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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岁月流逝，仿佛转瞬间，汪老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但文学界没有忘记他，读者没有忘记他，人们越发怀念这位一生将写美和健康的人性作为自己职责的老人。
他的书，常销不衰;他一辈子用美文为人间送小温的为人，成了经常挂在人们口头的热门话题。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常常思考——对汪曾祺，我们为什么总是难忘？
【对文学的坚守】
2014年元宵节，我在高邮遇到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谈及汪老逝世后的著作出版的话题，我问汪朗是否有一个准确数字，他感到很为难，说：“无法准确。因为老头子的书出版势头一直在上涨，具体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汪曾祺辞世后，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他的著作。一位作家去世后，其著作能像汪曾祺这样经久不衰，我以为，虽不能断言是唯一，却也殊属难得。这一事实最生动不过地说明读者对汪曾祺作品的由衷喜爱，这既是对汪曾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创作的丰厚回报。
汪曾祺对文学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追求上。他说：“我有个朴素的观点，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坚持从生活出发，以散文的笔法努力写蕴藏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美和人性。他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他多次郑重声明：“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虽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汪曾祺就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小说创作，并于1949年4月在上海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但后来汪曾祺清醒地认识到，他所熟悉的生活、创作素材和擅长的创作方法，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干脆搁笔，一心一意做好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汪曾祺才拂去笔上的岁月尘埃，重新创作。1980年10月，汪曾祺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标志着他在文坛复出，从《邂逅集》到《受戒》，汪曾祺搁笔超过了30年。
《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问世，人们耳目一新，奔走相告，汪曾祺却没有沾沾自喜，他把这次的创作成功全部归结于新时代的恩赐。他在进入晚年之后，本以为人生像一条山间小溪，就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流淌下去，却不料在两鬓染霜之际，迎来了个人创作的第二个春天。
汪曾祺曾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但这一次，因为太多的读者想了解他和他的《受戒》，面对千万读者的盛情，他不能不写《关于〈受戒〉》一文，在《小说选刊》发表以作回应。全文只是用朴实的文字介绍《受戒》的写作经过，但只要对他的经历稍有了解的人，就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篇有思想、有激情、有温度的抒情诗。汪曾祺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他说：“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字字实在，句句含情。
不少名家在作品得到普遍的赞赏和认可之后，往往不能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但汪曾祺不然。《受戒》问世后好评如潮，也有人希望他不要老是写旧生活的题材，汪曾祺在感谢读者好意的同时，撰文回应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他还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当有人提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他既坦然认可，同时又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
【找准“位置”】
1986年秋，汪曾祺总结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编了第一本文论集，定名为《晚翠文谈》，并郑重地写了自序。那时的汪曾祺，虽然开始在文坛产生不一般的影响，但名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大。书编好后，一时没有出版社接受。后来是他的老朋友林斤澜出面，力荐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这才得以在1988年出版，当时只印了2000多册，远不如他的小说、散文集受重视。
其实，《晚翠文谈》在汪曾祺的著作中，有着其它著作没有的特别意义。这体现在他写的自序中，甚至可以说，就体现在自序里的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找准自己的位置”，这一寫作体会是如此朴素生动而意味深长。
许多人是从《受戒》开始知道汪曾祺的，甚至有不少人以为《受戒》是他复出文坛后最早发表的小说，其实不然。在《受戒》发表的上一期，即1980年9月号的《北京文艺》上，汪曾祺发表了小说《塞下人物记》;再往前十个月，即1979年11期的《人民文学》上，汪曾祺发表了《骑兵列传》。但读者包括文学界，很少有人记得住这两篇小说。这一事实说明，优秀的作品与平常的作品，两者之间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北京文艺》的编辑李清泉在《受戒》发表后一年，曾拿汪曾祺的这两篇作品与《受戒》进行比较。他说，这几篇作品“时间相距很近，艺术相距却较远。任何人的创作大概总是表现为曲线波动，直线上升是罕见的。但我拿来并比的意思在于说明前者是夹了翅膀写的，而后者是展翅翱翔之作”。
我一直认为，追逐文学梦想已久的汪曾祺，在写下《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后，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务之急必须在文学界中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是关系到一个人创作生命的原则性问题。想好了这一切，汪曾祺这才下决心不再左顾右盼，很快写下日后受到万众瞩目的《受戒》。
《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少见的活跃期，从1981年到1982年，他文思泉涌，笔耕不缀，其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国内报刊上，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但到了1984年和1985年，这种迅猛的写作劲头又明显减弱了。这固然有他已迈入花甲之年、精力不济的因素，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作品影响力不断增大，关于他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放慢了写作的脚步，在认真思考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他决定编本文论集，以此阐明自己的文学观、创作观。 找准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后果断转向，这是汪曾祺晚年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有着类似情况的，还有阎肃。
1964年，汪曾祺与阎肃曾被一同调入京剧《红岩》创作组，就这样，原本不相识的两人走到一起了，从此成为相互欣赏的好友。
改革开放后，汪曾祺与阎肃都在文艺创作上重新焕发生机。有意思的是，两人虽是因编戏而相识，但他们在新時期创作出来的那些知名作品，却都与戏剧无关。阎肃在戏剧创作和歌词写作两者中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歌词创作，这才有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经典歌曲：军营男子汉》《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唱脸谱》《雾里看花》《长城长》……两个原是搞戏剧创作的人，却都在戏剧创作之外获得更大的成功。
汪曾祺声名远扬时，阎肃很快注意到了。他发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汪曾祺来说太窄小了，为此，他特地打电话给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哈哈大笑，谦逊地说：“巧思而已，巧思而已。”他认同阎肃的看法，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写出了“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的《红梅赞》，至于汪曾祺的戏剧唱词写作水平之高，单看阎肃的评价就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5月，《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阎肃，请他谈谈对汪曾祺的印象。阎肃特别提到汪曾祺的戏剧唱词，他说：“（汪曾祺）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出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于细微处见精神】
人们总是难忘汪曾祺，说到底，是喜欢他在作品中和日常言行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这种精神大致可归纳为：求真。他的求真，既表现在平时创作中的字斟句酌，又表现在纵然有倚马可待之文才，也决不胡乱下笔写文章。
先看《大淖记事》诞生过程中“一字考证数十年”的故事。
谈起这篇作品，汪曾祺就会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敢说，大淖这个地方是我给它正了名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不是正了名，也许还写不出《大淖记事》。”汪曾祺的家离大淖很近，小时候常去那里玩，那里民风朴实善良，有着与城里人不一样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多少年来，人们总习惯把“大淖”说成和写成“大脑”。
曾有学者通过走访，发现了这一叫法的来由。大淖，原是个很大的水域，既是联系四乡八镇的交通要道，更是当地百姓淘米、洗菜、洗衣的生活必须。但长期以来，这块水域竟没有一个好的码头，老百姓用水时，一般会在卧地倒伏的一棵巨大的树干上进行，树干粗的一端位于大淖河码头的西侧，细的一端指向东边。这块巨大的树干长年不腐，并会随着水位而移动，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传说这巨大的树木原来是条黑鱼精的脊背，因黑鱼精的大脑位于西侧，西边这块区域就被称为“大脑”，小脑位于鱼头的东侧，东边就叫“小脑”，通往大淖的这条巷子被称为“大脑巷”。
汪曾祺小时候写作文、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可是一想到写成“大脑”，感情上就很不舒服。直到1958年，他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那里将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因为坝上蒙古人多。后来汪老到内蒙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自己的发现。家乡高邮话中没有儿化字，所以仅称之为“淖”，至于“大淖”中的“大”，是状语。大淖”，是汉语和蒙语的结合。
这就是汪曾祺在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里将“大淖”写成“大溏”的缘故，后来再版时，他如释重负地将“溏”改成了“淖”，全篇的文字也作了较大的改动。
《大淖记事》不是散文，但具有散文的从容和潇洒;不是诗，却充满诗的韵味和魅力;不是画，但分明有着迷人的风俗美与人情美。《大淖记事》全篇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作者偏偏不着力于故事本身的叙述，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和人物，成功地实践了他“气氛即人物”的美学理想。
与此相类似，汪曾祺从不写海外游记，也凸显出他的求真精神。
1987年10月，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收获甚丰。可是，从美国回来后，并不见汪曾祺写美国游记。
在汪曾祺的大量散文中，游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游记当然也写风景，但更具特色的，是作者借风景谈文化、讲历史、述掌故、写民俗风情，其文风如作者自述的那样：“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是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之人，可他对自己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其中的用心之作，却有着平时难得一见的自信、甚至自负（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
汪朗曾在一篇题为《搂草打了只肥兔子》文章中写道：“他（指汪曾祺）的《湘行二记》，其一是《桃花源记》，其二是《岳阳楼记》。有人问他，这两篇文章取此名字，是否有意要和陶渊明、范仲淹比试比试？‘老头儿’一笑，不答。”这“一笑，不答”，大有深意在。
按常理，汪曾祺有机会到了海外，新鲜的景色、人物应能唤起他的写作激情，却怎么好像文思枯竭了呢？这疑团直到汪曾祺逝世后，儿子汪朗才以文字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样在《搂草打了只肥兔子》这篇文章中，汪朗写道：“爸爸不写国外游记。在国内他可以把读的书走的路结合起来，除了写景外，间有考证和古今逸事，东拉西扯，如此文章才好看，也有厚度。出了国门，两眼一抹黑，什么事情都弄不清楚，光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爸爸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这里的“东拉西扯”乃调侃语，不可当真;决不“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才是问题的本质。
其实，不只是游记，对赢得巨大荣誉的小说创作，汪曾祺也一直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严谨的写作态度。他说过：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
【宠辱皆忘，处变不惊】
如今，《受戒》已稳稳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站稳了脚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经典美文。再谈《受戒》，是因为我身为汪老戏称的“小同乡”，恰好在他写作与发表《受戒》的前后，有机会、也更幸运地比他人多了解一些情况与细节，这或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汪曾祺与《受戒》的认识和理解。 汪曾祺在写《受戒》时的创作心态，是真正的淡泊名利、宠辱皆忘。动笔之前，他对这篇小说的未来命运——成功或者失败，发表后是得到赞扬或者批评，都细心地想到了。他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因为想得早、想得周全，汪曾祺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并且处变不惊。
据《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他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这位“老杨同志”便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
其实，汪曾祺早在1980年5月就写完了《受戒》，但一直只是在小范围内传看，没有正式发表。据汪曾祺的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爸爸已经很满足。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一天爸爸找到她说：“给你看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受戒》。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杨毓珉在一次会议上偶然提到了这篇小说，激起了当时《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的好奇心，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李清泉为了看到《受戒》的文本，也费了一番工夫。他先是向杨毓珉讨要，未果，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子，汪老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李清泉，还附上了一张便条：“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受戒》发表后好评如潮。就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受戒》表示由衷喜爱的时候，对《受戒》提出批评的声音出现了。1981年第7期的《作品与争鸣》，发表了署名国东的《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文章有感》的文章，文章认为，“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硬是要从（作品）中去寻觅它的什么教育意义，并言过其实地加以夸大、颂扬……”
我看了文章后写信给汪老，表示要撰文反驳。汪曾祺在回复我的信中说：“《莫名其妙的捧场》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短短两句，流露出些许无奈，他又关照说：你要争鸣，似也可以。但不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说，小说不是照搬生活。”在信的最后，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量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众所周知，汪曾祺复出后所写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这几句话，是正确理解汪曾祺作品的钥匙。
【既淡泊名利，也珍惜“金榜题名”】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鼓励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首先评1977年和1978年的作品，此后由于佳作迭出，从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则是每年一评。
全国所有的文学刊物无一例外地参加角逐，负责评选具体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总要收到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推荐信，人们认真的在信中详述自己喜爱某一作品的理由，言之凿凿，语含真情。评选揭晓之前，举国翘首以待;评选揭晓之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专稿，各大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获奖者一夜成名，声名大震。
但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名单上，《受戒》榜上无名。当时，群众推荐《受戒》的选票雪片似地飞向北京的评奖部门，另据资料显示，当时《受戒》在许多杂志编辑和评论家心目中也都得到了赞许。在1980年底召开的有全国17家主要文学月刊主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受戒》被誉为当年最优秀的一部短篇小说。
为什么没有获奖？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回忆：“汪曾祺的《受戒》，在评1980年度奖时，虽然被某些评委心中默许，却还未敢明确而公开地指认该作理应获奖。”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有一定关联——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兴起，但文学界关注的主流仍是“宏大主题”“宏大叙事”，因此《受戒》虽然广受读者的欢迎，评论界却对它犹豫不决，最终保持了沉默。
不过，在《北京文学》组织的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受戒》仍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据统计，编辑部共收到了八万余张选票，虽然《北京文学》在当时的影响不及《人民文学》，但这次短篇小说的评选活动也形成了一次浪潮。
1981年4月，《受戒》的姊妹篇《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一年后，到了公布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篇目时，汪曾祺多年的文学追求终于开花结果、水到渠成，他的《大淖记事》榜上有名。
《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
1983年3月初，汪曾祺从有关人士那里提前一个多月知道《大淖记事》的获奖消息。3月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很短，通篇不足两百字，信的最后有两行字：
他的书，常销不衰;他一辈子用美文为人间送小温的为人，成了经常挂在人们口头的热门话题。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常常思考——对汪曾祺，我们为什么总是难忘？
【对文学的坚守】
2014年元宵节，我在高邮遇到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谈及汪老逝世后的著作出版的话题，我问汪朗是否有一个准确数字，他感到很为难，说：“无法准确。因为老头子的书出版势头一直在上涨，具体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汪曾祺辞世后，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他的著作。一位作家去世后，其著作能像汪曾祺这样经久不衰，我以为，虽不能断言是唯一，却也殊属难得。这一事实最生动不过地说明读者对汪曾祺作品的由衷喜爱，这既是对汪曾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创作的丰厚回报。
汪曾祺对文学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追求上。他说：“我有个朴素的观点，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坚持从生活出发，以散文的笔法努力写蕴藏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美和人性。他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他多次郑重声明：“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虽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汪曾祺就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小说创作，并于1949年4月在上海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但后来汪曾祺清醒地认识到，他所熟悉的生活、创作素材和擅长的创作方法，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干脆搁笔，一心一意做好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汪曾祺才拂去笔上的岁月尘埃，重新创作。1980年10月，汪曾祺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标志着他在文坛复出，从《邂逅集》到《受戒》，汪曾祺搁笔超过了30年。
《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问世，人们耳目一新，奔走相告，汪曾祺却没有沾沾自喜，他把这次的创作成功全部归结于新时代的恩赐。他在进入晚年之后，本以为人生像一条山间小溪，就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流淌下去，却不料在两鬓染霜之际，迎来了个人创作的第二个春天。
汪曾祺曾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但这一次，因为太多的读者想了解他和他的《受戒》，面对千万读者的盛情，他不能不写《关于〈受戒〉》一文，在《小说选刊》发表以作回应。全文只是用朴实的文字介绍《受戒》的写作经过，但只要对他的经历稍有了解的人，就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篇有思想、有激情、有温度的抒情诗。汪曾祺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他说：“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字字实在，句句含情。
不少名家在作品得到普遍的赞赏和认可之后，往往不能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但汪曾祺不然。《受戒》问世后好评如潮，也有人希望他不要老是写旧生活的题材，汪曾祺在感谢读者好意的同时，撰文回应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他还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当有人提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他既坦然认可，同时又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
【找准“位置”】
1986年秋，汪曾祺总结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编了第一本文论集，定名为《晚翠文谈》，并郑重地写了自序。那时的汪曾祺，虽然开始在文坛产生不一般的影响，但名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大。书编好后，一时没有出版社接受。后来是他的老朋友林斤澜出面，力荐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这才得以在1988年出版，当时只印了2000多册，远不如他的小说、散文集受重视。
其实，《晚翠文谈》在汪曾祺的著作中，有着其它著作没有的特别意义。这体现在他写的自序中，甚至可以说，就体现在自序里的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找准自己的位置”，这一寫作体会是如此朴素生动而意味深长。
许多人是从《受戒》开始知道汪曾祺的，甚至有不少人以为《受戒》是他复出文坛后最早发表的小说，其实不然。在《受戒》发表的上一期，即1980年9月号的《北京文艺》上，汪曾祺发表了小说《塞下人物记》;再往前十个月，即1979年11期的《人民文学》上，汪曾祺发表了《骑兵列传》。但读者包括文学界，很少有人记得住这两篇小说。这一事实说明，优秀的作品与平常的作品，两者之间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北京文艺》的编辑李清泉在《受戒》发表后一年，曾拿汪曾祺的这两篇作品与《受戒》进行比较。他说，这几篇作品“时间相距很近，艺术相距却较远。任何人的创作大概总是表现为曲线波动，直线上升是罕见的。但我拿来并比的意思在于说明前者是夹了翅膀写的，而后者是展翅翱翔之作”。
我一直认为，追逐文学梦想已久的汪曾祺，在写下《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后，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务之急必须在文学界中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是关系到一个人创作生命的原则性问题。想好了这一切，汪曾祺这才下决心不再左顾右盼，很快写下日后受到万众瞩目的《受戒》。
《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少见的活跃期，从1981年到1982年，他文思泉涌，笔耕不缀，其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国内报刊上，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但到了1984年和1985年，这种迅猛的写作劲头又明显减弱了。这固然有他已迈入花甲之年、精力不济的因素，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作品影响力不断增大，关于他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放慢了写作的脚步，在认真思考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他决定编本文论集，以此阐明自己的文学观、创作观。 找准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后果断转向，这是汪曾祺晚年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有着类似情况的，还有阎肃。
1964年，汪曾祺与阎肃曾被一同调入京剧《红岩》创作组，就这样，原本不相识的两人走到一起了，从此成为相互欣赏的好友。
改革开放后，汪曾祺与阎肃都在文艺创作上重新焕发生机。有意思的是，两人虽是因编戏而相识，但他们在新時期创作出来的那些知名作品，却都与戏剧无关。阎肃在戏剧创作和歌词写作两者中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歌词创作，这才有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经典歌曲：军营男子汉》《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唱脸谱》《雾里看花》《长城长》……两个原是搞戏剧创作的人，却都在戏剧创作之外获得更大的成功。
汪曾祺声名远扬时，阎肃很快注意到了。他发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汪曾祺来说太窄小了，为此，他特地打电话给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哈哈大笑，谦逊地说：“巧思而已，巧思而已。”他认同阎肃的看法，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写出了“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的《红梅赞》，至于汪曾祺的戏剧唱词写作水平之高，单看阎肃的评价就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5月，《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阎肃，请他谈谈对汪曾祺的印象。阎肃特别提到汪曾祺的戏剧唱词，他说：“（汪曾祺）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出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于细微处见精神】
人们总是难忘汪曾祺，说到底，是喜欢他在作品中和日常言行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这种精神大致可归纳为：求真。他的求真，既表现在平时创作中的字斟句酌，又表现在纵然有倚马可待之文才，也决不胡乱下笔写文章。
先看《大淖记事》诞生过程中“一字考证数十年”的故事。
谈起这篇作品，汪曾祺就会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敢说，大淖这个地方是我给它正了名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不是正了名，也许还写不出《大淖记事》。”汪曾祺的家离大淖很近，小时候常去那里玩，那里民风朴实善良，有着与城里人不一样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多少年来，人们总习惯把“大淖”说成和写成“大脑”。
曾有学者通过走访，发现了这一叫法的来由。大淖，原是个很大的水域，既是联系四乡八镇的交通要道，更是当地百姓淘米、洗菜、洗衣的生活必须。但长期以来，这块水域竟没有一个好的码头，老百姓用水时，一般会在卧地倒伏的一棵巨大的树干上进行，树干粗的一端位于大淖河码头的西侧，细的一端指向东边。这块巨大的树干长年不腐，并会随着水位而移动，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传说这巨大的树木原来是条黑鱼精的脊背，因黑鱼精的大脑位于西侧，西边这块区域就被称为“大脑”，小脑位于鱼头的东侧，东边就叫“小脑”，通往大淖的这条巷子被称为“大脑巷”。
汪曾祺小时候写作文、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可是一想到写成“大脑”，感情上就很不舒服。直到1958年，他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那里将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因为坝上蒙古人多。后来汪老到内蒙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自己的发现。家乡高邮话中没有儿化字，所以仅称之为“淖”，至于“大淖”中的“大”，是状语。大淖”，是汉语和蒙语的结合。
这就是汪曾祺在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里将“大淖”写成“大溏”的缘故，后来再版时，他如释重负地将“溏”改成了“淖”，全篇的文字也作了较大的改动。
《大淖记事》不是散文，但具有散文的从容和潇洒;不是诗，却充满诗的韵味和魅力;不是画，但分明有着迷人的风俗美与人情美。《大淖记事》全篇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作者偏偏不着力于故事本身的叙述，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和人物，成功地实践了他“气氛即人物”的美学理想。
与此相类似，汪曾祺从不写海外游记，也凸显出他的求真精神。
1987年10月，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收获甚丰。可是，从美国回来后，并不见汪曾祺写美国游记。
在汪曾祺的大量散文中，游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游记当然也写风景，但更具特色的，是作者借风景谈文化、讲历史、述掌故、写民俗风情，其文风如作者自述的那样：“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是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之人，可他对自己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其中的用心之作，却有着平时难得一见的自信、甚至自负（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
汪朗曾在一篇题为《搂草打了只肥兔子》文章中写道：“他（指汪曾祺）的《湘行二记》，其一是《桃花源记》，其二是《岳阳楼记》。有人问他，这两篇文章取此名字，是否有意要和陶渊明、范仲淹比试比试？‘老头儿’一笑，不答。”这“一笑，不答”，大有深意在。
按常理，汪曾祺有机会到了海外，新鲜的景色、人物应能唤起他的写作激情，却怎么好像文思枯竭了呢？这疑团直到汪曾祺逝世后，儿子汪朗才以文字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样在《搂草打了只肥兔子》这篇文章中，汪朗写道：“爸爸不写国外游记。在国内他可以把读的书走的路结合起来，除了写景外，间有考证和古今逸事，东拉西扯，如此文章才好看，也有厚度。出了国门，两眼一抹黑，什么事情都弄不清楚，光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爸爸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这里的“东拉西扯”乃调侃语，不可当真;决不“随便看看西洋景就胡乱写文章”，才是问题的本质。
其实，不只是游记，对赢得巨大荣誉的小说创作，汪曾祺也一直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严谨的写作态度。他说过：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
【宠辱皆忘，处变不惊】
如今，《受戒》已稳稳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站稳了脚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经典美文。再谈《受戒》，是因为我身为汪老戏称的“小同乡”，恰好在他写作与发表《受戒》的前后，有机会、也更幸运地比他人多了解一些情况与细节，这或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汪曾祺与《受戒》的认识和理解。 汪曾祺在写《受戒》时的创作心态，是真正的淡泊名利、宠辱皆忘。动笔之前，他对这篇小说的未来命运——成功或者失败，发表后是得到赞扬或者批评，都细心地想到了。他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因为想得早、想得周全，汪曾祺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并且处变不惊。
据《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他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这位“老杨同志”便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
其实，汪曾祺早在1980年5月就写完了《受戒》，但一直只是在小范围内传看，没有正式发表。据汪曾祺的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爸爸已经很满足。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一天爸爸找到她说：“给你看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受戒》。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杨毓珉在一次会议上偶然提到了这篇小说，激起了当时《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的好奇心，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李清泉为了看到《受戒》的文本，也费了一番工夫。他先是向杨毓珉讨要，未果，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子，汪老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李清泉，还附上了一张便条：“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受戒》发表后好评如潮。就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受戒》表示由衷喜爱的时候，对《受戒》提出批评的声音出现了。1981年第7期的《作品与争鸣》，发表了署名国东的《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文章有感》的文章，文章认为，“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硬是要从（作品）中去寻觅它的什么教育意义，并言过其实地加以夸大、颂扬……”
我看了文章后写信给汪老，表示要撰文反驳。汪曾祺在回复我的信中说：“《莫名其妙的捧场》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短短两句，流露出些许无奈，他又关照说：你要争鸣，似也可以。但不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说，小说不是照搬生活。”在信的最后，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量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众所周知，汪曾祺复出后所写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这几句话，是正确理解汪曾祺作品的钥匙。
【既淡泊名利，也珍惜“金榜题名”】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鼓励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首先评1977年和1978年的作品，此后由于佳作迭出，从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则是每年一评。
全国所有的文学刊物无一例外地参加角逐，负责评选具体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总要收到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推荐信，人们认真的在信中详述自己喜爱某一作品的理由，言之凿凿，语含真情。评选揭晓之前，举国翘首以待;评选揭晓之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专稿，各大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获奖者一夜成名，声名大震。
但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名单上，《受戒》榜上无名。当时，群众推荐《受戒》的选票雪片似地飞向北京的评奖部门，另据资料显示，当时《受戒》在许多杂志编辑和评论家心目中也都得到了赞许。在1980年底召开的有全国17家主要文学月刊主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受戒》被誉为当年最优秀的一部短篇小说。
为什么没有获奖？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回忆：“汪曾祺的《受戒》，在评1980年度奖时，虽然被某些评委心中默许，却还未敢明确而公开地指认该作理应获奖。”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有一定关联——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兴起，但文学界关注的主流仍是“宏大主题”“宏大叙事”，因此《受戒》虽然广受读者的欢迎，评论界却对它犹豫不决，最终保持了沉默。
不过，在《北京文学》组织的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受戒》仍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据统计，编辑部共收到了八万余张选票，虽然《北京文学》在当时的影响不及《人民文学》，但这次短篇小说的评选活动也形成了一次浪潮。
1981年4月，《受戒》的姊妹篇《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一年后，到了公布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篇目时，汪曾祺多年的文学追求终于开花结果、水到渠成，他的《大淖记事》榜上有名。
《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
1983年3月初，汪曾祺从有关人士那里提前一个多月知道《大淖记事》的获奖消息。3月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很短，通篇不足两百字，信的最后有两行字：
《大淖记事》今年可能会得奖。
我大概四月间将到四川玩玩去。顺安！
信上写的话，初看是不经意的一笔，其实是汪老对我“特告”。他知道我懂得，对他而言，获得全国性奖项本身意味着什么。那时，获此殊荣榜上有名的作者，所得奖金不过区区300元而已，但每一个获奖者，都知道获奖的价值重过千金。对汪曾祺来说，他获得这个奖，比其他作者更具有不一般的意义——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对他用独特手法写他熟悉的独特题材的一种承认和肯定。我相信，在中华传统文化哺育长大、今天已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很可能会把《大淖纪事》的获奖看作是“金榜题名”。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想，但也不尽然。仅仅一个月后，全国1982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以优秀作品《卖驴》同获殊荣的赵本夫第一次见到汪曾祺。那时，在苏北小县城广播站工作的赵本夫刚刚出道，充满锐气，跻身名家云集的全国颁奖大会，他的激动心情不难想象。赵本夫以后辈的身份向汪曾祺鞠了一躬，当汪曾祺知道赵本夫来自家乡江苏，十分高兴，他牵着同乡的手哈哈大笑，说：“咱们算是同科进士，以后互相学习。”赵本夫曾总结：“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么多年，从他生前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作品中，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从容。在汪先生那里，从容是修为，是定力，是境界。”
这就是汪曾祺，虽一辈子淡泊名利，是文学界出了名的“好老头”;但对好不容易得到、含金量十足的全国性奖项，也会喜不自禁，溢于言表，這是真正的率真。
汪曾祺终身爱好文学写作，写作在他的心中是神圣的、唯一的，他把写作当成一种享受，“虽南面王不与易也”。汪曾祺的原话见他的《自得其乐》一文的开头——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汪曾祺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