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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导刊》：信息工程监理行业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
葛迺康：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酝酿阶段(1995年～20口2年)，此前，没有信息工程监理这一说法；第二阶段：初步启动阶段(从2002年至今)：第三阶段：初步发展阶段(从2010年5月29日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开始)。
1995年，原来的电子工业部下发了一个通知，对于信息工程的监理进行了界定，当时算是比较全的，但不久之后，电子工业部改组，这个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到2002年11月，原信息产业部下发了一个“信部信[2002]570号”文件，570号文要求全国统一监理这一提法。2002年5月，北京市也发布了相关文件，要求北京市所属区县的信息系统工程都要实行强制监理。
2002年9月，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信息工程监理专业书籍，即《信息工程建设监理》；2002年底完成了信息工程监理的第一个行业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于次年上半年调研了三省两市一县，了解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结果发现人们当时对这一行业的认识几乎是零，经过8年时间的发展，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人们对这一行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通过行政许可，启动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的资质认定工作。二是培养了专业的人才，基本上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三是理论也有足够的准备，已出版了29本专业书籍，包括教材、会议论文集等。四是形成了6大国家标准，基本覆盖了信息工程的各大领域。
现在回头看，行业这几年的发展历程是艰苦的，但开头不错。行业稳扎稳打，培养人也不是一哄而起，产业已逐步形成了气候，可以独当一面。国研、赛迪、北咨、中百信、太极肯思捷、山东正中、万博智业等等(还有其他监理单位)产业的第一梯队也都有了自己的稳定客户源。
今年5月29日，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行业从组织、理论、舆论、领导、认识各方面都已经初步就位，可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物联网、低碳化等被定义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两者都离不开信息化，随着信息化的趋势慢慢扩大，信息工程监理行业也将逐渐成熟。
《新经济导刊》：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后，与之前的专业委员会有什么功能区分?是不是分会成立后，专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葛迺康：成立行业协会酝酿了好几年，从2005年开始，大家都在呼吁，但因民政部对社团组织审批非常严格，2006年。我们就在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下成立了一个信息工程监理专委会(IESSC)，这等于在组织上搞了一个过渡。当时专委会涉及面比较广，吸引了包括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机关事业单位、行业企业等100余家成员单位，实际上，它们也是监理的用户。它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确实也发挥了作用：把部分监理方面的人员团结在一起，进行监理专业方面的活动，要不然等国家批准，人心早就散了。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5月29日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下面将成立一个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这虽然只是一个行业分会，但它背靠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也是一个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主要针对企业会员。
新成立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和IESSC两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分工不分家。分会可能侧重实践方面：对内开展行业自律、机构和个人的资质(格)认证、注册、培训等：对外谋求行业的市场化地位、探索行业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而IESSC的人员大量是非监理企业的，但可能演变为监理的用户群，他们将侧重于学术理论、技术人才培养和对监理要求的研究方面。从长远利益来看，他们有天然的联系，起互补作用，将会共同把监理市场发展起来。
《新经济导刊》：信息工程监理产业发展过程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监理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于解决这类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葛迺康：我认为，行业要健康发展，首先要培养人。监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除了要对行业国家标准、“三控两管一协调”等烂熟于心，更要深入行业去监理。其次要注重标准。国家标准刚出台时，有些监理企业对标准不太认可，现在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行业形成之初，依靠市场行为，有利有弊。不好的一面是：大家把单子拿到，做得如何就不问了。这样，市场就很可能会一团糟。还不如没有监理。因此，行业还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正面价值。
同时，要注重理论的建设。理论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从2006年5月17日至今四年时间，在理论上已经有些成绩，有的论文已经在国际上发表。如果行业没有定量分析的理论支撑，肯定是短命的。可能当时你搞得很热乎，何况监理还不热乎，认识得很困难。
对行业，也要多些包容。每次参与企业认证、资质讨论时，我都会给大家做工作，“拜托大家都支援一把，该给机会就给机会”，这些公司虽然我们都不熟悉，但要把市场烘托出来。它们都是自带干粮闹革命的，既没有政策支持，也没有补贴，还要到市场上去竞争，没有资质怎么行?如果把他们卡掉了，好像是从严了，但最后它们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从2003年至今，已有247家获得认证。当这一数字达到500家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对于产业的建议，我有三句话。一是，要依法监理。现在不要说监理，连信息化都没有法律保障。二是，要按标准监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6大国家标准，如果标准不够，还可以扩大，但起码要旗帜鲜明。三是，逐步做到监理定量化。现在的监理有很多都是定性：结论是行不行、好与坏。而对于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标准算行、算好，却没有量化标准。
《新经济导刊》：信息化工程监理行业发展窘境是：行业表面很光鲜，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较高，但与之不尽协调的是：行业的取费标准却偏低。比如。中百信中标的教育部下一代网IPV6项目总额达8.2亿，但监理费只有不到100万。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葛迺康：关于监理费低是教育部门上报国家发改委的咨询报告问题，把监理费压到100万以下，但评标时还是取了报价最高的中百信公司中标，体现了以监理服务质量为主的目标。的确，行业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需要既懂技术，又要懂管理，还要善于沟通的综合性人才，而行业的取费标准偏低，则决定了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对偏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究其原因，与制度设计有关。实际上，发改委对信息工程监理的取费标准参照建筑工程监理，而两者并无太多可比之处。
因为价格与服务是挂钩的，不排除行业内有个别企业基于成本的考虑，招聘并不称职的员工参与项目，也有用数量的优势来弥补单个合同费用偏少的不足。但长此以往，对行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因为市场尚未被充分认知，还造就了另一个不好的现象：少数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使用价格战，这是信息工程监理行业出现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用户也不再单纯看价格，还要在知识、服务等方面综合考虑。
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环境。这行业未被人们充分认知，你定的价格再高，甲方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不行。当初依靠行政力量强制贯彻，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也没解决。现在，行业只能参照国家发改委的定价标准，监理分会的成立就肩负着谋求确定行业合理价格的使命。
而行业的取费标准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因此，我主张监理可以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业务延伸：比如向前开展咨询，向后拓展评测、后评估、运维的监理等，这样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虽然咨询、评测等也是市场主导，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监理的作用就凸显出来。监理过程中不可能不咨询，而有些单位不可能成立一个计算机中心搞运维的监理支持，这就是监理的机会。
《新经济导刊》：现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内已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公司，而它们也基本是具有国企背景的公司，这是否又给外界一个“国进民退”的口实?
葛迺康：现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民企不是太多，但监理行业国资和民营界限不是很清楚，不能说是国进民退。官方背景的监理公司拿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也都是凭借实力，通过招投标获得。民企如果能够做出威信、做出品牌，同样也能够拿到单子。
监理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将出现更多的国有股转持案例，这样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公司、个人的积极性，而行业最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是让市场自然发展。现在有的民营监理公司反而因为体制上更灵活，更市场化，业绩也不错。
葛迺康：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酝酿阶段(1995年～20口2年)，此前，没有信息工程监理这一说法；第二阶段：初步启动阶段(从2002年至今)：第三阶段：初步发展阶段(从2010年5月29日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开始)。
1995年，原来的电子工业部下发了一个通知，对于信息工程的监理进行了界定，当时算是比较全的，但不久之后，电子工业部改组，这个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到2002年11月，原信息产业部下发了一个“信部信[2002]570号”文件，570号文要求全国统一监理这一提法。2002年5月，北京市也发布了相关文件，要求北京市所属区县的信息系统工程都要实行强制监理。
2002年9月，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信息工程监理专业书籍，即《信息工程建设监理》；2002年底完成了信息工程监理的第一个行业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于次年上半年调研了三省两市一县，了解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结果发现人们当时对这一行业的认识几乎是零，经过8年时间的发展，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人们对这一行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通过行政许可，启动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的资质认定工作。二是培养了专业的人才，基本上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三是理论也有足够的准备，已出版了29本专业书籍，包括教材、会议论文集等。四是形成了6大国家标准，基本覆盖了信息工程的各大领域。
现在回头看，行业这几年的发展历程是艰苦的，但开头不错。行业稳扎稳打，培养人也不是一哄而起，产业已逐步形成了气候，可以独当一面。国研、赛迪、北咨、中百信、太极肯思捷、山东正中、万博智业等等(还有其他监理单位)产业的第一梯队也都有了自己的稳定客户源。
今年5月29日，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行业从组织、理论、舆论、领导、认识各方面都已经初步就位，可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物联网、低碳化等被定义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两者都离不开信息化，随着信息化的趋势慢慢扩大，信息工程监理行业也将逐渐成熟。
《新经济导刊》：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成立后，与之前的专业委员会有什么功能区分?是不是分会成立后，专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葛迺康：成立行业协会酝酿了好几年，从2005年开始，大家都在呼吁，但因民政部对社团组织审批非常严格，2006年。我们就在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下成立了一个信息工程监理专委会(IESSC)，这等于在组织上搞了一个过渡。当时专委会涉及面比较广，吸引了包括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机关事业单位、行业企业等100余家成员单位，实际上，它们也是监理的用户。它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确实也发挥了作用：把部分监理方面的人员团结在一起，进行监理专业方面的活动，要不然等国家批准，人心早就散了。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5月29日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下面将成立一个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这虽然只是一个行业分会，但它背靠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也是一个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主要针对企业会员。
新成立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和IESSC两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分工不分家。分会可能侧重实践方面：对内开展行业自律、机构和个人的资质(格)认证、注册、培训等：对外谋求行业的市场化地位、探索行业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而IESSC的人员大量是非监理企业的，但可能演变为监理的用户群，他们将侧重于学术理论、技术人才培养和对监理要求的研究方面。从长远利益来看，他们有天然的联系，起互补作用，将会共同把监理市场发展起来。
《新经济导刊》：信息工程监理产业发展过程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监理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于解决这类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葛迺康：我认为，行业要健康发展，首先要培养人。监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除了要对行业国家标准、“三控两管一协调”等烂熟于心，更要深入行业去监理。其次要注重标准。国家标准刚出台时，有些监理企业对标准不太认可，现在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行业形成之初，依靠市场行为，有利有弊。不好的一面是：大家把单子拿到，做得如何就不问了。这样，市场就很可能会一团糟。还不如没有监理。因此，行业还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正面价值。
同时，要注重理论的建设。理论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从2006年5月17日至今四年时间，在理论上已经有些成绩，有的论文已经在国际上发表。如果行业没有定量分析的理论支撑，肯定是短命的。可能当时你搞得很热乎，何况监理还不热乎，认识得很困难。
对行业，也要多些包容。每次参与企业认证、资质讨论时，我都会给大家做工作，“拜托大家都支援一把，该给机会就给机会”，这些公司虽然我们都不熟悉，但要把市场烘托出来。它们都是自带干粮闹革命的，既没有政策支持，也没有补贴，还要到市场上去竞争，没有资质怎么行?如果把他们卡掉了，好像是从严了，但最后它们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从2003年至今，已有247家获得认证。当这一数字达到500家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对于产业的建议，我有三句话。一是，要依法监理。现在不要说监理，连信息化都没有法律保障。二是，要按标准监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6大国家标准，如果标准不够，还可以扩大，但起码要旗帜鲜明。三是，逐步做到监理定量化。现在的监理有很多都是定性：结论是行不行、好与坏。而对于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标准算行、算好，却没有量化标准。
《新经济导刊》：信息化工程监理行业发展窘境是：行业表面很光鲜，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较高，但与之不尽协调的是：行业的取费标准却偏低。比如。中百信中标的教育部下一代网IPV6项目总额达8.2亿，但监理费只有不到100万。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葛迺康：关于监理费低是教育部门上报国家发改委的咨询报告问题，把监理费压到100万以下，但评标时还是取了报价最高的中百信公司中标，体现了以监理服务质量为主的目标。的确，行业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需要既懂技术，又要懂管理，还要善于沟通的综合性人才，而行业的取费标准偏低，则决定了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对偏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究其原因，与制度设计有关。实际上，发改委对信息工程监理的取费标准参照建筑工程监理，而两者并无太多可比之处。
因为价格与服务是挂钩的，不排除行业内有个别企业基于成本的考虑，招聘并不称职的员工参与项目，也有用数量的优势来弥补单个合同费用偏少的不足。但长此以往，对行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因为市场尚未被充分认知，还造就了另一个不好的现象：少数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使用价格战，这是信息工程监理行业出现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用户也不再单纯看价格，还要在知识、服务等方面综合考虑。
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环境。这行业未被人们充分认知，你定的价格再高，甲方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不行。当初依靠行政力量强制贯彻，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也没解决。现在，行业只能参照国家发改委的定价标准，监理分会的成立就肩负着谋求确定行业合理价格的使命。
而行业的取费标准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因此，我主张监理可以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业务延伸：比如向前开展咨询，向后拓展评测、后评估、运维的监理等，这样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虽然咨询、评测等也是市场主导，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监理的作用就凸显出来。监理过程中不可能不咨询，而有些单位不可能成立一个计算机中心搞运维的监理支持，这就是监理的机会。
《新经济导刊》：现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内已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公司，而它们也基本是具有国企背景的公司，这是否又给外界一个“国进民退”的口实?
葛迺康：现在，信息工程监理行业民企不是太多，但监理行业国资和民营界限不是很清楚，不能说是国进民退。官方背景的监理公司拿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也都是凭借实力，通过招投标获得。民企如果能够做出威信、做出品牌，同样也能够拿到单子。
监理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将出现更多的国有股转持案例，这样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公司、个人的积极性，而行业最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是让市场自然发展。现在有的民营监理公司反而因为体制上更灵活，更市场化，业绩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