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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是《党史文汇》创刊２０周年，也是我辞去《党史文汇》主编职务的第４年和退休的第２年。值此之际，主编钟启元一再约我写点纪念文章，起初几次都被我婉言推辞了。我的想法是，我虽然主编《党史文汇》１６年，有许多有意义的感受和体会可写，但大都写过并发表过了，剩下可以成文的东西实在不多了，况且，自己过去的办刊实践，是长是短，都表现在刊物的字里行间了，一看便知，何必再去说呢？要说，让别人去说岂不更好！我把这些想法都如实地跟钟启元讲了，但她并不赞成，并说：这期“《党史文汇》２０年”这个专栏，至少给你空两个版面，你总不能让这两个版面开天窗吧！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好再推辞了，但写什么的问题却让我颇费思考，思来想去，便拟定了这个题目。一则，我当主编的最后５年（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的工作，没有发表过文字性的总结，现在写出来，也算是补缺，不无益处；二则，在最后５年的主编工作中，对刊物主题的探索性努力，心得体会颇多，现在用文字归纳起来，留给后来者作为借鉴，也算善举。于是，便围绕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党史文汇》在主题的提炼与表现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一主题，欣然命笔。
变化之一
办刊物犹如写文章，其质量之优劣，品位之高下，首先在于有无主题，在于主题是否健康向上，旗帜鲜明，对实践有无启发借鉴意义，在于对主题的表现是否科学艺术，恰到好处。总之，主题是刊物的灵魂和统帅，特别是对于《党史文汇》这样的宣传教育性刊物，尤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我主编《党史文汇》的１６年当中，始终都很注重刊物的主题，只是后５年与前１１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即是从主题分散到主题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以集中统领分散。
前１１年的《党史文汇》，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均有各自的主题，同时，每期刊物都有一至两篇主题重大的打头挂帅文章，但对于整本刊物特别是全年的刊物而言，每个专栏、每篇文章的主题，包括打头挂帅文章的主题，犹如相互游离的山药蛋，互不粘连，不成系统，在宣传教育的效果上未能形成气候。后５年的《党史文汇》，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每个专栏、每篇文章主题的提炼与表现，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增加了一个全年集中宣传一个重大主题的专栏，以及其中的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并以此打头挂帅，统领起了全年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如１９９７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新中国的脊梁”专栏系列文章，２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人，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是新中国一切财富的创造者；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真理追求者之歌”专栏系列文章，１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追求真理是学者文人最可宝贵的品格；１９９９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专栏系列文章，２８篇近２０万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２０００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百年革命风云录”专栏系列文章，２５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２００１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栏系列文章，１６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水有源，树有根。《党史文汇》主题方面的这个变化，起源于１９９５年４月纪念《党史文汇》创刊１０周年座谈会。与会者看了我代表编辑部撰写的书面发言稿——《从亲自的经验中学习——〈党史文汇〉创办１０年之检讨》，了解到座谈会的宗旨是请大家为刊物提意见出主意，大家的发言便在祝贺赞许之余，重点放到了批评缺点和提出改进意见上。批评比较尖锐，建议极其诚恳。其中比较多而集中的一条是：批评刊物主题分散，希望以后注意选题的系列化，以增强刊物主题的系统性、集中性和透彻性。这条建议在时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任茂棠等同志的贺信中也多有提及，认为只要有计划地解决好这个问题，确实加强选题的系统性和主题的集中性，《党史文汇》便可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突破、新进展，好上加好！这对编辑部的同志特别是我这个主编触动很大，便开始对这个问题用心进行探索，并于１９９６年后半年推出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１４篇８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新中国诞生及成长的历史，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意义不容低估。这是我们对刊物主题问题进行探索的尝试和前奏，但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刊物主题问题上的三个变化。上面谈的是变化之一。
变化之二
选题的系列化，不仅使刊物有了相对集中而突出的主题，而且使刊物的这一主题能够通过成系列的若干选题，充分展开，详尽论述，从广度上具有了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起码条件。
但是，不管是选题的系列性，还是主题的集中性，最终都是为提高刊物的宣传教育效果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进一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即选题的策划等等），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使刊物相对集中的主题从深度和高度上也具有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条件。这样的统帅才是高品位高档次的；高品位高档次主题统帅的刊物，宣传教育效果才可能会更好。这是我们在探索刊物主题问题过程中，特别是通过１９９６年后半年组编“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专栏系列文章的实践尝试，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认识成果。
基于这个认识成果，我们进一步去努力探索，用心实践，使后５年的刊物与前１１年相比，在主题方面发生了又一个变化，即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深入历史。
所谓更加贴近现实。首先，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就提炼自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提炼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的系列性主题时，我们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进行，于是才有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和１９９８年“真理追求者之歌”的专栏系列文章。其次，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以及表现这一主题的系列性选题，又提炼自现实生活提出的有关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或者只抓物质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弃之一边，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诬为“空头政治”、“精神万能”，为大搞“金钱万能”制造舆论，就是对新中国前２７年涌现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如雷锋、焦裕禄、大庆和大寨精神等等，也多有微词，什么“苦行僧”、“土老帽”、“禁欲主义”等似是而非之论到处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严重挑战。有鉴于此，才有了“新中国的脊梁”这一专栏及其更加贴近现实的主题。似是而非之论源自于似是而非之人。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的似是而非之论，大都来自一些所谓的文人学者。透过这些似是而非之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所谓文人学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丢掉了自己作为文人学者之最可宝贵的品格——追求真理。因此，本刊在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８年推出“真理追求者之歌”，目的就是想让鲁迅、李大钊、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等尚未远去的榜样，帮助眼前那些似是而非之人找回文人学者应有的品格，挺起自己的脊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从“新中国的脊梁”到“真理追求者之歌”，再到１９９９年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２０００年的“百年革命风云录”和２００１年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异曲同工，让读者看到的是刚刚成为历史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辉榜样、丰功伟绩，等等，但读者心里却不能不问：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那些似是而非之论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情之切切、言之凿凿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广大读者心存疑惑的现实课题，逐步释然，从而感到《党史文汇》更加贴近现实了。
所谓更加深入历史。这是一个“现实课题历史分析”的过程，即从现实主题到党史选题，并进而展开成文的过程。创刊伊始，《党史文汇》便确立了自己的１６字办刊方针，其中最后四个字是“鉴史为今”。也就是说《党史文汇》对党史的宣传，目的是为现实斗争提供党史借鉴，即为现实服务。这就要求《党史文汇》必须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历史与现实虽然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有机统一体，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在时空及其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那么，《党史文汇》到底怎样才能把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经过前１１年的实践探索，到１９９６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并用一句话进行概括，即“现实课题历史分析”。就是说，作为党史宣传刊物，两眼不能只盯着党史，还必须十分关注现实，特别是现实生活进程中提出的种种急待回答的重大课题，并从中提炼刊物的主题，使党史刊物更加贴近现实。如前所述。但是，作为党史刊物，在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课题时，既不能直接切入现实，更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提取材料作为论据，因为《党史文汇》毕竟属于历史范畴，虽然它宣传的只是党史。但是，有许多现实课题往往不是仅靠现实就能完全回答的，还必须把触角深入到历史当中，才能回答得更加透彻。《党史文汇》在这个问题上就比其他刊物具有更大的优势，即可以把从某一现实课题中提炼出的主题，具体为成系列的若干党史选题，以此对某一现实课题的历史背景进行充分展示，对其历史渊源和演进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回答和解决某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借鉴，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通过完全打开的国门，看到了亚洲“四小龙”、“五小虎”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走到了中国大陆的前面，不少人先是赞许羡慕，进而在反思中国大陆的经济为何在改革前相对落后的问题时，把原因或者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上，或者归结到革命斗争上，于是，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些人跌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对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人民革命，进行歪曲、诬蔑直至否定的种种异端邪说时有出笼，在理论界、思想界乃至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针对现实生活提出的这些重大课题，《党史文汇》乘纪念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把１９９９年刊物的全年主题确立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乘２０世纪即将过去，２１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把２０００年刊物的全年主题确立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然后把触角深入到历史，把主题具体展开，于是便有了１９９９年“社会主义与新中国”这一主题专栏及其主要选题——《自力更生，百废俱兴——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初胜利》、《５年超过１００年——“一五”时期建设成就与中国工业化浅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与公有制的建立》、《“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国防核工业的辉煌起步》……于是便有了２０００年“百年革命风云录”这一主题专栏及其主要选题：《百年抗争与奋进史上的一场浴血奋斗——１９００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回顾》、《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革命壮举——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义》、《一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述实》、《一场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彻底铲除封建制度根基的伟大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等等。一组组成系统的系列性选题的成文展开，把读者带回到更深的历史层面，看到了一个个现实课题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渊源，认识到：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软弱，根源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非人民革命；相反，中国人民的历次革命斗争，无不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逼出来的；正是这一次次革命斗争，才赢得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才推动中国历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短短５０年的时间里，在“四化”建设上取得了超过旧中国几百年的巨大成就；这些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取得；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才使我们战胜了建设中遇到的巨大困难，纠正了前进中所犯的错误，继续前进，取得了更大成就。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历史公正无情，事实最有说服力。读者对有关历史事实有了深入充分的了解，便从那些历史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异端邪说所制造的混乱中摆脱出来，并得出公正无情的历史回答：“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变化之三
如前所述，党史宣传教育，只有形成一定气候，效果才会更好。主题从分散到集中是为了形成气候；“现实课题历史分析”，使主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加深入历史，也是为了形成气候。这两方面的努力都使刊物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我们仍觉得不够，因为这两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变化，不论是主题的提炼还是主题的表现，均反映在刊物的内文之中，而且只占内文篇幅的１／８左右。这１／８的内容尽管题材重大、选题系统、展开充分、论述深入，在内文中份量较重，但要起到统领整本和全年刊物的作用，仍显不足。怎么办？若再加大主题专栏系列文章所占篇幅，则势必挤掉其他专栏，损害刊物内容的丰富性，断不可取。思来想去，我们着力对封面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围绕内文主题专栏之内容选用图片，并精心设计；二是在封面醒目位置刊登高度概括提炼的“主题词”，或当期内文主题专栏之一条要目。这样做的结果，既使封面也有了贯通全年的系统主题，又与内文中的主题专栏里外呼应，有机配合，相映成辉，形成更大气候，提高了主题专栏的宣传教育效果。如：１９９７年内文的主题专栏是“新中国的脊梁”，在打开内文前，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则是每期封面的主题图片，即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容国团、时传祥、邢燕子、高士其、李月华等新中国脊梁的光辉形象，以及主题图片下面的一条条要目《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大庆精神大庆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等。再如：２０００年内文的主题专栏是“百年革命风云录”，而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则是每期封面的主题图片，即镶嵌在万里长城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义和团、辛亥年武昌起义、五卅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会师井冈、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历次人民革命的标志性图片，以及醒目的主题词：“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另外，为了进一步加强主题的统帅与灵魂作用，在改革封面的同时，１９９８年我们还配合主题专栏“真理追求者之歌”，在每期刊物的扉页上分别刊登鲁迅、夏明翰、朱自清、李大钊、闻一多、邹韬奋、李四光、宋庆龄、徐悲鸿、续范亭、邵飘萍、张闻天等真理追求者的名言警句；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又开辟了“大众论语”专栏，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现实课题进行历史分析。所有这些虽然所占篇幅很小，但却对表现主题所起的相辅相成作用颇大。
正当此文将要收尾之时，编辑部打来电话，要我送去自己的一幅照片，并写几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以供纪念本刊创办２０周年之际发表。于是，我一边寻找合适的照片，一边想了几句想要说的话。现将这两句话放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编辑心中装有问题，刊物便有了主题。因为，主题来自问题。
变化之一
办刊物犹如写文章，其质量之优劣，品位之高下，首先在于有无主题，在于主题是否健康向上，旗帜鲜明，对实践有无启发借鉴意义，在于对主题的表现是否科学艺术，恰到好处。总之，主题是刊物的灵魂和统帅，特别是对于《党史文汇》这样的宣传教育性刊物，尤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我主编《党史文汇》的１６年当中，始终都很注重刊物的主题，只是后５年与前１１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即是从主题分散到主题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以集中统领分散。
前１１年的《党史文汇》，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均有各自的主题，同时，每期刊物都有一至两篇主题重大的打头挂帅文章，但对于整本刊物特别是全年的刊物而言，每个专栏、每篇文章的主题，包括打头挂帅文章的主题，犹如相互游离的山药蛋，互不粘连，不成系统，在宣传教育的效果上未能形成气候。后５年的《党史文汇》，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每个专栏、每篇文章主题的提炼与表现，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增加了一个全年集中宣传一个重大主题的专栏，以及其中的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并以此打头挂帅，统领起了全年每个专栏每篇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如１９９７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新中国的脊梁”专栏系列文章，２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人，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是新中国一切财富的创造者；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真理追求者之歌”专栏系列文章，１７篇１０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追求真理是学者文人最可宝贵的品格；１９９９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专栏系列文章，２８篇近２０万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２０００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百年革命风云录”专栏系列文章，２５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２００１年贯穿全年１２期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栏系列文章，１６篇１５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水有源，树有根。《党史文汇》主题方面的这个变化，起源于１９９５年４月纪念《党史文汇》创刊１０周年座谈会。与会者看了我代表编辑部撰写的书面发言稿——《从亲自的经验中学习——〈党史文汇〉创办１０年之检讨》，了解到座谈会的宗旨是请大家为刊物提意见出主意，大家的发言便在祝贺赞许之余，重点放到了批评缺点和提出改进意见上。批评比较尖锐，建议极其诚恳。其中比较多而集中的一条是：批评刊物主题分散，希望以后注意选题的系列化，以增强刊物主题的系统性、集中性和透彻性。这条建议在时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任茂棠等同志的贺信中也多有提及，认为只要有计划地解决好这个问题，确实加强选题的系统性和主题的集中性，《党史文汇》便可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突破、新进展，好上加好！这对编辑部的同志特别是我这个主编触动很大，便开始对这个问题用心进行探索，并于１９９６年后半年推出一组系列性专栏文章“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１４篇８万多字，集中形成并表现了一个主题——新中国诞生及成长的历史，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意义不容低估。这是我们对刊物主题问题进行探索的尝试和前奏，但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刊物主题问题上的三个变化。上面谈的是变化之一。
变化之二
选题的系列化，不仅使刊物有了相对集中而突出的主题，而且使刊物的这一主题能够通过成系列的若干选题，充分展开，详尽论述，从广度上具有了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起码条件。
但是，不管是选题的系列性，还是主题的集中性，最终都是为提高刊物的宣传教育效果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进一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即选题的策划等等），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使刊物相对集中的主题从深度和高度上也具有统帅整本和全年刊物的条件。这样的统帅才是高品位高档次的；高品位高档次主题统帅的刊物，宣传教育效果才可能会更好。这是我们在探索刊物主题问题过程中，特别是通过１９９６年后半年组编“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回答”专栏系列文章的实践尝试，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认识成果。
基于这个认识成果，我们进一步去努力探索，用心实践，使后５年的刊物与前１１年相比，在主题方面发生了又一个变化，即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深入历史。
所谓更加贴近现实。首先，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就提炼自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提炼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贯穿全年的系列性主题时，我们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进行，于是才有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和１９９８年“真理追求者之歌”的专栏系列文章。其次，相对集中而统帅全年刊物的主题，以及表现这一主题的系列性选题，又提炼自现实生活提出的有关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或者只抓物质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弃之一边，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诬为“空头政治”、“精神万能”，为大搞“金钱万能”制造舆论，就是对新中国前２７年涌现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如雷锋、焦裕禄、大庆和大寨精神等等，也多有微词，什么“苦行僧”、“土老帽”、“禁欲主义”等似是而非之论到处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严重挑战。有鉴于此，才有了“新中国的脊梁”这一专栏及其更加贴近现实的主题。似是而非之论源自于似是而非之人。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榜样的似是而非之论，大都来自一些所谓的文人学者。透过这些似是而非之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所谓文人学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丢掉了自己作为文人学者之最可宝贵的品格——追求真理。因此，本刊在１９９７年“新中国的脊梁”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８年推出“真理追求者之歌”，目的就是想让鲁迅、李大钊、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等尚未远去的榜样，帮助眼前那些似是而非之人找回文人学者应有的品格，挺起自己的脊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从“新中国的脊梁”到“真理追求者之歌”，再到１９９９年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２０００年的“百年革命风云录”和２００１年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异曲同工，让读者看到的是刚刚成为历史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辉榜样、丰功伟绩，等等，但读者心里却不能不问：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那些似是而非之论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情之切切、言之凿凿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广大读者心存疑惑的现实课题，逐步释然，从而感到《党史文汇》更加贴近现实了。
所谓更加深入历史。这是一个“现实课题历史分析”的过程，即从现实主题到党史选题，并进而展开成文的过程。创刊伊始，《党史文汇》便确立了自己的１６字办刊方针，其中最后四个字是“鉴史为今”。也就是说《党史文汇》对党史的宣传，目的是为现实斗争提供党史借鉴，即为现实服务。这就要求《党史文汇》必须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历史与现实虽然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有机统一体，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在时空及其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那么，《党史文汇》到底怎样才能把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经过前１１年的实践探索，到１９９６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并用一句话进行概括，即“现实课题历史分析”。就是说，作为党史宣传刊物，两眼不能只盯着党史，还必须十分关注现实，特别是现实生活进程中提出的种种急待回答的重大课题，并从中提炼刊物的主题，使党史刊物更加贴近现实。如前所述。但是，作为党史刊物，在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课题时，既不能直接切入现实，更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提取材料作为论据，因为《党史文汇》毕竟属于历史范畴，虽然它宣传的只是党史。但是，有许多现实课题往往不是仅靠现实就能完全回答的，还必须把触角深入到历史当中，才能回答得更加透彻。《党史文汇》在这个问题上就比其他刊物具有更大的优势，即可以把从某一现实课题中提炼出的主题，具体为成系列的若干党史选题，以此对某一现实课题的历史背景进行充分展示，对其历史渊源和演进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回答和解决某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借鉴，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通过完全打开的国门，看到了亚洲“四小龙”、“五小虎”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走到了中国大陆的前面，不少人先是赞许羡慕，进而在反思中国大陆的经济为何在改革前相对落后的问题时，把原因或者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上，或者归结到革命斗争上，于是，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些人跌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对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人民革命，进行歪曲、诬蔑直至否定的种种异端邪说时有出笼，在理论界、思想界乃至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针对现实生活提出的这些重大课题，《党史文汇》乘纪念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把１９９９年刊物的全年主题确立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乘２０世纪即将过去，２１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把２０００年刊物的全年主题确立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然后把触角深入到历史，把主题具体展开，于是便有了１９９９年“社会主义与新中国”这一主题专栏及其主要选题——《自力更生，百废俱兴——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初胜利》、《５年超过１００年——“一五”时期建设成就与中国工业化浅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与公有制的建立》、《“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国防核工业的辉煌起步》……于是便有了２０００年“百年革命风云录”这一主题专栏及其主要选题：《百年抗争与奋进史上的一场浴血奋斗——１９００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回顾》、《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革命壮举——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义》、《一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述实》、《一场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彻底铲除封建制度根基的伟大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等等。一组组成系统的系列性选题的成文展开，把读者带回到更深的历史层面，看到了一个个现实课题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渊源，认识到：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软弱，根源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非人民革命；相反，中国人民的历次革命斗争，无不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逼出来的；正是这一次次革命斗争，才赢得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才推动中国历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短短５０年的时间里，在“四化”建设上取得了超过旧中国几百年的巨大成就；这些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取得；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才使我们战胜了建设中遇到的巨大困难，纠正了前进中所犯的错误，继续前进，取得了更大成就。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历史公正无情，事实最有说服力。读者对有关历史事实有了深入充分的了解，便从那些历史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异端邪说所制造的混乱中摆脱出来，并得出公正无情的历史回答：“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变化之三
如前所述，党史宣传教育，只有形成一定气候，效果才会更好。主题从分散到集中是为了形成气候；“现实课题历史分析”，使主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加深入历史，也是为了形成气候。这两方面的努力都使刊物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我们仍觉得不够，因为这两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变化，不论是主题的提炼还是主题的表现，均反映在刊物的内文之中，而且只占内文篇幅的１／８左右。这１／８的内容尽管题材重大、选题系统、展开充分、论述深入，在内文中份量较重，但要起到统领整本和全年刊物的作用，仍显不足。怎么办？若再加大主题专栏系列文章所占篇幅，则势必挤掉其他专栏，损害刊物内容的丰富性，断不可取。思来想去，我们着力对封面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围绕内文主题专栏之内容选用图片，并精心设计；二是在封面醒目位置刊登高度概括提炼的“主题词”，或当期内文主题专栏之一条要目。这样做的结果，既使封面也有了贯通全年的系统主题，又与内文中的主题专栏里外呼应，有机配合，相映成辉，形成更大气候，提高了主题专栏的宣传教育效果。如：１９９７年内文的主题专栏是“新中国的脊梁”，在打开内文前，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则是每期封面的主题图片，即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容国团、时传祥、邢燕子、高士其、李月华等新中国脊梁的光辉形象，以及主题图片下面的一条条要目《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大庆精神大庆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等。再如：２０００年内文的主题专栏是“百年革命风云录”，而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则是每期封面的主题图片，即镶嵌在万里长城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义和团、辛亥年武昌起义、五卅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会师井冈、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历次人民革命的标志性图片，以及醒目的主题词：“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另外，为了进一步加强主题的统帅与灵魂作用，在改革封面的同时，１９９８年我们还配合主题专栏“真理追求者之歌”，在每期刊物的扉页上分别刊登鲁迅、夏明翰、朱自清、李大钊、闻一多、邹韬奋、李四光、宋庆龄、徐悲鸿、续范亭、邵飘萍、张闻天等真理追求者的名言警句；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又开辟了“大众论语”专栏，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现实课题进行历史分析。所有这些虽然所占篇幅很小，但却对表现主题所起的相辅相成作用颇大。
正当此文将要收尾之时，编辑部打来电话，要我送去自己的一幅照片，并写几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以供纪念本刊创办２０周年之际发表。于是，我一边寻找合适的照片，一边想了几句想要说的话。现将这两句话放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编辑心中装有问题，刊物便有了主题。因为，主题来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