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与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建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及近年来规范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4年末,虽然中国A股总市值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债券市场总规模跃居于全球第三,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还未与国家经济发展、GDP相匹配。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融资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较低,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信贷资金集中度较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融资难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下,与资本结构密切关联的企业所得税收作为国家的“经济调节器”,通过什么途径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问题等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另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税盾的运行机理,最终为国家运用所得税的宏观调控功能进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有研究认为,企业所得税可以从两方面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一方面,所得税率的变化会影响企业有息债务的利息的抵税效应,这种效应被大多数文献称为债务税盾,债务税盾理论认为高税率会降低企业债务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选择债务融资的动机。然而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与融资结构失衡并存的现实背景下,除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及地方融资平台外,众多企业难以依据市场规律获得满足发展需求的债务融资规模,中国实体经济中整体债务水平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因而,利息抵税即债务税盾的效应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或者说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等非付现费用,同样可起到与利息抵税相同的作用,这类费用在以往文献中被称为非债务税盾(NDTS)。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经营现金流出(或者视作现金流的增项)来减少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从而降低企业选择债务融资的动机。也正是由于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NDTS)属于性质不同、但抵税作用相同的两类税盾,所以本文称这两类税盾为异质性税盾。伴随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循序逐渐的明确要走工业化道路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逐步扩大非债务税盾政策的实施,目前非债务税盾(ndts)政策工具已成为国家引导产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之一,比如,国家先后于2006年(财税[2006]88号)、2008年(国税发[2008]116号)以及2015年(财税[2015]119号)陆续颁布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优惠范围与优惠幅度逐步放松。然而,国外对税盾效应,无论是债务税盾,还是非债务税盾(ndts),研究的都比较充分,但国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上(张春和廖冠民,2007;wuandyue,2006;huangandsong,2006;zouandxiao,2006),而且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尚缺乏对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的深入研究。特别是2008年所得税改革以来,如何从一个新的视角正确认识债务税盾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及有效性研究上,缺少定量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较少有针对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以及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为此,本文以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的税收改革为切入点,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债务税盾、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生产效率理论等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企业特点(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杠杆率较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使用dea方法估计出企业效率作为企业绩效的一个代理变理,以债务水平作为债务税盾的替代变量,检验债务税盾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检验jensen和meckling(1976)债务水平影响企业效率的直接关系是否存在,以及检验企业效率影响企业债务水平的两个竞争性假说(效率风险假说以及特权值假说);其次,以新古典经济理论、创新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等理论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假设,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研发费用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之和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作为非债务税盾(ndts)的替代变量,检验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科研产出(专利)的影响,以及检验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运行机理,即非债务税盾(ndts)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科研产出(专利),从而验证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进一步验证税制改革对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与引导产业发展的经济效果;然后,以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等理论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假设,检验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而确定两种税盾之间的替代性。进一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所有权性质、以及高新与非高新技术行业差异等其他角度分析上述关系的存在性。此外,高杠杆意味着现金流会减少,通过分析非债务税盾(ndts)与现金流的关系,进一步证实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以及现金持有是否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路径。最后,定性与定量分析中国税制改革的运行效果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总体上,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ndts)均影响企业绩效。然而,二者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不同,债务税盾通过债务结构影响企业绩效,而且存在最优的债务水平使得企业绩效最大;而非债务税盾(ndts)通过影响企业科研产出(即专利授权量和专利密度)与企业现金持有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其次,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债务税盾有着显著影响,即随着股权集中度增大,企业绩效先增后减,而企业债务税盾则下降;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受到不同企业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差异的影响,即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性质和行业特征下,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还发现,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中国融约束较为严格的金融环境下,非债务税盾(ndts)是对债务税盾过低问题的有效弥补。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债务税盾与企业绩效第一,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即债务税盾越大),企业绩效就越高,同时发现债务税盾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的债务税盾使企业绩效达到最大。然而,中国企业目前存在严重的融资约束,企业负债率相对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债务税盾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对于企业绩效能产生积极的作用;第二,企业绩效越高的企业选择更高的债务税盾,支持效率风险假说,这是因为更高的绩效将会降低预期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同时还发现,在低杠杆水平下,绩效越高的企业越可能采用较高的债务税盾,因为该企业的债务税盾离最优的债务税盾很远;第三,股权集中度越大的企业,其企业绩效越高,债务税盾越低,即股权集中度、债务税盾与企业绩效三者存在一定的整体联系。所以总体上,债务税盾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逆向关系亦然。总之,本文的结论表明,在目前中国企业杠杆率较低,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下,债务税盾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可适当增加债务融资来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失衡与间接融资约束严格的金融特点,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的债务水平,除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外,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将受到歧视,所以,债务税盾效应在当前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亦或说受到一定的抑制。2.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绩效(1)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专利产出第一,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专利产出(专利授权数量和专利密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非债务税盾(ndts)越大,企业专利授权数量越多,专利密度越高。基于国家创新激励旨在促进生产更多高质量专利这一目的,进一步分析发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三类具体专利发现,非债务税盾(ndts)能够促进发明与实用新型这两类专利的产出,而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二,不同企业所有权性质下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即相比国有企业,非债务税盾(ndts)对于专利产出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有着其他的资金来源提高专利产出,比如银行贷款、研发补贴与财政补贴。进一步分析发现,关于专利授权数量,非债务税盾(ndts)只对非国有企业的发明专利、外观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国有企业这种作用不显著;关于专利密度,在非国有企业,非债务税盾(ndts)对三种专利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国有企业,非债务税盾(ndts)对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观设计专利没有影响;第三,在不同行业特征下,非债务税盾(ndts)存在效应差异,即相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非债务税盾(ndts)对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发明专利,非债务税盾(ndts)的促进作用在高新与非高新企业中都存在,但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而对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非债务税盾(ndts)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显著。总之,本文的结论表明,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科研产出(专利)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对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即使在不同所有权性质或行业特征下,这种促进作用仍然成立。(2)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往大量文献表明企业专利数量与企业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结论趋于一致。本文不仅综述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采用价值相关模型检验了专利产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非债务税盾(ndts)能够通过影响专利产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专利产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非债务税盾(ndts)通过影响专利产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即专利产出是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之一。总之,本文的结论表明,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专利产出是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机制,即非债务税盾(ndts)通过影响专利产出来影响企业绩效。3.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第一,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即非债务税盾(ndts)越大,企业债务税盾就越低;第二,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存在企业所有权性质上的差异,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债务稅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大。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受制于严格的资金约束,其债务比例远低于国有企业所致;第三,本文还发现,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体现出一定的行业差异,即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更显著,表明了国税发[2008]116号即企业研发费用允许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一个运行效果。此外,为了进一步证实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的关系,或者分析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路径,本文通过对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现金流之间的关系的检验,进一步证实了非债务税盾(ndts)能够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如果企业非债务税盾(ndts)越大,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就越高,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所以,现金持有是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又一个机制。从而也进一步证实了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绩效、非债务税盾(ndts)与债务税盾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以企业业绩为被解释变量,以债务税盾、非债务税盾以及两变量的交乘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企业绩效,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总之,本文的结论表明,在目前中国融资约束的特殊环境下,非债务税盾(ndts)是对债务税盾过低问题的有效弥补,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另外,非债务税盾(ndts)能够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进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即现金持有是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又一个路径。基于上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本文丰富了债务税盾、非债务税盾(ndts)、资本结构、科研产出(专利)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研究,为以后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既有的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8年所得税改革以前企业所得税率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上(张春和廖冠民,2007;wuandyue,2006;huangandsong,2006;zouandxiao,2006),鲜有文献对2008年所得税改革以来债务税盾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另外,国内已有的对非债务税盾(ndts)的少量研究也主要从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摊销等方面进行考察(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张晓农和才劲涛,2006;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陈冠亚,2006),尚缺乏对国税发[2008]116号即研发费用允许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颁布后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2008年所得税改革以来,在中国融资结构失衡的特殊背景下,从一个新视角对异质性税盾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及有效性进行定量分析;同时探讨非债务税盾(ndts)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的企业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差异角度,分别研究上述关系以及检验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或补充作用,从而丰富了税盾效应、专利产出与企业绩效的文献研究。第二,丰富了相关理论证据。利用代理理论与生产效率理论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说(效率风险假说与特权价值假说),并证实在不同的杠杆率水平与股权集中度下,两个竞争性假说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其次,以创新理论、委托代理以及激励理论等理论为基础,提出非债务税盾(ndts)具有企业所有权性质与行业特征差异,丰富了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理论、以及企业专利产出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研究,证实了非债务税盾(ndts)效应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性,以及企业专利产出与企业现金持有是非债务税盾(ndts)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从而得出相关税收政策的运行效果达到了具体要求。最后,本文丰富了两类税盾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及融资结构特点,检验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性。第三,对相关变量衡量方法进行了改进。相对于传统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本文使用企业生产效率检验代理成本假说。由于企业融资决策是相当复杂的过程,现有的理论充其量只能解释某些方面的融资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使用生产效率,而不是传统的绩效指标衡量代理成本,能够准确的进行代理成本理论相关研究,避免在代理成本中参杂财务绩效的噪声,结果也证实了作为代理成本衡量指标的企业生产效率是影响债务税盾的重要变量,并对于股权集中度、债务税盾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其次,对非债务税盾(NDTS)的计量增加研发费用及其加计50%扣除这一重要因素,是对已往非债务税盾(NDTS)的代理变量的一个改进,使新的代理变量更具有综合性与现实意义。因此,通过对上述变量度量方法的改进,一方面使得本文结论更加可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相关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