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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in Neshat， Artist with Strong Political
今年4月，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为的是她在林冠艺术基金会的个展“西丽·娜沙特：列王妃”。作为一个伊朗裔的女艺术家，她和其他伊朗艺术家一样，被政治定义，无法回避。她说，艺术家必须不断反思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所以她的作品不断变化，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媒介上。唯一不变的是对伊朗的关注。
1993年，36岁的娜沙特才开始自己第一件作品《阿拉的女人》的创作，该系列的创作持续了4年。娜沙特17岁便离开自己的家乡，虽然在美国学习了10年（1970～1980）绘画，但自认为画得很差，以至于从艺术学院毕业后的10年时间里她没有从事任何创作。若不是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娜沙特并没有留在美国的计划，她会像自己的姐妹们一样回国，结婚生子，没有工作。但革命爆发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通讯被中断，娜沙特深怀思乡之情却不能触及，过着流亡在外的生活。当两国间的通讯再次被建立时，娜沙特曾再次回到自己的故乡，1900年，娜沙特回到伊朗，“我回去主要是为了和我的家人团聚，重新融入社会，试图发现我在这社会中的定位。与此相反，我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完全陌生的国家。”正是该经历给娜沙特的人生带来了转折，向艺术家的转折，她成了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女孩。
“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变得政治起来，被政治所定义，这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娜沙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摄影的人拿起了相机，拍摄《阿拉的女人》。“我用一种新闻摄影式的方式进行创作，因为新闻摄影能很好地捕捉现实生活的横截面。在捕捉到这一现实后，我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它。”不太喜欢色彩的娜沙特选择了黑白摄影，不管是拍摄，还是后期处理都由她一人完成，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也为其后来变换创作媒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阿拉的女人》使得娜沙特登上了国际舞台，也形成其创作中鲜明的个人符号：武器、女性身体、面纱，和优美的波斯语诗句。
正是因为个人符号突出，娜沙特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辨识度，甚至可以说是相似性。此次在林冠艺术基金会展出的作品均为她近几年的新作，《恶棍》、《爱国者》和《民众》3组黑白摄影作品占据了展厅的4面墙，如此的布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走进展厅便被写满波斯文诗句的人物肖像所包围，但是仔细看去，每个系列的作品形式几乎完全相同，不免有些失望。相较于以往的创作，凸显的变化是男性形象首次出现在她的作品中，21世纪的新女性也揭掉了面纱。
娜沙特是一个不甘于背负“创作形式单一”这一“罪名”的艺术家，在《阿拉的女人》之后她就积极的转向艺术媒介的探索——开始了影像装置艺术的创作。她开始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导演，如何去指导一个大型的组品。1998年完成的《狂暴》、1999年完成的《狂喜》，和2000年的《积热》是这一时期的录像装置三部曲，《狂暴》中，女性打破不能公开表演的禁忌，她们以反叛的形式演唱，该作品为娜沙特赢得了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不过她对媒介的探索并未止步，此后她耗时6年拍摄了电影《没有男人的女人》。
《没有男人的女人》以伊朗作家莎纳许·帕西普尔的魔幻现代主义小说为剧本，帕西普尔与娜沙特有着类似的经历，被禁止回国，作品被禁，关注伊朗女性……小说讲述了4名伊朗妇女在1953年那个夏天的奇遇，那一年美国中情局颠覆了伊朗政府，民众支持的政府被推翻，国王重新获得权力。“我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之所以将它拍成电影是因为它是伊朗女性的代言。4位女性都在寻求变革、自由和民主。同样，伊朗作为国家也在为一个自由、民主、脱离外国干预的独立而抗争着。”娜沙特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平衡，纯艺术的语言与以票房为目标的电影语言之间的平衡”。或许正是媒介的改变，《没有男人的女人》是娜沙特在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作品，2009年“绿色运动”爆发，她试图在电影中描述的那段时期，争取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呐喊，在那个夏天再次上演，电影上映，起义遍布德黑兰的街头巷角。该电影荣获了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娜沙特所获得的荣誉乃至在艺术上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下，她一方面不满于西方对其身份认同的片面，另一方面她有受惠于西方。但她并不认为西方的观众，乃至顶尖的批评家们能够读懂她的作品，“当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一部分也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很多信息。比如，神秘主义是我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来自伊朗的文化，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那种神秘主义的诗意，把一切惆怅都当成悲伤。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使用那么多不合逻辑的古老语言，那是因为我们有审查制度”。
娜沙特不是传统的伊朗人，虽然在伊朗的第3大宗教城市长大，但家庭环境与外界迥然不同，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公共场合，她就必须带上面纱。在娜沙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崇拜西方更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又不得不顾及故土的城市氛围。一成年便离开伊朗的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伊朗人，而是美国人，一个整日关注伊朗最新情况的美国人，一个没有与伊朗脱节的美国人。由于作品强烈的政治性被当局认为会威胁到伊朗的政权统治，像娜沙特这样的伊朗艺术家并不受伊朗官方地欢迎，她也没有机会去伊朗展出，伊朗的民众只能通过网络了解到娜沙特的作品。政治对娜沙特而言，不能简单的用负担还是责任来概括，她认为每个伊朗艺术家都是政治性的，不管自己是否喜欢这个称呼。
今年4月，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为的是她在林冠艺术基金会的个展“西丽·娜沙特：列王妃”。作为一个伊朗裔的女艺术家，她和其他伊朗艺术家一样，被政治定义，无法回避。她说，艺术家必须不断反思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所以她的作品不断变化，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媒介上。唯一不变的是对伊朗的关注。
1993年，36岁的娜沙特才开始自己第一件作品《阿拉的女人》的创作，该系列的创作持续了4年。娜沙特17岁便离开自己的家乡，虽然在美国学习了10年（1970～1980）绘画，但自认为画得很差，以至于从艺术学院毕业后的10年时间里她没有从事任何创作。若不是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娜沙特并没有留在美国的计划，她会像自己的姐妹们一样回国，结婚生子，没有工作。但革命爆发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通讯被中断，娜沙特深怀思乡之情却不能触及，过着流亡在外的生活。当两国间的通讯再次被建立时，娜沙特曾再次回到自己的故乡，1900年，娜沙特回到伊朗，“我回去主要是为了和我的家人团聚，重新融入社会，试图发现我在这社会中的定位。与此相反，我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完全陌生的国家。”正是该经历给娜沙特的人生带来了转折，向艺术家的转折，她成了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女孩。
“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变得政治起来，被政治所定义，这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娜沙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摄影的人拿起了相机，拍摄《阿拉的女人》。“我用一种新闻摄影式的方式进行创作，因为新闻摄影能很好地捕捉现实生活的横截面。在捕捉到这一现实后，我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它。”不太喜欢色彩的娜沙特选择了黑白摄影，不管是拍摄，还是后期处理都由她一人完成，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也为其后来变换创作媒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阿拉的女人》使得娜沙特登上了国际舞台，也形成其创作中鲜明的个人符号：武器、女性身体、面纱，和优美的波斯语诗句。
正是因为个人符号突出，娜沙特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辨识度，甚至可以说是相似性。此次在林冠艺术基金会展出的作品均为她近几年的新作，《恶棍》、《爱国者》和《民众》3组黑白摄影作品占据了展厅的4面墙，如此的布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走进展厅便被写满波斯文诗句的人物肖像所包围，但是仔细看去，每个系列的作品形式几乎完全相同，不免有些失望。相较于以往的创作，凸显的变化是男性形象首次出现在她的作品中，21世纪的新女性也揭掉了面纱。
娜沙特是一个不甘于背负“创作形式单一”这一“罪名”的艺术家，在《阿拉的女人》之后她就积极的转向艺术媒介的探索——开始了影像装置艺术的创作。她开始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导演，如何去指导一个大型的组品。1998年完成的《狂暴》、1999年完成的《狂喜》，和2000年的《积热》是这一时期的录像装置三部曲，《狂暴》中，女性打破不能公开表演的禁忌，她们以反叛的形式演唱，该作品为娜沙特赢得了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不过她对媒介的探索并未止步，此后她耗时6年拍摄了电影《没有男人的女人》。
《没有男人的女人》以伊朗作家莎纳许·帕西普尔的魔幻现代主义小说为剧本，帕西普尔与娜沙特有着类似的经历，被禁止回国，作品被禁，关注伊朗女性……小说讲述了4名伊朗妇女在1953年那个夏天的奇遇，那一年美国中情局颠覆了伊朗政府，民众支持的政府被推翻，国王重新获得权力。“我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之所以将它拍成电影是因为它是伊朗女性的代言。4位女性都在寻求变革、自由和民主。同样，伊朗作为国家也在为一个自由、民主、脱离外国干预的独立而抗争着。”娜沙特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平衡，纯艺术的语言与以票房为目标的电影语言之间的平衡”。或许正是媒介的改变，《没有男人的女人》是娜沙特在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作品，2009年“绿色运动”爆发，她试图在电影中描述的那段时期，争取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呐喊，在那个夏天再次上演，电影上映，起义遍布德黑兰的街头巷角。该电影荣获了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娜沙特所获得的荣誉乃至在艺术上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下，她一方面不满于西方对其身份认同的片面，另一方面她有受惠于西方。但她并不认为西方的观众，乃至顶尖的批评家们能够读懂她的作品，“当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一部分也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很多信息。比如，神秘主义是我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来自伊朗的文化，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那种神秘主义的诗意，把一切惆怅都当成悲伤。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使用那么多不合逻辑的古老语言，那是因为我们有审查制度”。
娜沙特不是传统的伊朗人，虽然在伊朗的第3大宗教城市长大，但家庭环境与外界迥然不同，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公共场合，她就必须带上面纱。在娜沙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崇拜西方更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又不得不顾及故土的城市氛围。一成年便离开伊朗的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伊朗人，而是美国人，一个整日关注伊朗最新情况的美国人，一个没有与伊朗脱节的美国人。由于作品强烈的政治性被当局认为会威胁到伊朗的政权统治，像娜沙特这样的伊朗艺术家并不受伊朗官方地欢迎，她也没有机会去伊朗展出，伊朗的民众只能通过网络了解到娜沙特的作品。政治对娜沙特而言，不能简单的用负担还是责任来概括，她认为每个伊朗艺术家都是政治性的，不管自己是否喜欢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