穿的利诱“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和平原君的协迫“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词,公词胜于理。词胜于理,终必受黜”,表现了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慨,做到了“以守白之昧终”。这种气势恢弘、内涵广阔的名辩思想所体现的正是赵人“慷慨悲歌”的文化气势。
　　高度的思辨性,体现了赵人在战国风云中敢于标新立异的文化风范
　　第一,公孙龙四篇对话体文章,均是借助与传统思维方式相抵触,与传统主流哲学相悖逆的反常话题,运用诡怪的论证方式和充满诡辩色彩的语句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名辩思想的。公孙龙一生所论证话题,除“白马非马”“坚白论”“通变论”、“指物论”“名实论”五个辩题外,《庄子·天下》中还记载了他论证过的“二十一事”,如“鸡三足”“犬可以为羊”“卵有毛”“马有卵”等。从这些话题本身来看,与日常生活常识相差甚远,与传统主流哲学更加相悖。正是在公孙龙“诡怪”的论辩中,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深远;同时,也寄托了他对伦理、政治、哲学、世界的多方位、多视角的思索。
　　第二,《公孙龙子》中的五篇论文,其中的四篇都是对话体文章,他对每一辩题的论证,都是通过主客双方的论辩来进行的。《白马论》中客先提出质疑“白马非马,可乎?”然后主客展开论辩。《指物论》是主方先提出论题,在论与驳中完成话题的论证。《坚白论》借客之口树立靶子,“坚、白、石、三,可乎?”主曰“可。”客曰“何哉?”拉开了论辩的序幕。《通变论》前半部分是简短的对白,正反进行论证。后半部分,公孙龙本人从正面和侧面论证“二无一”。可见,公孙龙从辩题到论证过程都带有鲜明的思辨特点。
　　第三,公孙龙名辩理论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概念的精细分析上。几篇对话体论文中,公孙龙相继将概念区分为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正概念和负概念、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形”是实体,色是属性;“指,非非指也”,“指”是正概念,“非指”是负概念;“二无一”,“二”是集合概念,“一”是非集合概念。同时,他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包含关系,如马包含白马、黄马、黑马;矛盾关系,如“指”与“非指”等;反对关系,如“羊合牛非马”,这就是说羊、牛与马是反对关系。①
　　综上所述,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充满了思辨色彩。历史地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的形成与赵氏敢于标新立异的思辨传统直接相关。思辨传统是赵氏立国之本,在赵国的内政外交上影响深远。公孙龙正是承继并充分发扬了这一传统,帮助其主人思辨地认识、处理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客观上也刺激了其学说的形成。所以,公孙龙特有的思辨哲学展现的正是赵人敢于标新立异的文化风范。
　　逻辑论证和语言分析的严密科学,体现了赵人“设智巧”的文化风尚
　　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是在命题的论证和论争中展开的,而这些命题本身又是以违背常识的立论和日常生活语言表述出来的,在对这些命题的论辩和论证过程中充满了语言分析和逻辑论证。
　　《公孙龙子》五篇论文中,四篇是对话体,客问是从传统思维角度对自然语言的正常理解,而主答是从更高的角度所作的语言分析或逻辑论证。比如《白马论》中,开头客问“白马非马,可乎?”主答“可”。曰:“何哉?”然后主从命形命色的语言命名理论和区分判断系词和存在系词出发进行的全方位语言分析。利用假物取譬、 获取例证、满足条件等寻求概念和建立概念的方法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迹府》中对公孙龙的描述着重分析的是他娴熟的逻辑论证和运用语言的能力。第一,文中把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概述为:运用“假物取譬”的方法,依据“守白”之论,证明“白马非马”的基本论题。这里的“假物取譬”既是一种论证的方法,更表现为一种运用语言的方法。第二,与孔穿的论辩中,公孙龙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地揭露孔穿“先教而后师之”的逻辑矛盾,既表明了公孙龙的一种治学态度,也显示了公孙龙非同一般的语言运用能力。第三,以孔子“异楚人于所谓人”作类比,既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也有着强大的伦理影响。
　　科学的逻辑论证和语言分析与中国传统主流哲学是不和谐的,所以孔穿说公孙龙“此人不辩而毁大道”。《淮南子·诠言训》中说:“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②但客观地分析,透过公孙龙的“诡辩”显示的是他超级的逻辑论证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所展现的正是赵人“设智巧”的文化风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邯郸北通燕琢,南有郑卫。”③《战国策·秦策》还有:“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④正是由于邯郸位置处于南北东西交通交汇干道上,所以邯郸当时的商业非常发达与繁荣,大商贾吕不韦从政前就在邯郸行商。所以,司马迁说:“齐赵设智巧,仰机利”。正是这种“设智巧”的文化氛围,才孕育了公孙龙逻辑论证和语言分析的严密科学方法。
　　对纯思维的反思和关注,发扬了赵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气质
　　中国古代名辩学者往往从政治、伦理道德角度看待名学,而公孙龙是从纯思维的角度探讨名辩理论。从他所选的几个话题,如“白马非马”、“二无一”、“坚白石二”、“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等,均与政治、道德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在《坚白论》、《指物论》中均有大篇幅的对纯思维的研究和探讨。《公孙龙子》中的几篇论文中,特别是对话体论文中,“客”与“主”形成强烈的对比,“客”往往关注的是客观存在,如在“客”看来“白马”就是现实界中的白马,在现实中“有白马为有马”。而公孙龙从“主”的角度,关注的是纯思维,如“白马”、“马”皆为人头脑中的概念,“白马非马”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从思维的角度认识到的“白马”与“马”的不同。
　　公孙龙对纯思维的反思和关注,来源于他深厚的人本思想。公孙龙生活在战国后期,从赵氏集团来看,赵国并不好战,纵观赵国历史,主动出兵作战不是赵国战争史的主流,所以,理性地分析赵国从上到下的文化追求,人本是主流。受赵氏集团文化意识的影响,再加上赵国烽火连天的现实,公孙龙不仅从思想学说上直接吸收和传承了赵人的人本文化,而且他还走出书斋,为“偃兵”、“兼爱”、“非攻”摇旗呐喊。总之,公孙龙对纯思维的关注表现了他的浓厚的人本思想,展示了赵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气质。
　　分析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其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从中为我们探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提供了素材,也为我们研究古代赵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提供了依据和参照物。(作者单位:邯郸学院)
　　
　　注释
　　①庞朴:《公孙龙子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页。
　　②顾迁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4页。
　　③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920页。
　　④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