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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一个李白，中国有没有李白不一样。所以，李白身后说李白，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最近，我有一点相对安静的时间，就集中读了几本说李白的书。
这本书写于1939年，作者比较系统地探讨道家思想对李白思想的影响，这在谈李白的诸多著作中是不多见的。作者还发现，入世心很重的李白，心中有个当官为政的榜样鲁仲连;文学上，李白也有自己的榜样，比如谢朓。李长之将李白理解为“寂寞的超人”，也是独到的见地。这本书的文字优美，好读。
这是1971年中国大陆“书荒”时出现的一本文艺专著。像当时所有的书一样，前面印的是毛主席语录。那时候的书，印毛主席语录比印版权页要重要得多。
从书名看，《李白与杜甫》是比较李白与杜甫的。实际上，说它是《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篇论文的合集更确切一些。在《关于李白》中，郭沫若对李白的出生地、人生经历及追逐功名的考证，对李白许多诗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的理解，对李白热衷于求仙炼丹的批评等，下了很大的工夫，许多考证、许多观点发人之所未发。至于《关于杜甫》，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来就将杜甫定为地主阶级，以阶级分析入手，大讲“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等，作出了一些轻率、牵强的结论。杜甫被人称道的《三吏》、《三别》，被他否定得一塌糊涂。鉴赏文学的眼光被“阶级立场”所左右，文字就不足观了。
“文革”后，《李白与杜甫》不招人待见，一些人对郭在书中抬高李白、苛责杜甫进行批评，甚至说他是为投上所好而扬李抑杜的。这对郭是不公平的，毕竟在“李杜”之间，郭更喜欢的是李白。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认为：“这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书，其中的确有大量的假设、推理、判断，为一般人所不能也不敢做出……只有具备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才有这样的气魄和行动能力。”“晚年的郭沫若与两位唐代大诗人做了一场漫长而持久的潜对话”，“这部书或许比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费解得多。”
笔者以为，对《李白与杜甫》这本书，要掰开说，《关于李白》这部分，今天仍很好读，现在的学者也未必有郭当年的工夫。同时我猜想，《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论李白与论杜甫的两篇文章，可能不是同时写作的。或许，《关于李白》初稿于“文革”之前，《关于杜甫》写在“文革”之中，所以立意行文要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无奈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作者本人没有只言片语透露给我们。
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它既包含着对唐朝以后历代对“李白与杜甫”话题的追溯，也可以看出三十多前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对作者的影响——《也说李白与杜甫》中，有许多处在引用、赞同或反驳着《李白与杜甫》的观点。
《也说李白与杜甫》不像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那样长于考证。张炜运用历史视野，将“李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中国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影响，还原他们的悲喜人生。比如，李、杜求仕当官心重，爱他们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替他们打掩护，张炜分析自战国到唐代浓烈的“干谒”之风对文人的侵蚀，分析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与庙堂的关系，令人深思。张炜还将李白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看，对比中国文人成长环境与外国文人成长环境之差异，分析中外天才、异才与当时世俗的摩擦，也属于新的角度。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李、杜”自身的问题和当时社会的问题，让当代人看到自身和当代的问题、文人与官场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还原“李、杜”的生活轨迹，从他们某些“不堪”的作品中，感受到心灵的“痛点”——“这是文化之疼，理性之疼，人性之疼”。作者期望今人接受“李白与杜甫”他们那一代的遗产，携带着传统前行，把我们“现代”的路走好。
《也说李白与杜甫》是处处对比着写“李白与杜甫”的。对比的结果是：李白在天上，杜甫在地上——李白从高空直接降临，杜甫从地面往上攀登——这不是论高低，而是说性格的差异、生命质地的差异;两人都是“大舞者”——以过人的才华，舞在天地之间;两人构成“双璧”——“双璧”须是具有同等地位和影响的，而且二者不能重复，不可代替。
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中说：“一个高超的文学人物，因为想象的世界太大了，这个生命体对他人来讲就会太神秘，简直是浩渺，像看海洋和天空一样。要写出这些人物的传记有多么困难。要写李白传、杜甫传，那又是难出十倍的工作。”他提醒说：“写屈原传、李白传这一类文字，一定要慎之又慎。”张炜如是说的时候，台湾的张大春正在做一项近似“李白传”的大工程：写一部一百多万字《大唐李白》。我已见到一、二卷。《大唐李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以巨大的想象和才华还原李白的历史，是李白诗史，亦是李白诗话、李白诗论。
连着读了几本谈李白的书，我就看到——
一个好酒的李白。李白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使醉者传。”李白天生放纵与浪漫，喝酒多了更加放纵与浪漫。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谓贴切。嗜酒豪饮，酒神精神，文思泉涌，似鬼神所授。从前人说陶潜诗篇篇有酒，李白更当得起这句话。“一日须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酒后神游，回到生命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然自由的状态，正是产生创造力的好状态。因为好酒，民间还传说他酒后到水中摘月而溺亡……
一个好官的李白。李白汲汲于求仕，渴望入世用世、建功立业。一篇《与韩荆州书》，是文学上的千古名文，却是一个不成功的“求职信”，且有拍马过度和自吹自擂之嫌;他写的一些表和诗，也显得不那么自尊，这都为后代所诟病。“翰林待诏”的短暂官场岁月，是他一时的骄傲和一生的追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其实是被人家不失体面地打发走了），从此远离官场，面子上还算好看，里子却是无奈的痛。“长相思，在长安”，李白一生心系长安，并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求仕不顺而失意，才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的声音，是气话，是牢骚，也可能有些愤怒与反思在里面。这些，让我为一个伟大诗人感到難堪和疼痛（当然，许多伟者在权贵面前都是这样）。 一个好名川的李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他的足迹。秦岭、巴山、嵩山、华山、泰山等，都有他漫游的诗篇。他在山东徂徕山，与一群朋友结成了“竹溪六逸”;他和杜甫同游齐鲁，这都传为佳话。名山大川里有神仙，有高人，这对李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好侠义的李白。个体生命面对偌大世界，容易胆怯。李白不怕，他身上有股天生的野性。李白从小练剑，经常背着一把宝剑游走四方。他的《侠客行》很有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年轻时家境不错，故轻财好施，在维扬（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的朋友吴指南和他同游时死于洞庭湖畔，他“剔骨葬友”，将吴指南的尸骨背回到吴的老家。李白的侠客精神表现在诗词上，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强大的冲决力。
一个好求仙访道的李白。李白思想中占主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他好奇心强，喜欢结交一些奇人。他热衷于丹炉，求道的地方主要在岷山、嵩山、随州等。他去过众多道家地场，还正式接受“道箓”（郭沫若考证，道箓的仪式，形式十分繁琐，比佛教徒的受戒、耶酥教徒的受洗礼，要严苛得多）。这对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有多少好处，但对于他的诗文气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白的《梦游天姥留别》，神仙列阵，神奇无比，与他有一个神仙情怀分不开。
一个好诗的李白。他有天才的文笔，“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王国维说他“太白纯以气象胜”。杜甫说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通过他创作（留存下来的）的千余首诗歌，在实验汉语的力度、强度、高度、宽度、柔韧度、模糊与清晰度……他在创造汉语新的句式、新的表达形式，总之他在探索汉语的最大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汉语的奇迹：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出神入化。
李白，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时人谓之李、杜”句。可见，李白杜甫去世一个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说了。
李白与高适、孟浩然、贺知章等诗人的关系都不错。李白曾写“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说明他与孟浩然的深沉友谊。李白与诗人高适（他是唐朝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关系也不错，只是两个人没有走在一条“道”上，后来关系疏远了。李白与贺知章更是好朋友。李白第一次进长安街，遇见贺知章。这时，贺的诗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无论哪个方面都算是顶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难》使贺知章惊叹：“你真是个被下贬的太白金星啊！”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雅号。李白第二次进长安，也有贺的功劳。但这一干人的诗歌光彩、家国情怀及个人魅力，显然和李白与杜甫不在一个级别，后人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那是反复掂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闻一多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
李白与杜甫，无疑是两座耸立的高山，是两个艺术生命的标本，是支撑起中国文学、东方文明的其中的两根支柱。自唐以来，人们说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般地说都会联系到另一个人。其实，两人见面有据可查的纪录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有人把他两人诗歌中的涉及对方的诗歌统计了一下，李说杜，三四首：杜说李，近二十来首，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杜甫更怀念和牵挂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国，逐渐形成“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
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本属于个人偏好，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中国一些人好分胜负，好排座位，喜欢戏剧效果，于是，将两人拉在一起，互相对比，寻找差异，比较着比较着，就将两人简单地对立起来了，褒一个贬一个，一个打倒另一个，非此拼出个高下不可。
喜欢他，则宽容他、包庇他;不喜欢他，则损他、骂他。或者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来扭曲他。这是我们的毛病，要改呢。
2015年初的一天黄昏，我在西安大雁塔南广场散步，忽然想到公元701年的大唐所发生了的大事，比如：一、神秀奉武则天诏进长安;二、武则天下令重修大雁塔;三、李白出生;四、王维出生……。當时，我发了一条微信。方英文老师回复说：“李白与王维同庚，并耀于同代，最有意味的是，在二人的那么多诗文里，从未提及过对方的名字——仿佛对方不存在似的。”
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读唐、宋笔记，一直盯着这俩人，却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李白与王维》：“一个诗佛，一个诗仙，同生于七零一年;都吟过太白山，都赞歌终南;都曾长安为官，都在内乱中受到牵连，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孟浩然。想来两人熟悉，可在诗词中没有唱和宛若冰炭，连在野史中都不曾会面。大唐天空下的两颗巨星，动若参商不相见——呜呼！梅花荷花亦不见。”
王维，名维，字摩诘，十几岁即有诗名，二十一岁得中进士。他在诗歌、绘画、音乐等领域成就很大，为世人所敬仰。“辋川于诗，亦称一祖”（《昭昧詹言》）。他还精通佛学，他的名与字就是从《维摩诘经》中化来。王维官运不错，做过监察御史、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他与一生漂泊的李白不同，日子过得算是悠然自得，还买下初唐宫廷诗人宋之问在蓝田山峪中的别墅，过半官半隐的生活。
对于李白与王维，前人亦有比较。《岁寒堂诗话》曰：“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诗至佳丽而老成……虽才气不若李、杜，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诗薮》曰：“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载酒园诗话又编》曰：“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昭昧詹言》曰：“摩诘七古，格整而气敛，虽纵横变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属对工稳，极可为后人学步。”
按说，李白与王维应该认识。同时代的人，都写诗，都有诗界的朋友，在一个长安城呆过，都曾在终南山隐居。对方在诗歌上的成就，满城传唱，不会不知道等等。即使不喜欢对方的性格及作派，见见面总可以吧;不愿见他，起码要承认人家的诗文，或在诗文中咏叹一下总可以吧;即使看不惯对方，总可以在对方落魄时寄以同情心总可以吧（李白曾被囚被流放）;实在不行，互相掐几下、打嘴上官司也好嘛。这些，都没有发生。海明威与福克纳都获诺奖，都是大家，两人曾经对骂，把对方的文字说得狗屁不如。李白与王维，没有任何闹别扭的细节跟情节。相近的两大星球，竟然如此遥远。他们两个，本来也可以成为文学天空中的互耀“双星”，却形如参商。看看人家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被称为“李杜”，杜牧和李商隐则被人称为“小李杜”，弄出多少话题，我就为李白与王维两个人没有构成“李王”而深深叹息……
与李白有关的几本书
1、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这本书写于1939年，作者比较系统地探讨道家思想对李白思想的影响，这在谈李白的诸多著作中是不多见的。作者还发现，入世心很重的李白，心中有个当官为政的榜样鲁仲连;文学上，李白也有自己的榜样，比如谢朓。李长之将李白理解为“寂寞的超人”，也是独到的见地。这本书的文字优美，好读。
2、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0月版）
这是1971年中国大陆“书荒”时出现的一本文艺专著。像当时所有的书一样，前面印的是毛主席语录。那时候的书，印毛主席语录比印版权页要重要得多。
从书名看，《李白与杜甫》是比较李白与杜甫的。实际上，说它是《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篇论文的合集更确切一些。在《关于李白》中，郭沫若对李白的出生地、人生经历及追逐功名的考证，对李白许多诗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的理解，对李白热衷于求仙炼丹的批评等，下了很大的工夫，许多考证、许多观点发人之所未发。至于《关于杜甫》，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来就将杜甫定为地主阶级，以阶级分析入手，大讲“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等，作出了一些轻率、牵强的结论。杜甫被人称道的《三吏》、《三别》，被他否定得一塌糊涂。鉴赏文学的眼光被“阶级立场”所左右，文字就不足观了。
“文革”后，《李白与杜甫》不招人待见，一些人对郭在书中抬高李白、苛责杜甫进行批评，甚至说他是为投上所好而扬李抑杜的。这对郭是不公平的，毕竟在“李杜”之间，郭更喜欢的是李白。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认为：“这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书，其中的确有大量的假设、推理、判断，为一般人所不能也不敢做出……只有具备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才有这样的气魄和行动能力。”“晚年的郭沫若与两位唐代大诗人做了一场漫长而持久的潜对话”，“这部书或许比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费解得多。”
笔者以为，对《李白与杜甫》这本书，要掰开说，《关于李白》这部分，今天仍很好读，现在的学者也未必有郭当年的工夫。同时我猜想，《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论李白与论杜甫的两篇文章，可能不是同时写作的。或许，《关于李白》初稿于“文革”之前，《关于杜甫》写在“文革”之中，所以立意行文要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无奈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作者本人没有只言片语透露给我们。
3、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
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它既包含着对唐朝以后历代对“李白与杜甫”话题的追溯，也可以看出三十多前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对作者的影响——《也说李白与杜甫》中，有许多处在引用、赞同或反驳着《李白与杜甫》的观点。
《也说李白与杜甫》不像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那样长于考证。张炜运用历史视野，将“李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中国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影响，还原他们的悲喜人生。比如，李、杜求仕当官心重，爱他们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替他们打掩护，张炜分析自战国到唐代浓烈的“干谒”之风对文人的侵蚀，分析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与庙堂的关系，令人深思。张炜还将李白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看，对比中国文人成长环境与外国文人成长环境之差异，分析中外天才、异才与当时世俗的摩擦，也属于新的角度。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李、杜”自身的问题和当时社会的问题，让当代人看到自身和当代的问题、文人与官场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还原“李、杜”的生活轨迹，从他们某些“不堪”的作品中，感受到心灵的“痛点”——“这是文化之疼，理性之疼，人性之疼”。作者期望今人接受“李白与杜甫”他们那一代的遗产，携带着传统前行，把我们“现代”的路走好。
《也说李白与杜甫》是处处对比着写“李白与杜甫”的。对比的结果是：李白在天上，杜甫在地上——李白从高空直接降临，杜甫从地面往上攀登——这不是论高低，而是说性格的差异、生命质地的差异;两人都是“大舞者”——以过人的才华，舞在天地之间;两人构成“双璧”——“双璧”须是具有同等地位和影响的，而且二者不能重复，不可代替。
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中说：“一个高超的文学人物，因为想象的世界太大了，这个生命体对他人来讲就会太神秘，简直是浩渺，像看海洋和天空一样。要写出这些人物的传记有多么困难。要写李白传、杜甫传，那又是难出十倍的工作。”他提醒说：“写屈原传、李白传这一类文字，一定要慎之又慎。”张炜如是说的时候，台湾的张大春正在做一项近似“李白传”的大工程：写一部一百多万字《大唐李白》。我已见到一、二卷。《大唐李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以巨大的想象和才华还原李白的历史，是李白诗史，亦是李白诗话、李白诗论。
李白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连着读了几本谈李白的书，我就看到——
一个好酒的李白。李白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使醉者传。”李白天生放纵与浪漫，喝酒多了更加放纵与浪漫。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谓贴切。嗜酒豪饮，酒神精神，文思泉涌，似鬼神所授。从前人说陶潜诗篇篇有酒，李白更当得起这句话。“一日须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酒后神游，回到生命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然自由的状态，正是产生创造力的好状态。因为好酒，民间还传说他酒后到水中摘月而溺亡……
一个好官的李白。李白汲汲于求仕，渴望入世用世、建功立业。一篇《与韩荆州书》，是文学上的千古名文，却是一个不成功的“求职信”，且有拍马过度和自吹自擂之嫌;他写的一些表和诗，也显得不那么自尊，这都为后代所诟病。“翰林待诏”的短暂官场岁月，是他一时的骄傲和一生的追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其实是被人家不失体面地打发走了），从此远离官场，面子上还算好看，里子却是无奈的痛。“长相思，在长安”，李白一生心系长安，并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求仕不顺而失意，才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的声音，是气话，是牢骚，也可能有些愤怒与反思在里面。这些，让我为一个伟大诗人感到難堪和疼痛（当然，许多伟者在权贵面前都是这样）。 一个好名川的李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他的足迹。秦岭、巴山、嵩山、华山、泰山等，都有他漫游的诗篇。他在山东徂徕山，与一群朋友结成了“竹溪六逸”;他和杜甫同游齐鲁，这都传为佳话。名山大川里有神仙，有高人，这对李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好侠义的李白。个体生命面对偌大世界，容易胆怯。李白不怕，他身上有股天生的野性。李白从小练剑，经常背着一把宝剑游走四方。他的《侠客行》很有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年轻时家境不错，故轻财好施，在维扬（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的朋友吴指南和他同游时死于洞庭湖畔，他“剔骨葬友”，将吴指南的尸骨背回到吴的老家。李白的侠客精神表现在诗词上，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强大的冲决力。
一个好求仙访道的李白。李白思想中占主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他好奇心强，喜欢结交一些奇人。他热衷于丹炉，求道的地方主要在岷山、嵩山、随州等。他去过众多道家地场，还正式接受“道箓”（郭沫若考证，道箓的仪式，形式十分繁琐，比佛教徒的受戒、耶酥教徒的受洗礼，要严苛得多）。这对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有多少好处，但对于他的诗文气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白的《梦游天姥留别》，神仙列阵，神奇无比，与他有一个神仙情怀分不开。
一个好诗的李白。他有天才的文笔，“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王国维说他“太白纯以气象胜”。杜甫说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通过他创作（留存下来的）的千余首诗歌，在实验汉语的力度、强度、高度、宽度、柔韧度、模糊与清晰度……他在创造汉语新的句式、新的表达形式，总之他在探索汉语的最大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汉语的奇迹：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出神入化。
为什么老是让“李杜”争高低？
李白，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时人谓之李、杜”句。可见，李白杜甫去世一个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说了。
李白与高适、孟浩然、贺知章等诗人的关系都不错。李白曾写“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说明他与孟浩然的深沉友谊。李白与诗人高适（他是唐朝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关系也不错，只是两个人没有走在一条“道”上，后来关系疏远了。李白与贺知章更是好朋友。李白第一次进长安街，遇见贺知章。这时，贺的诗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无论哪个方面都算是顶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难》使贺知章惊叹：“你真是个被下贬的太白金星啊！”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雅号。李白第二次进长安，也有贺的功劳。但这一干人的诗歌光彩、家国情怀及个人魅力，显然和李白与杜甫不在一个级别，后人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那是反复掂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闻一多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
李白与杜甫，无疑是两座耸立的高山，是两个艺术生命的标本，是支撑起中国文学、东方文明的其中的两根支柱。自唐以来，人们说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般地说都会联系到另一个人。其实，两人见面有据可查的纪录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有人把他两人诗歌中的涉及对方的诗歌统计了一下，李说杜，三四首：杜说李，近二十来首，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杜甫更怀念和牵挂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国，逐渐形成“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
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本属于个人偏好，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中国一些人好分胜负，好排座位，喜欢戏剧效果，于是，将两人拉在一起，互相对比，寻找差异，比较着比较着，就将两人简单地对立起来了，褒一个贬一个，一个打倒另一个，非此拼出个高下不可。
喜欢他，则宽容他、包庇他;不喜欢他，则损他、骂他。或者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来扭曲他。这是我们的毛病，要改呢。
我想说的是“李白与王维”
2015年初的一天黄昏，我在西安大雁塔南广场散步，忽然想到公元701年的大唐所发生了的大事，比如：一、神秀奉武则天诏进长安;二、武则天下令重修大雁塔;三、李白出生;四、王维出生……。當时，我发了一条微信。方英文老师回复说：“李白与王维同庚，并耀于同代，最有意味的是，在二人的那么多诗文里，从未提及过对方的名字——仿佛对方不存在似的。”
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读唐、宋笔记，一直盯着这俩人，却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李白与王维》：“一个诗佛，一个诗仙，同生于七零一年;都吟过太白山，都赞歌终南;都曾长安为官，都在内乱中受到牵连，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孟浩然。想来两人熟悉，可在诗词中没有唱和宛若冰炭，连在野史中都不曾会面。大唐天空下的两颗巨星，动若参商不相见——呜呼！梅花荷花亦不见。”
王维，名维，字摩诘，十几岁即有诗名，二十一岁得中进士。他在诗歌、绘画、音乐等领域成就很大，为世人所敬仰。“辋川于诗，亦称一祖”（《昭昧詹言》）。他还精通佛学，他的名与字就是从《维摩诘经》中化来。王维官运不错，做过监察御史、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他与一生漂泊的李白不同，日子过得算是悠然自得，还买下初唐宫廷诗人宋之问在蓝田山峪中的别墅，过半官半隐的生活。
对于李白与王维，前人亦有比较。《岁寒堂诗话》曰：“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诗至佳丽而老成……虽才气不若李、杜，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诗薮》曰：“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载酒园诗话又编》曰：“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昭昧詹言》曰：“摩诘七古，格整而气敛，虽纵横变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属对工稳，极可为后人学步。”
按说，李白与王维应该认识。同时代的人，都写诗，都有诗界的朋友，在一个长安城呆过，都曾在终南山隐居。对方在诗歌上的成就，满城传唱，不会不知道等等。即使不喜欢对方的性格及作派，见见面总可以吧;不愿见他，起码要承认人家的诗文，或在诗文中咏叹一下总可以吧;即使看不惯对方，总可以在对方落魄时寄以同情心总可以吧（李白曾被囚被流放）;实在不行，互相掐几下、打嘴上官司也好嘛。这些，都没有发生。海明威与福克纳都获诺奖，都是大家，两人曾经对骂，把对方的文字说得狗屁不如。李白与王维，没有任何闹别扭的细节跟情节。相近的两大星球，竟然如此遥远。他们两个，本来也可以成为文学天空中的互耀“双星”，却形如参商。看看人家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被称为“李杜”，杜牧和李商隐则被人称为“小李杜”，弄出多少话题，我就为李白与王维两个人没有构成“李王”而深深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