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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篇小说集《逃离》是门罗代表作之一，其中同名短篇“逃离”中不乏女性哥特元素的存在，作品主题的时代内涵有其探讨价值。运用女性哥特主义视角，从封闭空间意象、两性關系和恐惧心理三方面元素可分析作品中独立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泯灭。作品启示了意识之意识问题对独立女性的重要性，对封闭精神空间、和谐两性关系、恐惧心理认知等更多元讨论可深化女性意识的内涵。
【关键词】 女性哥特;《逃离》;独立女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43-02
一、女性哥特主义的发展和元素
早期女性哥特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由美国女性作家、女性主义理论家艾伦 · 莫尔在1974年出版的《文学女性》中首次提出“女性哥特”的概念，并将此定义为“从十八世纪起，由女性以哥特元素为文学模式创作的文学作品（Moers，1976）”。给女性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幽灵”来自现实生活，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女性空间的束缚及父权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等。
从《奥多芙的奥秘》《弗兰肯斯坦》到《呼啸山庄》等等典型作品，女性哥特作品模式是变化而非单一的，共同关注点在于父权文化中的女性身份（吴端明，2015）。综合女性哥特作品元素的研究，女性哥特从女性叙述视角出发，将女性强烈的情感体验作为焦点，突出主人公“秘密”中隐埋的内心恐惧，包括对疾病、贫穷、衰老、死亡、孕育、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等主题;场景设定不乏阴森、惊悚的建筑、场所或天气;父权社会的性别二元对立多是女性角色痛苦和压抑的根源;此外，梦境、书信、隐喻、意料不到的结局等也为女性哥特作品中常见的元素。
二、《逃离》中女性哥特元素与女性意识的关联
（一）封闭空间意象
对封闭空间意象的挖掘是研究女性哥特作品文本的突破口（林斌，2005）。女性哥特作品中封闭物理空间不再仅是充满幽灵、怪物或吸血鬼的囚禁女性的阴森城堡，它延伸至现实中可能对女性角色造成精神压迫的场合，比如房间、电梯、衣橱等。封闭精神空间即精神上的自我封闭，体现在社交焦虑、自我责备、消极自我暗示等。封闭空间意象是性别角色社会化如何给女性带来精神压迫的直接反映（张玲，2015），它成为滋生女性角色情感体验的土壤，女性的自我意识可能因封闭空间的压制而觉醒。
《逃离》中卡拉的封闭物理空间包括家族环境和婚姻环境。家族对卡拉而言如同牢笼，她戴着无形的镣铐在缺少关爱、温暖、相互理解、自由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环境里艰难成长，这促使她的独立意识觉醒，失去对家族的归属感，开始第一次逃离。婚后家庭环境理应是爱和幸福的港湾、精神得以慰藉的庇护所，却成为克拉克口中“血液里的毒”。拮据生活下的繁忙劳务冷却热恋关系，阴雨连绵下压抑的室内被强势丈夫的坏脾气和冷暴力包裹，刺痛人心的绝望和孤独令家庭再次成为卡拉的外部监禁，打破监禁在潜意识中蓄势待发。
局限于固定空间常使个体陷入矛盾的体验：暂时的安全感和监禁的恐惧感并存。封闭精神空间存在于卡拉的行为和梦境流露的潜意识、逃离时的自我否定和消极暗示中。独立女性代表之一西尔维娅女士的回归刺激着卡拉期盼与害怕交织的复杂行为反应。梦境是人们对扰乱内心平和的想法和影响精神世界的刺激所给予的反馈，梦境中两次出现心爱小羊弗洛拉逃脱禁锢的场景，也预示着她未敢付诸实践的真实渴望。西尔维娅，一位倾听她人生悲苦的知识女性，为她的逃离疏通了几乎所有障碍，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理空间并开启精神自由的自我追寻之路。然而，女性长期处于家庭附属地位而非接受更高教育和掌握更多工作技能，往往在做重大决定前因缺乏自信而犹豫不决，也会认为没有配偶陪伴的生活不完整（布鲁克斯，2001）。婚姻对卡拉的重要性需以私奔证明个人价值，婚后的房子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资产，更是一种保留亲密关系的回忆和情感的精神慰藉的空间，对卡拉有其安全感的价值。逃离前对逃跑能力的自我否定与婚前私奔的当机立断形成极为讽刺的对比，逃离中对过往选择与结果的回忆复盘让卡拉对脱离任何依靠的独立生活能力产生了消极暗示：独自生活是否能证明个人价值是没有安全感的未知数，退回婚姻之中，可确定的外在陪伴带来的安全感远比监禁的恐惧感重要。
（二）两性关系对立与融合
性别社会化将两性气质二元对立，女性气质理应顺从、友好、善解人意、温和、柔弱、感性，男性气质理应为强大、权威、阳刚、坚硬、理性。具备女性气质的男性多被诟病，家庭经济实力上的“女主外男主内”却不是对两性的褒奖，这都说明了性别社会化不仅加剧两性特征的割裂和对立，更是对父权社会下女性气质不被看好的默许。
继父、丈夫与卡拉是最主要的两性关系，卡拉能理性与继父就婚姻问题争论，对她人格尊严的语言打击也绝没有任何容忍空间，包括放弃就读而结婚的决定，是她知道何为想要的“真实的”生活，理性、坚硬、叛逆、不解人意的姿态在继父为主导的家庭中被视作不可接受甚至是挑战权威，而父女关系中的她渴求自由的、平等的对话权，唯有以行动证明——私奔开辟新生活的方式维护独立意识的尊严。婚后丈夫的为人处世表明这位家庭中掌控“生活未来方向”的主人，所许可的夫妻关系是女性趋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是需通过漠视感性和决定其决定权的方式使其被压制的，以及女性的脆弱可成为换取同情或利益的筹码。卡拉在夫妻关系中渴求自主选择权和平等沟通话语权，而此时规约的女性气质让她退缩和隐忍。根源在于，克拉克是卡拉初次逃离的唯一精神支柱，一定程度上也是相濡以沫层面的经济支柱，二次逃离相当于卡拉要放弃经济支柱，经济依赖加剧了意识的泯灭。
作品中的另一位独立女性，实际上也发生了意识的觉醒。女性对女性的情感慰藉让西尔维娅从爱情消逝的悲伤中复活，这种介乎情人与朋友间的情愫，唤起了她更为独立的意识，具备了一种跨性别式的气质融合，包括面对不解的话语或挑衅，她可以反复提及卡拉于她存在的意义，坦然承认情意的特殊，真正把卡拉当作一个人而不是妻子或什么的角色看待。女性无法找到能起到代表作用的自洽的女性品质或女性身份认同的女性榜样，她仍然无法认知何为合适自身的女性气质，仍会对不稳定情景产生焦虑（J Chang，2016）。西尔维娅对卡拉的精神慰藉和外在帮助还未及突破自我的层面，卡拉的女性榜样仍是“同经历过私奔”的母亲形象，而理想的“女性共同体关系”需信任的构建（J Chang，2016），在这部作品中，同性间的信任关系脆弱，同性意识的觉醒仍唤不起另一个体的觉醒。 （三）恐惧心理刻画
二次逃离的恐惧在于恐惧新一次的逃离又将迎来新一次的失败。无人理解的恐惧和焦虑，带来更深的恐惧和焦虑。而自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人们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的导航（Lamagna，2011）。反抗以继父为代表的父权社会并勇于逃离是一种自我，维持“良好”婚姻而顺从与妥协是另一种自我，希望脱离令人痛苦的婚姻困境而想到又一次“逃离”是衍生出的新的自我，由于部分自我令卡拉认为过去的自己是被否定的，为不再次经历这种否定，她选择反复进入类似的关系和场景，以拒绝真正形成和过去差别很大的新的自我。这样的拒绝意识令卡拉错觉某一部分的自我并非自己，进而以某一种自我状态为支配地位，排挤其他自我至边缘，最终自我发展也遭限制。
逃离失败后西尔维娅信件中悬而未决的秘密，是“扎进肺里的一根致命的针”一般的恐惧，看向聚集在枯树周围的乌鸦和秃鹫，她清楚地知道了替罪羊的结局。女性需要的是用辩证观看待现在和过去的经历和自我理解，去意识焦虑背后的根源，而非作为一只家中理应温顺的“小羊”，让恐惧支配结局走向“不去看、不去想”，不让独立意识萌芽再次生长，如同弗洛拉，是“葬身山谷”的永久毁灭。
三、结语
当代女性不缺独立意识，《逃离》中表达出西尔维娅放下爱情与爱人的逝去是一种独立，卡拉愿通过婚姻实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一种独立，而更难得可贵在于意识之意识问题，能意识到任何对独立意识的挑战，皆可选择，可能包括逃离或者更好的方式，意识到的却放弃选择而伪装无意识，是一种自身独立意识的“自杀式毁灭”。女性哥特视角下探讨的作品中的独立女性自我意识，可跳出性别二元对立的边界，拓展至对封闭精神空间、和谐两性关系、恐惧心理认知上等等讨论，女性意识的内涵有着继续丰富的可能。
参考文献：
[1]Chang J.Girls and Gender in Alice Munro's Short Stories[J].Asian Women，2016，32（2）：27-47.
[2]Lamagna，J.Of the self，by the self，and for the self：An intra-relational perspective onintra-psychic attunement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2011，21（3）：280.
[3]Moers E.Literary Women[J].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 Society，1976，（4）.
[4]加瑞 · R · 布鲁克斯.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02）：70-75.
[6]吳端明.对《逃离》中女性哥特主义元素的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7（04）：67-73.
[7]张玲.女性哥特视角之封闭空间意象解析[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27）：5-6.
作者简介：
陈雁翔，女，汉族，广西玉林人，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外语教育心理学。
【关键词】 女性哥特;《逃离》;独立女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43-02
一、女性哥特主义的发展和元素
早期女性哥特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由美国女性作家、女性主义理论家艾伦 · 莫尔在1974年出版的《文学女性》中首次提出“女性哥特”的概念，并将此定义为“从十八世纪起，由女性以哥特元素为文学模式创作的文学作品（Moers，1976）”。给女性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幽灵”来自现实生活，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女性空间的束缚及父权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等。
从《奥多芙的奥秘》《弗兰肯斯坦》到《呼啸山庄》等等典型作品，女性哥特作品模式是变化而非单一的，共同关注点在于父权文化中的女性身份（吴端明，2015）。综合女性哥特作品元素的研究，女性哥特从女性叙述视角出发，将女性强烈的情感体验作为焦点，突出主人公“秘密”中隐埋的内心恐惧，包括对疾病、贫穷、衰老、死亡、孕育、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等主题;场景设定不乏阴森、惊悚的建筑、场所或天气;父权社会的性别二元对立多是女性角色痛苦和压抑的根源;此外，梦境、书信、隐喻、意料不到的结局等也为女性哥特作品中常见的元素。
二、《逃离》中女性哥特元素与女性意识的关联
（一）封闭空间意象
对封闭空间意象的挖掘是研究女性哥特作品文本的突破口（林斌，2005）。女性哥特作品中封闭物理空间不再仅是充满幽灵、怪物或吸血鬼的囚禁女性的阴森城堡，它延伸至现实中可能对女性角色造成精神压迫的场合，比如房间、电梯、衣橱等。封闭精神空间即精神上的自我封闭，体现在社交焦虑、自我责备、消极自我暗示等。封闭空间意象是性别角色社会化如何给女性带来精神压迫的直接反映（张玲，2015），它成为滋生女性角色情感体验的土壤，女性的自我意识可能因封闭空间的压制而觉醒。
《逃离》中卡拉的封闭物理空间包括家族环境和婚姻环境。家族对卡拉而言如同牢笼，她戴着无形的镣铐在缺少关爱、温暖、相互理解、自由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环境里艰难成长，这促使她的独立意识觉醒，失去对家族的归属感，开始第一次逃离。婚后家庭环境理应是爱和幸福的港湾、精神得以慰藉的庇护所，却成为克拉克口中“血液里的毒”。拮据生活下的繁忙劳务冷却热恋关系，阴雨连绵下压抑的室内被强势丈夫的坏脾气和冷暴力包裹，刺痛人心的绝望和孤独令家庭再次成为卡拉的外部监禁，打破监禁在潜意识中蓄势待发。
局限于固定空间常使个体陷入矛盾的体验：暂时的安全感和监禁的恐惧感并存。封闭精神空间存在于卡拉的行为和梦境流露的潜意识、逃离时的自我否定和消极暗示中。独立女性代表之一西尔维娅女士的回归刺激着卡拉期盼与害怕交织的复杂行为反应。梦境是人们对扰乱内心平和的想法和影响精神世界的刺激所给予的反馈，梦境中两次出现心爱小羊弗洛拉逃脱禁锢的场景，也预示着她未敢付诸实践的真实渴望。西尔维娅，一位倾听她人生悲苦的知识女性，为她的逃离疏通了几乎所有障碍，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理空间并开启精神自由的自我追寻之路。然而，女性长期处于家庭附属地位而非接受更高教育和掌握更多工作技能，往往在做重大决定前因缺乏自信而犹豫不决，也会认为没有配偶陪伴的生活不完整（布鲁克斯，2001）。婚姻对卡拉的重要性需以私奔证明个人价值，婚后的房子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资产，更是一种保留亲密关系的回忆和情感的精神慰藉的空间，对卡拉有其安全感的价值。逃离前对逃跑能力的自我否定与婚前私奔的当机立断形成极为讽刺的对比，逃离中对过往选择与结果的回忆复盘让卡拉对脱离任何依靠的独立生活能力产生了消极暗示：独自生活是否能证明个人价值是没有安全感的未知数，退回婚姻之中，可确定的外在陪伴带来的安全感远比监禁的恐惧感重要。
（二）两性关系对立与融合
性别社会化将两性气质二元对立，女性气质理应顺从、友好、善解人意、温和、柔弱、感性，男性气质理应为强大、权威、阳刚、坚硬、理性。具备女性气质的男性多被诟病，家庭经济实力上的“女主外男主内”却不是对两性的褒奖，这都说明了性别社会化不仅加剧两性特征的割裂和对立，更是对父权社会下女性气质不被看好的默许。
继父、丈夫与卡拉是最主要的两性关系，卡拉能理性与继父就婚姻问题争论，对她人格尊严的语言打击也绝没有任何容忍空间，包括放弃就读而结婚的决定，是她知道何为想要的“真实的”生活，理性、坚硬、叛逆、不解人意的姿态在继父为主导的家庭中被视作不可接受甚至是挑战权威，而父女关系中的她渴求自由的、平等的对话权，唯有以行动证明——私奔开辟新生活的方式维护独立意识的尊严。婚后丈夫的为人处世表明这位家庭中掌控“生活未来方向”的主人，所许可的夫妻关系是女性趋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是需通过漠视感性和决定其决定权的方式使其被压制的，以及女性的脆弱可成为换取同情或利益的筹码。卡拉在夫妻关系中渴求自主选择权和平等沟通话语权，而此时规约的女性气质让她退缩和隐忍。根源在于，克拉克是卡拉初次逃离的唯一精神支柱，一定程度上也是相濡以沫层面的经济支柱，二次逃离相当于卡拉要放弃经济支柱，经济依赖加剧了意识的泯灭。
作品中的另一位独立女性，实际上也发生了意识的觉醒。女性对女性的情感慰藉让西尔维娅从爱情消逝的悲伤中复活，这种介乎情人与朋友间的情愫，唤起了她更为独立的意识，具备了一种跨性别式的气质融合，包括面对不解的话语或挑衅，她可以反复提及卡拉于她存在的意义，坦然承认情意的特殊，真正把卡拉当作一个人而不是妻子或什么的角色看待。女性无法找到能起到代表作用的自洽的女性品质或女性身份认同的女性榜样，她仍然无法认知何为合适自身的女性气质，仍会对不稳定情景产生焦虑（J Chang，2016）。西尔维娅对卡拉的精神慰藉和外在帮助还未及突破自我的层面，卡拉的女性榜样仍是“同经历过私奔”的母亲形象，而理想的“女性共同体关系”需信任的构建（J Chang，2016），在这部作品中，同性间的信任关系脆弱，同性意识的觉醒仍唤不起另一个体的觉醒。 （三）恐惧心理刻画
二次逃离的恐惧在于恐惧新一次的逃离又将迎来新一次的失败。无人理解的恐惧和焦虑，带来更深的恐惧和焦虑。而自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人们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的导航（Lamagna，2011）。反抗以继父为代表的父权社会并勇于逃离是一种自我，维持“良好”婚姻而顺从与妥协是另一种自我，希望脱离令人痛苦的婚姻困境而想到又一次“逃离”是衍生出的新的自我，由于部分自我令卡拉认为过去的自己是被否定的，为不再次经历这种否定，她选择反复进入类似的关系和场景，以拒绝真正形成和过去差别很大的新的自我。这样的拒绝意识令卡拉错觉某一部分的自我并非自己，进而以某一种自我状态为支配地位，排挤其他自我至边缘，最终自我发展也遭限制。
逃离失败后西尔维娅信件中悬而未决的秘密，是“扎进肺里的一根致命的针”一般的恐惧，看向聚集在枯树周围的乌鸦和秃鹫，她清楚地知道了替罪羊的结局。女性需要的是用辩证观看待现在和过去的经历和自我理解，去意识焦虑背后的根源，而非作为一只家中理应温顺的“小羊”，让恐惧支配结局走向“不去看、不去想”，不让独立意识萌芽再次生长，如同弗洛拉，是“葬身山谷”的永久毁灭。
三、结语
当代女性不缺独立意识，《逃离》中表达出西尔维娅放下爱情与爱人的逝去是一种独立，卡拉愿通过婚姻实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一种独立，而更难得可贵在于意识之意识问题，能意识到任何对独立意识的挑战，皆可选择，可能包括逃离或者更好的方式，意识到的却放弃选择而伪装无意识，是一种自身独立意识的“自杀式毁灭”。女性哥特视角下探讨的作品中的独立女性自我意识，可跳出性别二元对立的边界，拓展至对封闭精神空间、和谐两性关系、恐惧心理认知上等等讨论，女性意识的内涵有着继续丰富的可能。
参考文献：
[1]Chang J.Girls and Gender in Alice Munro's Short Stories[J].Asian Women，2016，32（2）：27-47.
[2]Lamagna，J.Of the self，by the self，and for the self：An intra-relational perspective onintra-psychic attunement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2011，21（3）：280.
[3]Moers E.Literary Women[J].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 Society，1976，（4）.
[4]加瑞 · R · 布鲁克斯.架起两性世界的桥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02）：70-75.
[6]吳端明.对《逃离》中女性哥特主义元素的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7（04）：67-73.
[7]张玲.女性哥特视角之封闭空间意象解析[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27）：5-6.
作者简介：
陈雁翔，女，汉族，广西玉林人，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外语教育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