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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较快复苏的发展势头。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可达10.1%,上半年可达10.7%;物价二季度可达3.0%,上半年为2.7%,低于3%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基于此,只要年内不发生重大冲击,全年各项主要宏观经济预期目标可望基本实现。
鉴于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可能不会出现重大转折,应抓紧时机,致力于解决一些可能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深层次的问题。其中,转变“政府主导型复苏”格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稳步降低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综合治理房地产市场,当为首要任务。
一、宏观经济基本态势
(一)经济增长:一季度态势良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GDP在2008年一季度开始下滑,经季节调整的GDP环比年率在2008年第四季度曾下降到3.4%。但是,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随着一揽子应对措施的实施,GDP环比年率急速拉升,2009年第二季度即跳升到15%,第三和第四季度虽有所下滑,但也分别达到10.6%和10.2%。跳升的环比增长率带动GDP同比增长率走出V字型复苏轨迹。2009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10.7%。以同比增长指标衡量的GDP增长率缺口在2009年第四季度转正。
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依然能达到10%,上半年可达10.7%。3月份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5.1%,比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连续13个月保持在50%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4%,比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表明我国非制造业经济总体上升。从PMI来看,3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将为19.6%。总体而言,一季度增长态势良好。
(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由于经济增长势头可以延续,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就业市场中的季节性波动值得关注。近年来,“上半年民工荒、下半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
“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四:一是经济回暖,外贸订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二是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不断升高,但工资偏低,导致招工难。三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及城镇化加速,给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四是农民工主力(15—34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38%下降到当前的30%,以及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近八成已转移到非农产业,导致民工荒现象常态化。虽然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有一定的季节性,但劳动力市场已初现端倪的一些趋势性变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为630万,创历史新高。这也会对今年下半年的就业市场产生季节性冲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冲击完全相反。它们交替出现并逐年轮回,说明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摩擦性的。
(三)物價:上涨压力有所增大
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物价水平超过3%的预期值,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增大。鉴于2009年货币信贷投放过多,2010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和货币供给仍在高位运行,经济增长率超过两位数,通胀压力加大。但是,由于产能过剩、资本市场对货币的吸收等反向因素依然存在,总体物价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近年来,影响我国物价水平变动的因素十分复杂。
1、国内需求因素
总需求。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
货币投放。一季度的信贷和货币供给依然在高位运行,加上前期信贷扩张的滞后影响,通胀预期加强。但由于房地产、股票等资产市场大规模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货币对消费物价的冲击不致在年内完全呈现。
2、国内供给因素
农产品价格。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1.06万亿斤以上,再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连续6年增产。粮食丰收使粮价以及与之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减少。尽管目前西南地区出现严重旱灾,由于不是粮食主产区,难以对粮食供应和粮价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粮食收购价格上涨趋势依然存在,粮食和食品价格仍会对物价产生一定的上涨压力。需要指出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农民增收,一定程度的上涨可以容忍,但应注意适时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劳动力成本。“民工荒”在局部地区的出现、一些城市开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战略的推行等,均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整体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劳动力成本尚不具备较快上升的动力。
产能过剩。从经济运行的机理上看,产能过剩是抑制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大部分行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产能过剩,将使各类成本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PPI上涨等)产生削减企业利润的效果,而较难直接导致最终产品价格上涨。
3、外部冲击因素
主要是输入性通胀。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其中铁矿石、原油价格上涨较多。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驱动因素仍然是真实需求和金融因素。因此,在全球复苏相对疲弱和持有美元寻求避险的需求增大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潜力比较有限,不会出现危机爆发前的井喷局面(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平均预测:2010年与2011年的原油价格为每桶79美元和82美元)。
4、政策性因素
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新劳动法的严格执行(危机期间打了折扣),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的调整,都可能导致价格上升。但是,由于这些改革的推进是渐进、有序并且是可控的,因而也不会对通胀造成过大冲击。
5、技术性因素
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还受翘尾因素影响。2009年CPI环比的上升趋势在2010年的物价同比指标中将反映为正的翘尾因素。翘尾因素在2010年6月和7月达到高峰的2.11%,随后将滑落。2010年全年翘尾因素为1.24%。2010年7月份以前,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控制新增物价上涨因素,为8月份以后宏观调控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
在以上各类因素中,除了产能过剩,其它几类都会推升物价上涨,因此,警惕物价过快上涨,依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二、增长的动力:三大需求走势判断
(一)消费:消费增长较快,实际增速继续提高的难度加大
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但是,2009年消费的较快增长,主要依赖于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消费骤增等因素,而维持消费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却并不乐观。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增速持平,但却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些因素,依然是制约消费增长的最大瓶颈。
(二)投资:实际投资仍会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有所回落
今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6%,比上年全年平均增速低3.9个百分点。考虑到此间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而作为同比基础的去年同期原材料价格回落幅度很大,估计今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回落幅度可能高达6个百分点左右。但是,由于1—2月的投资通常仅占全年投资5%左右,且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大,这种下落是否形成趋势,还待进一步观察。
影响未来投资走势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约束性因素,亦有刺激性因素。约束性因素包括:(1)政府对投资调控的态势,已经由2009年的鼓励和刺激,转变为今年的限制(特别是新开工项目)。(2)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治以及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及结构调整,将使得投资的资金来源有所收缩。刺激性因素包括:(1)1—2月份,投资资金的到率同比增长39.2%,不仅远远超出同期投资增速,并且增速没有回落(比上年全年提高1.6个百分点)。(2)投资机会增加。PMI上升、经济效益大幅提升、产出和出口高速增长以及物价的上涨,都有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3)在投资总额中占较大比重的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1—2月份同比增长31.1%。预计今年全年的投资仍会保持较快增长,但实际增速会低于去年。因此,投资仍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略有下降。
(三)净出口:2010年全年贸易顺差不会大幅增加,但对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去年,甚至可能转正
今年1—2月份,累计顺差217.6亿美元。3月份贸易逆差72.4亿美元。顺差减少归因于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1—2月,出口增长31.4%,进口增长63.6%。进口增速超过出口一倍多。其中,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更快,为73.5%。进口的超常增长可能是内需旺盛的反映,同时也是进口价格攀升的反映。因此,这种情况下顺差的减少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向下压力。
全年来看,外需增长可能好于去年。目前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高达59.6,创2004年7月以来的最高记录;英国的PMI为57.6,欧元区为56.6,均较中国的55.1为高;另外,美国3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6.2万,创下近3年以来最大增幅。这些因素,均昭示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在延续。外部环境若能持续有所好转,将对我国出口产生正向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汇率因素也对进出口产生影响。目前来看,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形成不利冲击。但考虑到我国贸易结构的特点,即占出口50%左右的加工贸易不太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比较有限。据此,我国全年顺差规模难有大幅增加,但仍可能与去年持平或略有增长。这意味着,2010年外贸对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去年,甚至可能由负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出口结构继续呈现优化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主要进口中间品、主要出口消费品为基本特征。但是在过去几个月,消费品的出口增长相对趋缓,而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快速增长(2009年11月、12月、2010年1月,消费品出口增长分别为91.9%、105.9%和105.4%,而资本品出口增长分别为108.3%、133.2%和132.4%),尤其是生产用的电子、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的出口,更是大幅度增长。这反映了我国设备制造能力的快速成长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相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我国日益显示出在资本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此外,对新兴市场体的出口加快(比如,对巴西、印度等国的出口增幅显著),反映出我国贸易对象国的结构也在优化。贸易结构的上述变化,可望有效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上半年宏观经济预测
结合模型计算,我们预测:2010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10.1%,上半年可达10.7%。二季度,物价预计达到3.0%,上半年为2.7%,低于3%;净出口上半年下滑38.2%,贸易净额存在不确定性,但全年仍有可能实现贸易顺差与上年持平或略有增长。
四、需要特别关注的三个问题
鉴于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可能不会出现重大的转折,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应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如下三个问题可能最为紧迫。
(一)转变“政府主导型复苏”格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迅速恢复,主要归因于大规模的投资,而投资的主体则是各级政府。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复苏”有其优势,即迅速有力。但也有隐患,那就是:如果政府投资不能继续,经济增长可能下滑,甚至导致二次探底;如果继续依赖政府投资,则会带来诸如效率降低、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以及经济结构恶化等问题。因此,着眼于经济的长期稳定,这一格局理应转变。
有退必须有进,在政府主体和非常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同时,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努力使社会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就需要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增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最近,发改委宣布了一系列放松民营经济准入和增加信贷的政策,应当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坚决落实执行这些措施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力求保持政策平稳,防止出现政府投资主体退出过快而社会投资主体还未及时跟进导致经济下滑过速的问题。
(二)汲取金融危机教训,稳步降低负债率
过度使用金融杠杆,构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去杠杆化”(即降低负债率)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核心战略举措。我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方面,居民、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负债率都在提高;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扩大投资,我国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也有所降低;另外,为了刺激经济,诸如购房首付率等直接提高杠杆率的因素也有所强化。以上诸因素的合成结果,便是提高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金融杠杆率。杠杆率提高强化了主体行为的投机性,累积了潜在金融风险,这种倾向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从金融结构方面寻找原因,我国金融杠杆率的提高,归因于我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致使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因此,从保证经济运行长期稳定,根除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着眼,我们必须下决心扭转我国投资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结构失衡问题。解决之道当然只能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是,汲取此次危机的教训,我们的眼界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应致力于发展资本形成的市场,着眼于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我们应从五个方面入手来完善我国的资金结构:一是继续大力发展正规的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二是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以利增大股权投资比重。三是继续积极引进外资,从外部引进股权资本。四是鼓励发展各类“集合投资”,以期聚合多渠道资金,形成股权性投资。五是鼓励金融创新,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从事那些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
(三)综合治理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及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不仅不利于民生,而且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终将导致银行坏账和财政风险,严重损害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则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房价调控的权衡,体现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短期收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抉择。因此,认真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势,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长期任务。
我们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立足点的转变。应当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稳定自身就是宏观稳定的内容。因此,房地产市场应是宏观调控的对象,而不应沦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从根源上分析,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犯了将房地产市场简单地作为调控手段,而忽略了其自身本就是宏观稳定内容的错误。
1、需求强劲引致房价上涨
房价上涨的需求面因素有:利率较低且存在通胀预期背景下,居民倾向于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房地產领域;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管制和准入限制以及税负较重,企业资金从实体部门析出转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部门;汇率升值的预期,导致部分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加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刚性需求。
2、房地产市场供应紧张,亦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有需求刚性和炒作因素,供应紧张更不可忽视。有三个指标指示出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紧张:一是土地开发面积与土地购置面积比自1999年以来一直上升,2009年,累计未开发土地已达当年土地开发面积的3.9倍。二是竣工面积与销售面积比自2005年以来一直下降,说明大量商品房历史库存已被消耗。据估计,2009年底,我国商品房库存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三是2004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增速持续低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其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之比持续下降(除2007年之外)。
3、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尚在可控范围内,但由于前期地方政府与央企介入很深,若采取调控措施,其联动效应须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购房者及开发商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国则达到56%。若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1996年数据)的香港(40—55%)、马来西亚(30—40%)、新加坡(30—40%)、台湾(35—45%)和泰国(30—40%)相比,我国内地目前的房地产风险暴露不算很大。但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与央企均深度介入了房地产市场,考虑到地方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乃至央企的利润等,均深深地与房地产市场联系在一起,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便有了特殊性。鉴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就必须多管齐下,有的放矢,综合考虑。
4、需要采取综合手段治理房地产市场
鉴于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对其治理必须采取综合手段。建议:一是合理有序增加土地供应,多种渠道增加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供给,鼓励合规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多建房,增加商品房供给。二是抑制商品房最终需求在短期内继续膨胀。实行差别化的买房信贷政策,提高首付率以及增加房产持有环节的成本。三是加强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监控,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四是为减弱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有必要开始研究重构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力的匹配关系。五是深入推进央企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调整央企利润上缴关系,彻底弱化央企与房地产市场的联系。六是科学解释“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在继续鼓励居民购买并拥有商品房的同时,花更大的气力发展公租房体系,探讨支持公租房体系的金融安排,创造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
(课题总负责: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委员陈佳贵。执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晓晶、汪红驹)
鉴于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可能不会出现重大转折,应抓紧时机,致力于解决一些可能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深层次的问题。其中,转变“政府主导型复苏”格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稳步降低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综合治理房地产市场,当为首要任务。
一、宏观经济基本态势
(一)经济增长:一季度态势良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GDP在2008年一季度开始下滑,经季节调整的GDP环比年率在2008年第四季度曾下降到3.4%。但是,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随着一揽子应对措施的实施,GDP环比年率急速拉升,2009年第二季度即跳升到15%,第三和第四季度虽有所下滑,但也分别达到10.6%和10.2%。跳升的环比增长率带动GDP同比增长率走出V字型复苏轨迹。2009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10.7%。以同比增长指标衡量的GDP增长率缺口在2009年第四季度转正。
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依然能达到10%,上半年可达10.7%。3月份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5.1%,比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连续13个月保持在50%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4%,比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表明我国非制造业经济总体上升。从PMI来看,3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将为19.6%。总体而言,一季度增长态势良好。
(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由于经济增长势头可以延续,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就业市场中的季节性波动值得关注。近年来,“上半年民工荒、下半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
“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四:一是经济回暖,外贸订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二是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不断升高,但工资偏低,导致招工难。三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及城镇化加速,给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四是农民工主力(15—34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38%下降到当前的30%,以及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近八成已转移到非农产业,导致民工荒现象常态化。虽然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有一定的季节性,但劳动力市场已初现端倪的一些趋势性变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为630万,创历史新高。这也会对今年下半年的就业市场产生季节性冲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冲击完全相反。它们交替出现并逐年轮回,说明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摩擦性的。
(三)物價:上涨压力有所增大
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物价水平超过3%的预期值,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增大。鉴于2009年货币信贷投放过多,2010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和货币供给仍在高位运行,经济增长率超过两位数,通胀压力加大。但是,由于产能过剩、资本市场对货币的吸收等反向因素依然存在,总体物价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近年来,影响我国物价水平变动的因素十分复杂。
1、国内需求因素
总需求。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
货币投放。一季度的信贷和货币供给依然在高位运行,加上前期信贷扩张的滞后影响,通胀预期加强。但由于房地产、股票等资产市场大规模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货币对消费物价的冲击不致在年内完全呈现。
2、国内供给因素
农产品价格。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1.06万亿斤以上,再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连续6年增产。粮食丰收使粮价以及与之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减少。尽管目前西南地区出现严重旱灾,由于不是粮食主产区,难以对粮食供应和粮价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粮食收购价格上涨趋势依然存在,粮食和食品价格仍会对物价产生一定的上涨压力。需要指出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农民增收,一定程度的上涨可以容忍,但应注意适时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劳动力成本。“民工荒”在局部地区的出现、一些城市开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战略的推行等,均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整体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劳动力成本尚不具备较快上升的动力。
产能过剩。从经济运行的机理上看,产能过剩是抑制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大部分行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产能过剩,将使各类成本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PPI上涨等)产生削减企业利润的效果,而较难直接导致最终产品价格上涨。
3、外部冲击因素
主要是输入性通胀。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其中铁矿石、原油价格上涨较多。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驱动因素仍然是真实需求和金融因素。因此,在全球复苏相对疲弱和持有美元寻求避险的需求增大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潜力比较有限,不会出现危机爆发前的井喷局面(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平均预测:2010年与2011年的原油价格为每桶79美元和82美元)。
4、政策性因素
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新劳动法的严格执行(危机期间打了折扣),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的调整,都可能导致价格上升。但是,由于这些改革的推进是渐进、有序并且是可控的,因而也不会对通胀造成过大冲击。
5、技术性因素
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还受翘尾因素影响。2009年CPI环比的上升趋势在2010年的物价同比指标中将反映为正的翘尾因素。翘尾因素在2010年6月和7月达到高峰的2.11%,随后将滑落。2010年全年翘尾因素为1.24%。2010年7月份以前,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控制新增物价上涨因素,为8月份以后宏观调控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
在以上各类因素中,除了产能过剩,其它几类都会推升物价上涨,因此,警惕物价过快上涨,依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二、增长的动力:三大需求走势判断
(一)消费:消费增长较快,实际增速继续提高的难度加大
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但是,2009年消费的较快增长,主要依赖于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消费骤增等因素,而维持消费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却并不乐观。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增速持平,但却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些因素,依然是制约消费增长的最大瓶颈。
(二)投资:实际投资仍会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有所回落
今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6%,比上年全年平均增速低3.9个百分点。考虑到此间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而作为同比基础的去年同期原材料价格回落幅度很大,估计今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回落幅度可能高达6个百分点左右。但是,由于1—2月的投资通常仅占全年投资5%左右,且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大,这种下落是否形成趋势,还待进一步观察。
影响未来投资走势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约束性因素,亦有刺激性因素。约束性因素包括:(1)政府对投资调控的态势,已经由2009年的鼓励和刺激,转变为今年的限制(特别是新开工项目)。(2)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治以及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及结构调整,将使得投资的资金来源有所收缩。刺激性因素包括:(1)1—2月份,投资资金的到率同比增长39.2%,不仅远远超出同期投资增速,并且增速没有回落(比上年全年提高1.6个百分点)。(2)投资机会增加。PMI上升、经济效益大幅提升、产出和出口高速增长以及物价的上涨,都有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3)在投资总额中占较大比重的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1—2月份同比增长31.1%。预计今年全年的投资仍会保持较快增长,但实际增速会低于去年。因此,投资仍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略有下降。
(三)净出口:2010年全年贸易顺差不会大幅增加,但对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去年,甚至可能转正
今年1—2月份,累计顺差217.6亿美元。3月份贸易逆差72.4亿美元。顺差减少归因于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1—2月,出口增长31.4%,进口增长63.6%。进口增速超过出口一倍多。其中,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更快,为73.5%。进口的超常增长可能是内需旺盛的反映,同时也是进口价格攀升的反映。因此,这种情况下顺差的减少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向下压力。
全年来看,外需增长可能好于去年。目前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高达59.6,创2004年7月以来的最高记录;英国的PMI为57.6,欧元区为56.6,均较中国的55.1为高;另外,美国3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6.2万,创下近3年以来最大增幅。这些因素,均昭示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在延续。外部环境若能持续有所好转,将对我国出口产生正向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汇率因素也对进出口产生影响。目前来看,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形成不利冲击。但考虑到我国贸易结构的特点,即占出口50%左右的加工贸易不太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比较有限。据此,我国全年顺差规模难有大幅增加,但仍可能与去年持平或略有增长。这意味着,2010年外贸对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去年,甚至可能由负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出口结构继续呈现优化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主要进口中间品、主要出口消费品为基本特征。但是在过去几个月,消费品的出口增长相对趋缓,而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快速增长(2009年11月、12月、2010年1月,消费品出口增长分别为91.9%、105.9%和105.4%,而资本品出口增长分别为108.3%、133.2%和132.4%),尤其是生产用的电子、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的出口,更是大幅度增长。这反映了我国设备制造能力的快速成长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相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我国日益显示出在资本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此外,对新兴市场体的出口加快(比如,对巴西、印度等国的出口增幅显著),反映出我国贸易对象国的结构也在优化。贸易结构的上述变化,可望有效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上半年宏观经济预测
结合模型计算,我们预测:2010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10.1%,上半年可达10.7%。二季度,物价预计达到3.0%,上半年为2.7%,低于3%;净出口上半年下滑38.2%,贸易净额存在不确定性,但全年仍有可能实现贸易顺差与上年持平或略有增长。
四、需要特别关注的三个问题
鉴于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可能不会出现重大的转折,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应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如下三个问题可能最为紧迫。
(一)转变“政府主导型复苏”格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迅速恢复,主要归因于大规模的投资,而投资的主体则是各级政府。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复苏”有其优势,即迅速有力。但也有隐患,那就是:如果政府投资不能继续,经济增长可能下滑,甚至导致二次探底;如果继续依赖政府投资,则会带来诸如效率降低、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以及经济结构恶化等问题。因此,着眼于经济的长期稳定,这一格局理应转变。
有退必须有进,在政府主体和非常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同时,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努力使社会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就需要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增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最近,发改委宣布了一系列放松民营经济准入和增加信贷的政策,应当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坚决落实执行这些措施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力求保持政策平稳,防止出现政府投资主体退出过快而社会投资主体还未及时跟进导致经济下滑过速的问题。
(二)汲取金融危机教训,稳步降低负债率
过度使用金融杠杆,构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去杠杆化”(即降低负债率)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核心战略举措。我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方面,居民、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负债率都在提高;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扩大投资,我国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也有所降低;另外,为了刺激经济,诸如购房首付率等直接提高杠杆率的因素也有所强化。以上诸因素的合成结果,便是提高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金融杠杆率。杠杆率提高强化了主体行为的投机性,累积了潜在金融风险,这种倾向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从金融结构方面寻找原因,我国金融杠杆率的提高,归因于我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致使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因此,从保证经济运行长期稳定,根除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着眼,我们必须下决心扭转我国投资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结构失衡问题。解决之道当然只能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是,汲取此次危机的教训,我们的眼界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应致力于发展资本形成的市场,着眼于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我们应从五个方面入手来完善我国的资金结构:一是继续大力发展正规的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二是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以利增大股权投资比重。三是继续积极引进外资,从外部引进股权资本。四是鼓励发展各类“集合投资”,以期聚合多渠道资金,形成股权性投资。五是鼓励金融创新,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从事那些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
(三)综合治理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及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不仅不利于民生,而且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终将导致银行坏账和财政风险,严重损害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则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房价调控的权衡,体现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短期收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抉择。因此,认真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势,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长期任务。
我们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立足点的转变。应当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稳定自身就是宏观稳定的内容。因此,房地产市场应是宏观调控的对象,而不应沦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从根源上分析,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犯了将房地产市场简单地作为调控手段,而忽略了其自身本就是宏观稳定内容的错误。
1、需求强劲引致房价上涨
房价上涨的需求面因素有:利率较低且存在通胀预期背景下,居民倾向于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房地產领域;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管制和准入限制以及税负较重,企业资金从实体部门析出转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部门;汇率升值的预期,导致部分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加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刚性需求。
2、房地产市场供应紧张,亦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有需求刚性和炒作因素,供应紧张更不可忽视。有三个指标指示出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紧张:一是土地开发面积与土地购置面积比自1999年以来一直上升,2009年,累计未开发土地已达当年土地开发面积的3.9倍。二是竣工面积与销售面积比自2005年以来一直下降,说明大量商品房历史库存已被消耗。据估计,2009年底,我国商品房库存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三是2004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增速持续低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其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之比持续下降(除2007年之外)。
3、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尚在可控范围内,但由于前期地方政府与央企介入很深,若采取调控措施,其联动效应须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购房者及开发商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国则达到56%。若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1996年数据)的香港(40—55%)、马来西亚(30—40%)、新加坡(30—40%)、台湾(35—45%)和泰国(30—40%)相比,我国内地目前的房地产风险暴露不算很大。但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与央企均深度介入了房地产市场,考虑到地方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乃至央企的利润等,均深深地与房地产市场联系在一起,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便有了特殊性。鉴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就必须多管齐下,有的放矢,综合考虑。
4、需要采取综合手段治理房地产市场
鉴于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对其治理必须采取综合手段。建议:一是合理有序增加土地供应,多种渠道增加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供给,鼓励合规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多建房,增加商品房供给。二是抑制商品房最终需求在短期内继续膨胀。实行差别化的买房信贷政策,提高首付率以及增加房产持有环节的成本。三是加强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监控,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四是为减弱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有必要开始研究重构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力的匹配关系。五是深入推进央企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调整央企利润上缴关系,彻底弱化央企与房地产市场的联系。六是科学解释“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在继续鼓励居民购买并拥有商品房的同时,花更大的气力发展公租房体系,探讨支持公租房体系的金融安排,创造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
(课题总负责: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委员陈佳贵。执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晓晶、汪红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