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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有众多明清文人的稿本日记，游记等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有一稿本为明末东林士人安希范的游记，这部游记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安希范（1564-1621），字小范，号我素，江苏无锡人，明万历年间进士，授礼部主事，后来因为其母亲年老，上书乞归，改任职于南京吏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上《纠辅臣明正邪疏》惹怒神宗遭贬，归乡后主讲于东林学院，其后裔根据其生平遗稿编为《天全堂集》。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昏暗，朝纲渐乱，民不聊生，反抗不断。面对政治经济上出现的困难，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首的朝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掉。神宗主政期间，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这引起了一部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建言献策，批评朝政。尤其以来自江南一带的读书人最为激进，他们不顾自身生命安危与政治前途，对朝廷的各种事务进行批评干预。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文人顾宪成被革职还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的东林书院，作为他讲学的场所，一时江南的文人多从其求学问道，他们议论朝政，褒贬品评当时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他们的反对派如阉党魏忠贤等人，将他们列为“东林党”，而加以讨伐。安希范正是所谓“东林党”中重要的一员，他与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合称为“东林八君子”，在当时影响很大。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明代儒家学者，明末东林士人的精神领袖。
顾允成（1554-1607），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之弟。明末思想家，“东林八君子”之一。历任南京教授，礼部主事。著有《小辨斋偶存》。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高攀龙的诗歌成就非常高，影响很大。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天启六年（1626）困锦衣卫追捕东林党人，从容赴水而死，崇祯初年得以昭雪，也是东林士人的精神领袖。
刘元珍（1571-1622），字伯先，号本孺，无锡人。自幼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
钱一本（1546-1617），字国瑞，号启新，南直隶常州府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庐陵知县，授福建道御史，与顾宪成分主东林书院讲席。
薛敷教（1554-1610），字以身，号玄台，武进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进士，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东林书院讲学。
叶茂才（1558-1629），字参之，号闲适，无锡人。
“东林八君子”以及其他东林士人相互砥砺，相互扶持，通过明确的会约，团结在一起，在首次东林大会上，顾宪成宣布了他所草拟的《东林会约》。《会约》阐明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如“破二惑”“饬四要”“崇九益”“屏九损”，强调“务在躬修实践”。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士风大受鼓舞，形成了明代末期政治上一股清新正直之风。
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十分关心朝廷大事，不畏阉党打压，从他的文集《天全堂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文集中收录了很多他的奏疏，如《黜奸阉防乱疏》一文主要奏请皇帝罢黜阉党，防止阉党专权乱政，这在当时阉党当政的时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再如《惜人才广言路疏》，则是针对朝廷的用人之方，给出他自己的建议。最著名的则是他的《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这篇奏疏对安希范影响很大，使得阉党对其怒目相向。《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写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年御史杨镐、刑部郎中王明时蒙冤降俸调用，引起了大批正直之士的不满，他们纷纷上疏请求从宽处置。安希范更是在《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中讲到：“夫刑狱天下之重事，法司朝廷之纲纪。大臣天子之股肱，御史天子之耳目，乃使阉人得据其权，而肆然凌侮诸臣之上，不亦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乎？”文中表现出安希范不畏宦官阉党专权，敢于直言的骨鲠之气。其结果是万历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四月，安希范被削籍，这时他正在南京，得知这一消息后，安希范束装东归，绝意仕途，开始打算林居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以便优游岁月。
退出政治舞台的安希范一面在东林书院讲学，阐述为人为学之道，勤于著述，一面广为游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安希范游记》就是他在游历山川之时的记录，诗文并茂，实为难得。《安希范游记》为后人认识安希范的生平游历，心境等平添了一种真实可靠的史料。《安希范游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一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初十日至十九日的《游天目记》;二为万历三十一 （1603）年九月初三日至二十四日日记，题作《越游纪胜》，末附诗草;三为万历二十七（1599）年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游览太湖洞庭山作，并附《秋游诗》十九首。《安希范游记》为行草字体书写而成，整體书法用笔流畅，结字潇洒，为传统的帖学书法作品，从这里也能看出安希范良好的文化素养。明代末期，读书之人不满于政治的黑暗，纷纷逃离朝廷，寄情于山水之间，以抒发个人情怀。所以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游历成风，每到一处往往题字作诗，用诗歌和游记的方式记录山川之美与心灵之想，如明代晚期的徐霞客，独自一人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十六个省，像徐霞客不避风雨，与云雾为伴而游遍大江南北，在明代末期还大有人在。虽然安希范并没有像徐霞客一样作出生入死的游历，但是安希范也沉溺在短途游历过程中的惬意里。
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安希范的家乡无锡便在太湖北岸。太湖对安希范来说十分熟悉，在太湖中有东西两洞庭山，东洞庭山俗称东山。东山延伸在太湖之中，三面环水，从古至今都是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游乐之地，东山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面貌，山中满栽桃林，每至春末，花瓣飘落，似花雨般从天而降。而西洞庭山，俗称西山，其东与东山隔湖相望，西山发脉于浙江天目山，从宜兴东南伸入太湖，主峰缥缈峰，为太湖七十二峰之首。安希范在万历二十七（1599）年八月十二日，游览太了湖洞庭山之后，稍作逗留，于十五日一大早便打算取道虎山桥，前往虎丘。怎奈天公不作美，这天一大早，便风雨交加，好在这天夜半时分，安希范终于抵达虎丘，坐于千人石上。十六日，仍然是一个细雨溟蒙的天气，安希范这天本来也有出游的打算，如他本想取道浒墅，欲登大石，可惜因为天气原因，事与愿违。这天傍晚，安希范乘舟抵达虎山桥，在桥上饮酒作乐。
像这几天的出游，虽然由于天气原因，安希范的一些出游计划被稍微打乱，但是在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他的兴致。江南空潆的烟雨对安希范来说，或许要比北京肃杀的政治氛围要轻松得太多。所以安希范在被削籍之后，便归家主讲东林书院，或二三好友谈心论道，或轻舟一叶，游历太湖七十二峰之美景。
安希范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当我们展开《安希范游记》时，三百多年来，安希范的足迹似乎从未远离太湖七十二峰。通过《安希范游记》，我们依然能够在雨雾萦绕的太湖里，感受这位“东林君子”的林居生活，以及他那份在游历中得到的宁静。
安希范（1564-1621），字小范，号我素，江苏无锡人，明万历年间进士，授礼部主事，后来因为其母亲年老，上书乞归，改任职于南京吏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上《纠辅臣明正邪疏》惹怒神宗遭贬，归乡后主讲于东林学院，其后裔根据其生平遗稿编为《天全堂集》。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昏暗，朝纲渐乱，民不聊生，反抗不断。面对政治经济上出现的困难，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首的朝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掉。神宗主政期间，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这引起了一部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建言献策，批评朝政。尤其以来自江南一带的读书人最为激进，他们不顾自身生命安危与政治前途，对朝廷的各种事务进行批评干预。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文人顾宪成被革职还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的东林书院，作为他讲学的场所，一时江南的文人多从其求学问道，他们议论朝政，褒贬品评当时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他们的反对派如阉党魏忠贤等人，将他们列为“东林党”，而加以讨伐。安希范正是所谓“东林党”中重要的一员，他与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合称为“东林八君子”，在当时影响很大。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明代儒家学者，明末东林士人的精神领袖。
顾允成（1554-1607），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之弟。明末思想家，“东林八君子”之一。历任南京教授，礼部主事。著有《小辨斋偶存》。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高攀龙的诗歌成就非常高，影响很大。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天启六年（1626）困锦衣卫追捕东林党人，从容赴水而死，崇祯初年得以昭雪，也是东林士人的精神领袖。
刘元珍（1571-1622），字伯先，号本孺，无锡人。自幼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
钱一本（1546-1617），字国瑞，号启新，南直隶常州府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庐陵知县，授福建道御史，与顾宪成分主东林书院讲席。
薛敷教（1554-1610），字以身，号玄台，武进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进士，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东林书院讲学。
叶茂才（1558-1629），字参之，号闲适，无锡人。
“东林八君子”以及其他东林士人相互砥砺，相互扶持，通过明确的会约，团结在一起，在首次东林大会上，顾宪成宣布了他所草拟的《东林会约》。《会约》阐明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如“破二惑”“饬四要”“崇九益”“屏九损”，强调“务在躬修实践”。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士风大受鼓舞，形成了明代末期政治上一股清新正直之风。
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十分关心朝廷大事，不畏阉党打压，从他的文集《天全堂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文集中收录了很多他的奏疏，如《黜奸阉防乱疏》一文主要奏请皇帝罢黜阉党，防止阉党专权乱政，这在当时阉党当政的时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再如《惜人才广言路疏》，则是针对朝廷的用人之方，给出他自己的建议。最著名的则是他的《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这篇奏疏对安希范影响很大，使得阉党对其怒目相向。《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写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年御史杨镐、刑部郎中王明时蒙冤降俸调用，引起了大批正直之士的不满，他们纷纷上疏请求从宽处置。安希范更是在《纠辅臣明正邪疏》一文中讲到：“夫刑狱天下之重事，法司朝廷之纲纪。大臣天子之股肱，御史天子之耳目，乃使阉人得据其权，而肆然凌侮诸臣之上，不亦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乎？”文中表现出安希范不畏宦官阉党专权，敢于直言的骨鲠之气。其结果是万历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四月，安希范被削籍，这时他正在南京，得知这一消息后，安希范束装东归，绝意仕途，开始打算林居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以便优游岁月。
退出政治舞台的安希范一面在东林书院讲学，阐述为人为学之道，勤于著述，一面广为游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安希范游记》就是他在游历山川之时的记录，诗文并茂，实为难得。《安希范游记》为后人认识安希范的生平游历，心境等平添了一种真实可靠的史料。《安希范游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一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初十日至十九日的《游天目记》;二为万历三十一 （1603）年九月初三日至二十四日日记，题作《越游纪胜》，末附诗草;三为万历二十七（1599）年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游览太湖洞庭山作，并附《秋游诗》十九首。《安希范游记》为行草字体书写而成，整體书法用笔流畅，结字潇洒，为传统的帖学书法作品，从这里也能看出安希范良好的文化素养。明代末期，读书之人不满于政治的黑暗，纷纷逃离朝廷，寄情于山水之间，以抒发个人情怀。所以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游历成风，每到一处往往题字作诗，用诗歌和游记的方式记录山川之美与心灵之想，如明代晚期的徐霞客，独自一人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十六个省，像徐霞客不避风雨，与云雾为伴而游遍大江南北，在明代末期还大有人在。虽然安希范并没有像徐霞客一样作出生入死的游历，但是安希范也沉溺在短途游历过程中的惬意里。
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安希范的家乡无锡便在太湖北岸。太湖对安希范来说十分熟悉，在太湖中有东西两洞庭山，东洞庭山俗称东山。东山延伸在太湖之中，三面环水，从古至今都是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游乐之地，东山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面貌，山中满栽桃林，每至春末，花瓣飘落，似花雨般从天而降。而西洞庭山，俗称西山，其东与东山隔湖相望，西山发脉于浙江天目山，从宜兴东南伸入太湖，主峰缥缈峰，为太湖七十二峰之首。安希范在万历二十七（1599）年八月十二日，游览太了湖洞庭山之后，稍作逗留，于十五日一大早便打算取道虎山桥，前往虎丘。怎奈天公不作美，这天一大早，便风雨交加，好在这天夜半时分，安希范终于抵达虎丘，坐于千人石上。十六日，仍然是一个细雨溟蒙的天气，安希范这天本来也有出游的打算，如他本想取道浒墅，欲登大石，可惜因为天气原因，事与愿违。这天傍晚，安希范乘舟抵达虎山桥，在桥上饮酒作乐。
像这几天的出游，虽然由于天气原因，安希范的一些出游计划被稍微打乱，但是在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他的兴致。江南空潆的烟雨对安希范来说，或许要比北京肃杀的政治氛围要轻松得太多。所以安希范在被削籍之后，便归家主讲东林书院，或二三好友谈心论道，或轻舟一叶，游历太湖七十二峰之美景。
安希范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当我们展开《安希范游记》时，三百多年来，安希范的足迹似乎从未远离太湖七十二峰。通过《安希范游记》，我们依然能够在雨雾萦绕的太湖里，感受这位“东林君子”的林居生活，以及他那份在游历中得到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