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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句顶一万旬》是刘震云的代表作，书写了另类乡土的史诗。然而书写过程中，作者又用他的叙述机智制造了层层话语迷雾，丰富了文本意蕴的同时叉让坚守清醒意识的读者质疑小说将“说话”作为人存在终极意义的合法性，以及对小说中人物由“说不着”滋生的孤独感而进行探讨和质疑。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话语迷雾 另类乡土 质疑
一、平民意识·贱民史诗
《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刘震云新世纪以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发表后就斩获了诸多奖项。小说展示了极其机智的叙述方式、极其多义的主题意蕴、极其另类的乡村书写等方面，引起评论者的热切关注。乡土书写，自现代文学的发端就被纳入了“国民性批判”的路径，乡土中国的儿女是被启蒙的对象，他们封闭保守、麻木冷漠、自私无知，是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存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都市文化对农村文明的挤压，乡土中国开始成为承载浪漫乡愁的栖息地，成为古典美学理想的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乡土是孕育新生力量和美好民俗风物的存在，甚至到了新时期，面临现实的困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寻根文学深入乡土开始寻找民族的“根”，最终也只能被迫转向。可见，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乡土书写从来就不曾贴近乡土本身，它只是个符号化的存在，承担着被启蒙、被理想、被阶级、被寻根的各种意义。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大多不是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颇具“流民”气质的手工业者，他们由“说得着”而短暂相遇，由“说不着”而四处奔走，从而滋生了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全书采取戏仿《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到作者渴望书写属于乡土贱民的史诗，关注他们的自我言说的孤独史。小说中有对孔子名句的解读：远方朋友而来，圣人之所以会开心，竟然是因为身边没说话的人。结合《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人们出埃及的过程中受到了被带领者的屡发怨言，可见，带领者与被带领者也很难沟通，但有了神的恩赐与惩罚才让他们重返故土。《论语》和《圣经》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原典存在，然而与人对话的圣人也会孤独，与神对话的英雄如果没有神的指导也是孤独的，这就从中西方文化的原典上，证明了人的孤独本质，进而为人寻求“说话”找到了合理性，所以小说人物一直在找话，但一直找不到。所以说，刘震云以极具智慧的眼光和洞穿人世的平民意识发现了乡土贱民无法诉说的孤独，书写了另类乡土的史诗。
二、叙述机智·话语迷雾
小说中叙述者用“拧巴”和“绕”来叙事，制造了层层的话语迷雾，丰富了文本意蕴。“拧巴”是一种河南延津的方言，表达一种“别扭、爱钻牛角尖、偏执”的情绪，道出了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中人的别扭处境。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这样的特点：老杨和老马是好朋友，可二人友情却不是对等的，只有在讲笑话的时候老马才想起老杨这个朋友，这一切被想和老杨说话的老段看在眼里。四十年后，老杨中风，老马也已经过世两年了，老段去看望老杨，俩人回忆往事时想起了这些事，面对老段的发问：“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过去没想明白，如今躺在床上，想明白了吧？”老杨听到此话，以为老段是来嘲笑他的，便骂走了老段。老段也许并没有嘲笑老马的意思，日渐老去，回溯过往时的感悟才问了一句，结果老杨却以为老段是来“报仇”。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拧巴”，类似的“拧巴产物”还有杨百业和秦曼卿亲事的偶成，李金龙执意相信谣言，却从未想过自己去考量和亲自探看，执拗地退了亲，而正处在气头上的秦曼卿却把婚事寄托在小说中，一番“道理”劝服了父亲，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处在这种拧巴关系下的人是如此的别扭、敏感、偏执。
除了“拧巴”，还有“绕”，把众多事件缠绕在一个人身上，如此拐弯抹角、节外生枝，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八件事，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使读者不禁感慨：世上最难猜的是人心。甚至于小说中的人物也苦不堪言，剃头的老裴因为外甥多吃了几张饼而被老婆缠个没完，最后又引来了老婆的娘家哥老蔡“绕”个没完没了，最后“绕”变成了辱骂，导致双方各扇了对方一巴掌。晚上又仔细回昧整件事的老裴越发地怒从中来，想要提刀杀人。“但不是杀老蔡，而是杀她娘家哥。也不是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道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而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还有吴摩西想在元宵节舞社火和吴香香商量，结果却被吴香香从“舞社火”扯到“做馒头”，又扯到“不交心”，又扯到“傍吃傍喝”。一件事被经过层层转述变成了三件事情，各种事情缠绕在一起让人愤而说出置气的话语，不欢而散，看书的读者也会气愤不已。
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寻找，暂时停留，最终都会因话语的迷雾而逃离，依次循环往复地陷入言说的怪圈。当人们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时，突然又被动地转向了另一句话（另一件事），从而使当前这句话（这件事）的意义被搁置，造成了一种语义的漂浮，不断地搁置与延异，而那终极的话永远都找不到。
所以说，这种“拧巴”和“绕”的叙述方式，不仅把小说中的人物缠得晕头转向，感觉到无法言说的孤独，更用这种叙述的机智使读者也被绕得挣脱不了层层话语的迷雾，从而更加顺畅地认同作者预设的情境：原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找个说知心话的人真难。
三、说话·孤独·质疑
可是，拨开层层的话语迷雾，读者不禁会发问：“说话”是生活的唯一么？由此，进一步质疑人物因“说不着”而引发的孤独感。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游走与奔波，不断地陷入言语是非中不能自拔。流动性的行走，看似是人物由于言语不通而滋生孤独，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依附性的表现，他们无力自主，更无法获得自我的本真，只能在“他者”那里获得归属感。
回到小说的开始：老杨把老马当朋友，但老马却只把老杨当笑料，老杨之所以相信老马，是因为老杨说不过老马。可老马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我们好像看到了祥林嫂的伤痛被看客们当成表演的素材，老杨也不过是老马笑话的谈资。老杨一直都把老马当作好朋友，即使孩子们知晓真相时劝他，他还是选择自欺欺人，老段的质问反而打破他的幻象，所以他才會迁怒于人，骂走了老段。乡土人民摆脱不了土地所赋予他们人格的封闭和空虚，只能以热闹、喧嚣、嘈杂的言语来制造自我存在的幻象。 再者，我们看到小说中常出现“空”的字眼，河南人喜欢“喷空”，因为现实生活的琐碎浮躁，所以人们只能在“喷空”式的话语迷雾或嘈杂热闹中获得短暂的解脱。如杨百利和牛国兴喜欢“喷空”，只能在“喷空”的虚幻中才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不容别人打破。杨百利的“喷空”被大户人家嘲笑，但他却在喧嚣吵闹的“喷空”的言语虚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杨百顺之所以喜欢听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后来的玩社火能扮成另一个人，脱离现实琐碎的生活，在虚幻中体验别人的生活而获得满足感和新鲜感。吴摩西感慨：“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现实生活的平庸烦琐、麻木压抑，而且脱离土地的他们没有依靠，却又失去了自己把握存在的能力，只能寄托于话语或行为中的热闹、嘈杂来获得虚幻的愉悦，证明自身的存在，然而短暂的虚幻满足之后，只会让人们更空虚。
如果说上部中人物尚能在这种虚幻中获得解脱的话，下部“回延津记”中人物的无主性便开始驱使自身不断地向外寻求解脱之道。然而，即使人物开始行动，也脱离不了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每一次遇见总是会被误解。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代都没有摆脱对外界的依附，没法获得自身的解脱，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假找”，结果这种“假找”却丢了最爱的人，导致了“真找”。吴摩西把自己找成了“罗长礼”，终究还是选择在一种虚幻中获得解脱，牛爱国却找到了吴摩西留下的遗物：纸扎的教堂和两行字——魔鬼的私语：不杀人，我就放火。牛爱国看到这句话，好像心里明白了什么，才想要找回章楚红的那句话。也许牛爱国明白的可能是众生皆苦，每个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别人，都曾有过怨恨的私语，都曾在心中杀人放火，但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值得寻找的。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寻找章楚红，即使招致祸端，为了她的那句话也是值得的。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孤独自私的存在，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说话”很难使人们获得本真的滿足。或许生而孤独的人们就是喜欢一种喧嚣/语言的狂欢，沉迷于重重话语迷雾的幻象中获得存在，只有人物走出虚幻的迷雾，开始寻找自我的真诚，才能获得本真的存在。圈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2]禹权恒编著.刘震云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话语迷雾 另类乡土 质疑
一、平民意识·贱民史诗
《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刘震云新世纪以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发表后就斩获了诸多奖项。小说展示了极其机智的叙述方式、极其多义的主题意蕴、极其另类的乡村书写等方面，引起评论者的热切关注。乡土书写，自现代文学的发端就被纳入了“国民性批判”的路径，乡土中国的儿女是被启蒙的对象，他们封闭保守、麻木冷漠、自私无知，是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存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都市文化对农村文明的挤压，乡土中国开始成为承载浪漫乡愁的栖息地，成为古典美学理想的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乡土是孕育新生力量和美好民俗风物的存在，甚至到了新时期，面临现实的困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寻根文学深入乡土开始寻找民族的“根”，最终也只能被迫转向。可见，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乡土书写从来就不曾贴近乡土本身，它只是个符号化的存在，承担着被启蒙、被理想、被阶级、被寻根的各种意义。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大多不是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颇具“流民”气质的手工业者，他们由“说得着”而短暂相遇，由“说不着”而四处奔走，从而滋生了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全书采取戏仿《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到作者渴望书写属于乡土贱民的史诗，关注他们的自我言说的孤独史。小说中有对孔子名句的解读：远方朋友而来，圣人之所以会开心，竟然是因为身边没说话的人。结合《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人们出埃及的过程中受到了被带领者的屡发怨言，可见，带领者与被带领者也很难沟通，但有了神的恩赐与惩罚才让他们重返故土。《论语》和《圣经》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原典存在，然而与人对话的圣人也会孤独，与神对话的英雄如果没有神的指导也是孤独的，这就从中西方文化的原典上，证明了人的孤独本质，进而为人寻求“说话”找到了合理性，所以小说人物一直在找话，但一直找不到。所以说，刘震云以极具智慧的眼光和洞穿人世的平民意识发现了乡土贱民无法诉说的孤独，书写了另类乡土的史诗。
二、叙述机智·话语迷雾
小说中叙述者用“拧巴”和“绕”来叙事，制造了层层的话语迷雾，丰富了文本意蕴。“拧巴”是一种河南延津的方言，表达一种“别扭、爱钻牛角尖、偏执”的情绪，道出了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中人的别扭处境。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这样的特点：老杨和老马是好朋友，可二人友情却不是对等的，只有在讲笑话的时候老马才想起老杨这个朋友，这一切被想和老杨说话的老段看在眼里。四十年后，老杨中风，老马也已经过世两年了，老段去看望老杨，俩人回忆往事时想起了这些事，面对老段的发问：“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过去没想明白，如今躺在床上，想明白了吧？”老杨听到此话，以为老段是来嘲笑他的，便骂走了老段。老段也许并没有嘲笑老马的意思，日渐老去，回溯过往时的感悟才问了一句，结果老杨却以为老段是来“报仇”。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拧巴”，类似的“拧巴产物”还有杨百业和秦曼卿亲事的偶成，李金龙执意相信谣言，却从未想过自己去考量和亲自探看，执拗地退了亲，而正处在气头上的秦曼卿却把婚事寄托在小说中，一番“道理”劝服了父亲，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处在这种拧巴关系下的人是如此的别扭、敏感、偏执。
除了“拧巴”，还有“绕”，把众多事件缠绕在一个人身上，如此拐弯抹角、节外生枝，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八件事，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使读者不禁感慨：世上最难猜的是人心。甚至于小说中的人物也苦不堪言，剃头的老裴因为外甥多吃了几张饼而被老婆缠个没完，最后又引来了老婆的娘家哥老蔡“绕”个没完没了，最后“绕”变成了辱骂，导致双方各扇了对方一巴掌。晚上又仔细回昧整件事的老裴越发地怒从中来，想要提刀杀人。“但不是杀老蔡，而是杀她娘家哥。也不是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道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而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还有吴摩西想在元宵节舞社火和吴香香商量，结果却被吴香香从“舞社火”扯到“做馒头”，又扯到“不交心”，又扯到“傍吃傍喝”。一件事被经过层层转述变成了三件事情，各种事情缠绕在一起让人愤而说出置气的话语，不欢而散，看书的读者也会气愤不已。
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寻找，暂时停留，最终都会因话语的迷雾而逃离，依次循环往复地陷入言说的怪圈。当人们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时，突然又被动地转向了另一句话（另一件事），从而使当前这句话（这件事）的意义被搁置，造成了一种语义的漂浮，不断地搁置与延异，而那终极的话永远都找不到。
所以说，这种“拧巴”和“绕”的叙述方式，不仅把小说中的人物缠得晕头转向，感觉到无法言说的孤独，更用这种叙述的机智使读者也被绕得挣脱不了层层话语的迷雾，从而更加顺畅地认同作者预设的情境：原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找个说知心话的人真难。
三、说话·孤独·质疑
可是，拨开层层的话语迷雾，读者不禁会发问：“说话”是生活的唯一么？由此，进一步质疑人物因“说不着”而引发的孤独感。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游走与奔波，不断地陷入言语是非中不能自拔。流动性的行走，看似是人物由于言语不通而滋生孤独，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依附性的表现，他们无力自主，更无法获得自我的本真，只能在“他者”那里获得归属感。
回到小说的开始：老杨把老马当朋友，但老马却只把老杨当笑料，老杨之所以相信老马，是因为老杨说不过老马。可老马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我们好像看到了祥林嫂的伤痛被看客们当成表演的素材，老杨也不过是老马笑话的谈资。老杨一直都把老马当作好朋友，即使孩子们知晓真相时劝他，他还是选择自欺欺人，老段的质问反而打破他的幻象，所以他才會迁怒于人，骂走了老段。乡土人民摆脱不了土地所赋予他们人格的封闭和空虚，只能以热闹、喧嚣、嘈杂的言语来制造自我存在的幻象。 再者，我们看到小说中常出现“空”的字眼，河南人喜欢“喷空”，因为现实生活的琐碎浮躁，所以人们只能在“喷空”式的话语迷雾或嘈杂热闹中获得短暂的解脱。如杨百利和牛国兴喜欢“喷空”，只能在“喷空”的虚幻中才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不容别人打破。杨百利的“喷空”被大户人家嘲笑，但他却在喧嚣吵闹的“喷空”的言语虚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杨百顺之所以喜欢听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后来的玩社火能扮成另一个人，脱离现实琐碎的生活，在虚幻中体验别人的生活而获得满足感和新鲜感。吴摩西感慨：“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现实生活的平庸烦琐、麻木压抑，而且脱离土地的他们没有依靠，却又失去了自己把握存在的能力，只能寄托于话语或行为中的热闹、嘈杂来获得虚幻的愉悦，证明自身的存在，然而短暂的虚幻满足之后，只会让人们更空虚。
如果说上部中人物尚能在这种虚幻中获得解脱的话，下部“回延津记”中人物的无主性便开始驱使自身不断地向外寻求解脱之道。然而，即使人物开始行动，也脱离不了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每一次遇见总是会被误解。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代都没有摆脱对外界的依附，没法获得自身的解脱，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假找”，结果这种“假找”却丢了最爱的人，导致了“真找”。吴摩西把自己找成了“罗长礼”，终究还是选择在一种虚幻中获得解脱，牛爱国却找到了吴摩西留下的遗物：纸扎的教堂和两行字——魔鬼的私语：不杀人，我就放火。牛爱国看到这句话，好像心里明白了什么，才想要找回章楚红的那句话。也许牛爱国明白的可能是众生皆苦，每个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别人，都曾有过怨恨的私语，都曾在心中杀人放火，但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值得寻找的。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寻找章楚红，即使招致祸端，为了她的那句话也是值得的。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孤独自私的存在，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说话”很难使人们获得本真的滿足。或许生而孤独的人们就是喜欢一种喧嚣/语言的狂欢，沉迷于重重话语迷雾的幻象中获得存在，只有人物走出虚幻的迷雾，开始寻找自我的真诚，才能获得本真的存在。圈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2]禹权恒编著.刘震云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