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希文的去世是研究上海早期抽象的团队的很大的遗憾， 2008年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的《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图录中的李山访谈，将自己的艺术的重要阶段与闵希文联系在一起，因为当年闵希文受政治迫害靠边到图书馆，而李山当时是在校生，闵希文见了李山到图书馆来，就私下将印象派之后的画册给李山看，让李山不要去学苏联模式的东西，所以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李山从立体主义的抽象到平面化的抽象是与闵希文的引导有关，我们一直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上海现代艺术后面的上海现代艺术教育史。
　　而王纯杰在上戏读书的时候是李山的学生，他每次提到自己艺术的成长史时总会提到李山，1983年李山、袁颂民、王纯杰还举办了“三友展”，可见李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1983年王纯杰移民去了香港，现在回上海任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不管是他在当时还是现在，其艺术精神与李山这位恩师最为相通了。所以李山说起王纯杰总免不了说当时王纯杰是学生中最有才气的一位。
　　而王纯杰这次在“上海早期抽象：艺术史的再研究”的论坛上，专门作了一个演讲，沿着2008年“转向抽象”展提出的“上戏现象”，他列举了当时四位上戏的老师闵希文、陈钧德、孔柏基、李山，直接把他们作为1980年代上海实验艺术的源头。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的艺术史展览中，每一代学生都在感谢他们的恩师，这也成为了上海现代艺术史的一个传统。
　　洪丕谟因肺癌去世，到明年就有十年了，这时我心里时不时会念到了恩师，他不但指导了我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史，还给予了我精神上很大的支持，这种支持直接带来了我在现代书法的创作和理论的建设。
　　在1980年代初，我受康有为的影响，书法从兰亭序和唐碑转到了北碑，当时在上海学习北碑是野路子，我拿了临的《始平公》给洪丕谟看，他马上就肯定了我的学习方向，并且建议我去临《石门颂》、《石门铭》及汉简等，这使我马上转变了书风。当时洪丕谟在整理和题注古代书法理论文献，他鼓励我也写点书法理论文章，我正好已经读了些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以就以这种方法开始写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这中间，我每写一篇，洪丕谟帮我看一篇，文章中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直接帮我修改，然后拿出信封和信纸，给专业报刊写推荐信附加我的文章寄出去，这是我在1980年代中期发表了不少的书法文章的原因。
　　后来我求变速度太快，又到了现代书法，因为忙着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特别是我从1989年的《字球组合》系列作品形成到1994年《理解现代书法》出版，书法界的活动也几乎不参加了。之后我也是偶尔去看望一下洪丕谟老师。但有一次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洪丕谟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在支持我的现代书法的理论和实践，我想到以前他一直用鼓励的方式来指导我，用“拔苗助长”式的方法把我推到了社会上，现在，我想他也不一定知道我的现代书法中到底是什么理论结构，但他相信他的学生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经常听人说，他每次提到自己的学生的时候，总是要夸我，在他去世前，我心里还一直在想，什么时间自己不再忙着那些当代艺术，而回到传统书画再陪洪丕谟出去云游云游，记得在1980年初我和洪丕谟老师谈论得最多的是魏晋风度，洪丕谟的书法就有这样一种清气和强悍气，如果找时间回到当时的状态一定很开心的。
　　洪丕谟去世时的追悼活动我正好不在上海，洪丕谟的墓地我一直没有去过，有一次约好了师母姜玉珍老师去墓地看望恩师，但不巧被马拉松比赛堵塞在路上而过了约好的时间。但我在2005年介入美术学院的当代艺术理论和批评，艺术制度与法律的教学，洪丕谟当年指导我的方法成了一种教学传统，我也用这种方法，鼓励式和拔苗助长法都用上了，帮他们修改文章和推荐发表，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的这个行为是对恩师洪丕谟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