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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迫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党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党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小平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继续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他的信心则既来自于自己的见识和此前改革的成果，也来自于这次旅行中的实证式见闻。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说。他在这次旅行中一再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不要怕改革，而要怕不改革。他提醒说，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他要求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因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浪费时间。经历了这一生中诸多战乱和混乱之后，他认识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弥足珍贵，要求党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像以往一样，他认为混乱是发展的敌人，因此要求国家和政权务必全力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他的讲话最先被香港媒体传播开来，《大公报》文章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个即便是黎民百姓也能看懂的信号。中国将任用支持改革的官员，改革开放将再次迈开步子。
“南方谈话”讲话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格言，而对当年形势影响最深的一段话则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政治上，这段话为此后16年的中国发展路径定下了调子，亦为今天的“在发展中解决向题”思路之滥觞。“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而它令中国民众释放出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澎湃力量则改变了世界。
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左”的力量因此而偃旗息鼓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长征在稍作停顿之后再次启程。
“南方谈话”讲话之前约一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会场中竟然只有不足百人，场面冷清令人唏嘘。其时又有几人曾经预见，“南方谈话”讲话之后16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呈现的是令世界惊叹的奢华壮丽?历史总是复杂的，但是关键人物在某些特殊时刻的一个举重若轻之举，却会因缘际会地扭转乾坤。“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迫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党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党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小平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继续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他的信心则既来自于自己的见识和此前改革的成果，也来自于这次旅行中的实证式见闻。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说。他在这次旅行中一再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不要怕改革，而要怕不改革。他提醒说，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他要求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因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浪费时间。经历了这一生中诸多战乱和混乱之后，他认识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弥足珍贵，要求党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像以往一样，他认为混乱是发展的敌人，因此要求国家和政权务必全力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他的讲话最先被香港媒体传播开来，《大公报》文章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个即便是黎民百姓也能看懂的信号。中国将任用支持改革的官员，改革开放将再次迈开步子。
“南方谈话”讲话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格言，而对当年形势影响最深的一段话则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政治上，这段话为此后16年的中国发展路径定下了调子，亦为今天的“在发展中解决向题”思路之滥觞。“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而它令中国民众释放出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澎湃力量则改变了世界。
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左”的力量因此而偃旗息鼓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长征在稍作停顿之后再次启程。
“南方谈话”讲话之前约一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会场中竟然只有不足百人，场面冷清令人唏嘘。其时又有几人曾经预见，“南方谈话”讲话之后16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呈现的是令世界惊叹的奢华壮丽?历史总是复杂的，但是关键人物在某些特殊时刻的一个举重若轻之举，却会因缘际会地扭转乾坤。“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