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长三角的经济实力，一般会提到这样的数据：“三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占了我国地域面积的3.7%左右，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6%左右，而经济总量却接近全国的四分之一。
　　除了强之外，还有“高”，即经济的科技创新含量。以广受瞩目的科创板为例，截止于2021年年中，长三角地区在上市企业数量、IPO募资和市值三個维度上，都已经接近了全国占比二分之一的水平。
　　以上的数据只是一个截面。
　　长三角作为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的超级经济地带，一旦市场化的进程得以加速，它内部就会发生很多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的变化。与此同时，审视区域一体化也必须跳出三省一市的地理范围，放置在中国区域经济整体变革的大背景下来思考。
　　读懂这些，才能获得先机。

跨区域竞争加剧

　　7月份，北京市发布了新的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看起来和长三角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不然。
　　北京一度被认为是国内一线城市中，落户难度最高的城市，现在它也开始“松口”了，而且颇有向长三角抢人的架势。管理办法和相关解读有这样的表述：对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200位的国内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和“双一流”建设学科硕士研究生，由全市重点发展领域用人单位招聘的，按照计划单列办理引进。解读明确，符合标准的大学有7所。
　　7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大学。值得注意的是，7所学校中除了清华和北大之外，其他都位于长三角。

随着一线城市人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经济质量同样优良的区域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任何人都没有压倒优势。

　　换句话说，7所大学获得了“特殊待遇”，对其本科毕业生即有落户倾斜，而对其他国内高校毕业生则有一定限制，更多是指向了后者的“双一流”建设学科，而且要是硕士以上学历。
　　对7所大学的“特殊待遇”引起了激烈讨论。比如，生源质量同样顶尖的中国人民大学并未被纳入；再比如，同为C9（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共9所学校）高校的另外两家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未被纳入。因此，北京这一政策被认为明显倾向于长三角高校。
　　政策的最初考量是什么，制定者自己才清楚，外人不好过度揣度。但政策出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却是一定程度可以推演的。它至少带来两个层面的影响。
　　首先，它会让北京更多的民营企业获得优秀人才，促进北京科技、医药产业等本地优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过去，中央部委、央企和重点科教文卫机构是落户指标大户。这些单位的特殊性，使得它们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但入职能拿到北京户口无疑也是重要加持项。
　　而北京新的管理办法对落户总体上是放松的。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学校和学科的毕业生来说，即使不去部委、央企和重点科教文卫机构等落户大户，去重点发展领域的民企也能拿到北京户口，而且计划单列。显然，这对民企是好事。
　　北京的民企的确太需要人才了。除前述落户大户提供的“公职”之外，吸引高素质、高学历人才最多的莫过于民营经济中的科技行业。在这方面，北京在国内实力最强，人才需求量最大。
　　按照胡润研究院2020年的报告，北京是全球独角兽之都，有93家，旧金山的68家排名第二，上海以47家排名第三。其实，无论以哪个机构的排行榜来看，北京在独角兽数量上都领先于上海。
　　除了对北京民营经济是一个利好之外，北京落户新政的第二个影响是加速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过去，长三角名校毕业生离开长三角，第一就业目的地多半是广东。究其原因，一是广东本身经济发达，另外就是广州和深圳落户并不难。随着北京落户新政的推出，面对“含金量”不一般的北京户口，北京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实际上，长期以来，普通人往往会低估北京作为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在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等很多领域，北京所能提供的高端（地位与收入）就业岗位数量，在国内可以说罕有其匹。然而另一方面，北京户口却成为了很多优秀人才望而却步的拦路虎。现在，局面正在改变。
　　资金与人才的流入，是地方经济崛起的基础。实际上，经过这些年的金融改革，资金在国内的跨区流动早已非常顺畅，否则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也不会那么高。但人才跨区流动则障碍更多，很大程度是户口问题。
　　现在，落户“最难”的北京加入“抢人”竞争，是一个信号。因此，随着一线城市人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经济质量同样优良的区域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任何人都没有压倒优势。这是思考长三角一体化，必须纳入考虑的新变量。

上海的“金融强化”

　　从长三角向北，需要穿过山东、河北这些广袤的华北平原地区，才能来到燕山山脉脚下的北京。不过，这只是在地图上。基于现代意义的经济联系，上海显然比河北省省会石家庄距离北京要“近”得多。实际上，即便从地理意义上讲，京沪高铁不到5小时也可直达，半天即可通勤。
　　换个角度看，北京从长三角的“抢人”，“竞争”其实是次要的，人才在空间范围内更密切，更高频的互相流动，才是未来的主流。
　　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与北京在经济上颇有双城气质。从产业结构上，两者都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202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83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73.1%。
　　北京的服务业占比，一点都不输给上海。早在2019年，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83.5%，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早在2015年就超过了60%，位列全国一线城市前茅。 　　以服务业中的金融业为例，北京并不比上海差，在很多领域可能更强。
　　在信贷融资领域，除了交通银行之外，大型商业银行的总部都位于北京。尽管银行间市场设在上海，上海是信贷资金底层价格的“定价中心”，但对银行这种垂直向上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来说，总部的积聚更加关键。北京的银行总部积聚，使得北京成为了中国真正的信贷资金配置中心，而不是上海。
　　在股权融资领域，北京同样话语权巨大。在股票上市核准制的时代，北京的中国证监会是企业上市的许可发出地，上海因为上交所的存在，是A股股票的交易地之一。显然，北京的“上市审核”远比上海的“交易活动”更重要。因此，长三角那些谋求上市的企业家去北京的出差频率，可能远胜过去上海。

尤其是科創板的设立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崛起，让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快速强化，这对长三角是重大利好。

　　金融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北京作为监管中心，必然会承担着很大程度的资源配置中心的角色。但上海作为国家定位的国际金融中心，近年的发展也有目共睹，尤其是科创板的设立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崛起，让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快速强化，这对长三角是重大利好。
　　2019年6月，科创板开板。科创板实行注册制，和过去的核准制之下，企业上市由证监会核准不同，它一定程度改变了北京和上海在资本市场的力量对比。
　　简而言之，注册制将企业上市流程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交易所审核和中国证监会注册。前者审核的是“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而后者注册主要关注的是交易所的审核是否符合规定。显然，和过去的核准制截然不同，位于上海的上交所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前不久，在科创板开板两周年之际，浦东新区金融局局长张红曾透露一个数据：截至2021年7月15日，长三角科创板企业已达142家，合计IPO募资2074亿元，总市值2.38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46%、54%和50%。
　　数据一方面说明了科创板发展之迅猛，长三角创新能力之强。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印证，上海以资本市场建设辐射长三角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新的辐射法则

　　上海金融业的另一股推动力是资产管理产业的迅猛发展，公募基金是典型代表。
　　按照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止于2021年1季度末，以资产净值全口径计算，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座城市的规模分别达到了81138.17亿元、46832.32亿元和51392.86亿元。如果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口径，那么上海的地位更加突出，上海为52591.12亿元、北京为26161.46亿元、深圳为29521.11亿元，上海几乎为北京和深圳两市规模的总和。
　　过去，上海的公募基金一直被认为“较弱”。和北京相比，上海距离监管部门太远，没有足够的资源优势。和深圳相比，上海又没有深圳那样敢闯，敢于在一些高度管制的领域“吃螃蟹”。因此，发展速度和北京深圳相比，明显落后。但近年来，局面开始改变。
　　公募基金是资产管理的重要分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金融业中与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联系最密切的子行业。为什么？

　　以金融业的另一分支证券公司来说，要做投行业务，要让企业能顺利上市，资源和背景优势很重要。实际上，券商中的领头羊“三中一华”（中信、中金、中信建投和华泰）四家，有三家的总部都在北京。但基金公司则是另一种逻辑。
　　基金公司做大主要依靠两端。一是产品端，要把基金销售出去。过去，北京的基金公司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只要搞定同城的大型银行总行，那么基金产品就可以走银行渠道，在全国销售。但上海的基金公司或许只能搞定银行的上海分行。另一端是投资端，投资端有着“靠真本事吃饭”的逻辑，因为基金投资二级市场股票之后，亏就是亏，赚就是赚，没有过多“灰色空间”可以转圜。
　　更重要的是，随着银行的竞争加剧，银行销售谁的基金，也开始愈发倾向于那些真正业绩好、投研能力强大的基金公司的产品，而不是考虑其他非市场化因素。换句话说，投资端的市场化竞争最终作用于产品端，让产品端也开始变得市场化。因此，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上海的基金行业过去那种相对于北京和深圳同行的“劣势”开始消失，于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这种辐射和产业溢出最大的不同在于，距离上海的空间距离，不再是受辐射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对过去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逻辑的颠覆。

　　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也很重要。长三角集中着中国规模最庞大白领人群、外企高管人群以及大量先富起来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的投资需求也自然会给上海的资产管理行业带来了近水楼台的优势。总之，当金融市场愈发市场化，那么受益最多的城市大概率就是上海。
　　上海金融业尤其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其实反映了一个趋势，即上海对长三角的带动模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带动很大程度在于产业溢出。比如，台资、港资以及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总部，却将制造环节往西配置在苏州、无锡。此外，上海也会通过政府或民间自发的方式对邻近地区进行技术输出，无锡的“星期日工程师”就是例子，当地乡镇企业会高薪聘请上海的老师傅，利用周日时间来无锡传授技术。
　　未来，随着上海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对长三角的生产要素进行配置，将越来越成为上海对长三角进行“辐射”的主要方式。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辐射和产业溢出最大的不同在于，距离上海的空间距离，不再是受辐射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对过去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逻辑的颠覆。
　　也就是说，那些和上海空间距离相对较远的地区，也有机会获得与上海比邻的苏州同样的辐射机会。反过来，距离上海近，也不等于接受辐射就多，经济发展就快。
　　最终，区域治理水平和实体经济质量才是这种辐射是否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对那些有着雄心的长三角城市来说，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必须尽快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