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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是一种昂贵的爱好，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而在中国海的水鬼们看来，潜水是一场拿命换钱的疯狂赌博，赢则发家致富，输则命丧黄泉。在潜水专业领域，有一个马提尼定律：每下潜10米就相当于喝了一杯马提尼。这是因为，在波光粼粼的水下，潜水员将看到一个扭曲的世界，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即使最富有经验的潜水员，有时也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从数十米深的海底一下子游到水面。这几乎相当于突然打开一瓶啤酒，被水压缩的肺气泡像啤酒泡沫一样喷涌，只不过，这次喷出来的是血。
水鬼们通常选择在月黑风高之夜下水，以避人耳目。小小的渔船上，工业用氧气瓶连着压缩机，压缩机连着几根软管，水鬼们穿着简陋的潜水服，口里衔着一枚吸管就下水了。没有人在意这种自杀式的潜水方式给身体带来的损害，他们更在意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尽快打捞起海底的宝贝，能捞多少捞多少。岸上有神秘的买家，拿着大笔的现金在等他们。有时，许多水鬼一起下水，软管会意外缠绕在一起而无法呼吸，为了活命，只有剪断身边人的呼吸管。
按照事先约定俗成的规矩，盗捞组织内部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水鬼们最多只会得到几万元的赔偿金。当然，如果幸存，会分到大约一半的盗捞所得。
碗礁的疯狂盗捞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海域，自古就是一条沟通南北的必经航道，这里礁石遍布，风大浪急，是一条令船老大们闻风丧胆的“沉船谷”。不知从何时起，其中一块礁石附近，常常会捞起一些大大小小的瓷碗，这块礁石因此得名“碗礁”。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对我说，在平潭海边的渔村，经常能看到很多簇新的楼房，边防派出所和水下考古工作者称之为“碗礁房”—原来这些楼房就是盗捞者用那些以前看起来不值钱的古代瓷器变现建成的。
“2005年6月30日，正在参加‘福建省沿海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收到一条匿名短信：福州市平潭县发现一条沉船，有大量瓷器出水，当地渔民都在拿，但具体地点不详。次日，相关人员立即奔赴现场，到达沉船遗址海域时，海面上仍有近30艘渔船集中在一起打捞，并不时有新的渔船加入进来。每艘船至少七八个人，多则二十余人，均配备潜水设备和潜水人员。半个月后，‘碗礁I号’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
这是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在《福建“东海平潭碗礁I号”沉船遗址抢救性发掘》一文前言中，对碗礁I号沉船的发现经过的记录。时隔六年，赵嘉斌对我回忆起来考古队和盗捞者的猫鼠游戏，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在碗礁做工作时，常常有被人监视的感觉。我们走到哪，文物贩子跟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哪儿价格涨。我们前脚来，盗捞船后脚走。我们白天干，盗捞船晚上干。台风一来，海上的风浪有三四米高，海事局要求海上所有船只必须撤。考古船依依不舍，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两三天台风过去，等我们再回来，沉船上的东西已经全没了，盗捞得非常彻底。最糟糕的是，水鬼们嫌船板碍事，通常会击碎打穿，一条古船就这么毁了”。赵嘉斌说。
三个月后，正式发掘结束，共出水文物三千多件，多为青花罐、五彩罐、盘等大型器物。未发现船甲板，部分隔舱板丢失或移位，船体右舷破坏严重，未发现连续的船板。根据盗掘面积和舱位分析，被盗掘的文物数量不少于两万件。“我们还是来晚了!”赵嘉斌痛惜地说，“破坏的船板我们可以通过三维动画来恢复沉船的原貌，但被盗走的文物，我们就很难再见到了”。
碗礁I号共十多名渔民站到了在码头上举行的宣判大会上，最多的被判了14年。然而，如此打击力度还是赶不上盗捞者对暴利的渴求，国内外的文物贩子的胃口早被海捞瓷吊起来了。碗礁I号被盗捞的瓷器早已经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等地的文物市场，有潘家园的古瓷商家表示：“目前海捞瓷行情看涨，主要原因是福建海捞瓷外流，引起古董界的高度关注，还有就是，国内外一些大的拍卖会上，海捞瓷的风头也比较强劲。”
海捞瓷利益链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迈克?哈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中国沉船古瓷，在国际文物市场上，“海捞瓷”作为一个新型品种，每过几年就会在国际拍卖会上亮相。被国际的大气候影响，国内的海捞瓷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也渐渐成了气候。2005年底，在中国嘉德举行的四季拍卖会上，二百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两千多万元，成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一百多万元，拍卖结果令各方大跌眼镜。而在北京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的青花龙纹大提梁壶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以六百多万元和将近八百多万元被拍出。如此巨大的利益，怎能不引起盗捞的疯狂？
2006年是福建海域盗捞最为疯狂的时期，下半年，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的机船和高速摩托艇，潜水设备也更新换代。有的甚至配备快艇和枪支弹药，公然和执法部门打起了游击战。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也常常火并，扔土制炸弹。
盗捞组织已经从小股的由熟人组成的团伙，发展为近似于海盗的盗捞组织。他们结成暂时性的股份公司，文物贩子出资金，潜水员出技术，本地渔民负责踩点和运输。专船运送、人货分离、异地上岸，由买家直接运走。盗捞时间是一周之内全部捞完，渠道运作非常流畅。
与此同时，水鬼们的盗捞方法也在花样翻新，不断进化。有一种方法是：在监视者眼皮底下远远地将船开过去，水鬼从另一侧船舷扑通一下跳下去进行盗捞，几个小时后，船再开回来把人和货拉上来，如果被发现，就把人先拉上来，把货再放回原处。据说，这种方法原来流行于青岛等地，是用来偷鲍鱼的，最初，偷鲍鱼的水鬼背着氧气瓶下水，后来看管鲍鱼的人看见气泡就下炸药。水鬼们又花十几万元购置水下推进器，没有气泡，最多可在水下潜伏四个小时。
拯救海上遗产
福建海域海岸线曲折，良港众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带，从唐代起就是中国沟通南北货物流转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元代时，泉州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进入中国海域经商，先后有汪直、李旦、郑芝龙等为首的海商集团，在日本海、中国海与东南亚海域控制着繁荣的海上贸易，并且武装起来，与朝廷做对，被当成“倭寇”绞杀。有历史学家猜测，南澳I号很有可能就是李旦船队的一员。 有人说，福建靠山面海，耕地面积少，自古就靠海吃海，发展对外加工和海上贸易，是中国最具海洋意识的省份。起源于福建，盛行于太平洋地区的妈祖信仰，就是福建海洋文明的一大证据。但由于明代以来的海禁政策，这些擅长在海上讨生活的渔民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很容易铤而走险，走上走私和盗捞的不法之路。因此说，福建是中国海盗最为横行的地区，丝毫不为过分。
赵嘉斌告诉我说，福建水鬼们为了牟利，在海上无所不为。他们的铁爪甚至伸到了遥远的渤海湾，2009年以来，在辽宁黑岛甲午战争遗址附近，来自福建的盗捞者在海面架起钢制平台，用大马力抓斗从海底抓起著名的“经远号”战舰残骸，完好的舱门和各种金属器皿被抓碎，被当成废铜烂铁出售。
2005年以后，随着古代沉船被划为古遗址范畴，惩治非法盗捞有法可依。在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和大力宣传下，福州附近海域的非法盗捞有所收敛，但小股的盗捞刑事案件仍然时有发生。2008年奥运期间，碗礁附近又现沉船踪迹，消息传出，一度被执法部门打击而消失的盗捞团伙再次闻讯赶来，被警方缴获瓷器一百多件。
2011年7月26日凌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杏仔村阿玉水产店门口，洪某正打算从一辆现代牌轿车的后备箱中搬下两个泡沫箱，不料边防派出所干警围拢上来，他被迫打开泡沫箱，当天打捞所得的一百多件古代瓷器赫然暴露在干警们面前，随后，前两天藏匿在水产店里的五百多件也被全部起获。洪某和司机、一名船员和两名潜水员被抓获，而主犯已趁乱逃脱。
当地文物工作人员随即赶到，清洗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这七百多件文物是宋元时代的民窑典型器，青白釉瓷碗占的比例最大，直径约15厘米，碗底有印纹，向日葵、菊花等，部分碗内四周还有划纹，像延伸的枝蔓。另有一些高足盘、香炉。其中两个陶瓮体积较大，直径约有30厘米，瓮底上分别写着“西河”和“魏”字。
杏仔村位于古雷半岛的东部，与沙洲岛隔海相望，相隔只有一两海里。岱仔边防所教导员武晓波介绍说，去年10月，台风“鲇鱼”过境时，很多渔民抢在台风之前抢捞养殖的鲍鱼，有村民捞起了几十件文物，这直接印证了很久以来流传在村子里的一个说法：海上有沉船。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打破了渔村的平静，有人说沉船有两艘，一艘商船，一艘民船；有人开始猜测古董的市场价值，甚至有人开始联系外地的文物贩子。
一向只是负责些打架斗殴和民事纠纷的边防所也因此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加班加点，严阵以待，加强在沉船周边海域及沿岸重点区域的不定时巡查、二级路面监控系统“全天候站岗”，并对辖区重点人员、重点船只、重点港口进行全面的摸排梳理，防止辖区内渔船参与或被利用于非法打捞活动。
百密一疏，疯狂的打捞活动还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开始了。密切注视沿海各地沉船状况的赵嘉斌早在2011年7月初就接到了短信：水深约23米，大约被盗捞两万件，市场价碗500元，瓶子9000元。赵嘉斌对我说：“当福建方面拿着东西向国家文物局报告时，北京这边的专家说，前几天已经有个人从成都拿这批东西过来鉴定。”
看来，洪某等人只是这次疯狂盗捞活动中个别被逮住的倒霉蛋。据边防派出所审问，这个由六人组成的盗捞团伙中，有三人都姓洪，是当地的同门亲属。洪某说，这事是他的侄子主谋，他只是借了一部现代车，他们在船上一打电话，他就把车开过去，把他们捞的东西都搬到水产店存放起来。
据村里人介绍，洪某还当过村里治安主任和船管员，有老婆孩子，有车有房有船，在村里搞养殖，养紫菜，养鲍鱼，一年几十万收入是有的，他这次实在是鬼迷心窍。这个村不大，大家拐来拐去都是亲戚，谁家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被知道，洪某以前还举报过别人，这次不知道是被谁举报了。
盗捞风险大，投资多。如果没有百分之三百以上的暴利，当地人不会想到主动去打捞沉船。有经验的渔民知道，鱼群喜欢在地形复杂而有依傍的水域活动，礁石、破旧的渔网和沉船会形成所谓的“鱼礁”，而渔业活动也自然也集中在这类区域。
在南海西沙水域许多岛礁周围，有的遗址距离海面只有几十厘米。“一眼可见”的古董吸引着渔民。十多年来，当地边防派出所破获非法盗捞、买卖文物的刑事案件就有数十起，追回各类珍贵文物数千件。
海南省文物局局长王亦平对我说：“我国的文物法规建设还是比较完备的，从《文物保护法》到《刑法》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但是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法律程序中有较多举证环节难以完成，导致执法效果大打折扣。再说，渔民偶尔一两次违法，所得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大部分情况还是从事正常生活和捕鱼养殖，盗捞可能是偶然为之的副业。”
暗访地下古玩贩卖
海口市骑楼小吃街的新大同老爸茶楼内，人声鼎沸，服务员推着蒸笼车四处兜售叫卖，一点没有喝茶的清静。这里是老海口人饮茶会客的所在。阿福操着海南普通话，一边嚼一只凤爪，一边和我谈起水产生意。
突然，他压低声音说：“还有一种东西要不要？水里捞起来的，也算一种水产。”
阿福50岁左右，80年代走私电器，90年代走私汽车。近10年来他曾经试图成为一个日本电器品牌的代理商，但做惯了走私的他，怎么能耐得住繁琐的手续和财务制度。一次，他因为压货和付款问题和人家打了一架，从此开始放弃正行生意，游手好闲起来。
说着，阿福招呼我来到了位于万国大都会附近的古玩城。两侧摊位上摆满了批量生产、全国各地旅游点常见的仿古工艺品，负责看摊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没精打采，也懒得招呼生意。阿福带我走进一个院落，指着院子里的两个纸箱说：“这种东西要不要？”
拨开被雨水打得稀烂的纸箱，我发现是一些近代的瓷器碎片，有的瓷碗底部还积着雨水。我表示这些东西年代太晚了，不值钱。阿福扭头和院子主人耳语了几句。那人一掀门帘，从里面又搬出另外一箱东西。
“金山要不要？”阿福问我。
我打开箱子，不由哭笑不得。原来所谓金山，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凝结成一团一团的古代铜钱，被粘结在一个底盘上，做成了所谓的“金山”。阿福说，送人现金没面子，不如送这样的金山有面子。这个院子卖出去过好多“金山”，都是送礼的。
水鬼们通常选择在月黑风高之夜下水，以避人耳目。小小的渔船上，工业用氧气瓶连着压缩机，压缩机连着几根软管，水鬼们穿着简陋的潜水服，口里衔着一枚吸管就下水了。没有人在意这种自杀式的潜水方式给身体带来的损害，他们更在意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尽快打捞起海底的宝贝，能捞多少捞多少。岸上有神秘的买家，拿着大笔的现金在等他们。有时，许多水鬼一起下水，软管会意外缠绕在一起而无法呼吸，为了活命，只有剪断身边人的呼吸管。
按照事先约定俗成的规矩，盗捞组织内部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水鬼们最多只会得到几万元的赔偿金。当然，如果幸存，会分到大约一半的盗捞所得。
碗礁的疯狂盗捞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海域，自古就是一条沟通南北的必经航道，这里礁石遍布，风大浪急，是一条令船老大们闻风丧胆的“沉船谷”。不知从何时起，其中一块礁石附近，常常会捞起一些大大小小的瓷碗，这块礁石因此得名“碗礁”。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对我说，在平潭海边的渔村，经常能看到很多簇新的楼房，边防派出所和水下考古工作者称之为“碗礁房”—原来这些楼房就是盗捞者用那些以前看起来不值钱的古代瓷器变现建成的。
“2005年6月30日，正在参加‘福建省沿海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收到一条匿名短信：福州市平潭县发现一条沉船，有大量瓷器出水，当地渔民都在拿，但具体地点不详。次日，相关人员立即奔赴现场，到达沉船遗址海域时，海面上仍有近30艘渔船集中在一起打捞，并不时有新的渔船加入进来。每艘船至少七八个人，多则二十余人，均配备潜水设备和潜水人员。半个月后，‘碗礁I号’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
这是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在《福建“东海平潭碗礁I号”沉船遗址抢救性发掘》一文前言中，对碗礁I号沉船的发现经过的记录。时隔六年，赵嘉斌对我回忆起来考古队和盗捞者的猫鼠游戏，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在碗礁做工作时，常常有被人监视的感觉。我们走到哪，文物贩子跟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哪儿价格涨。我们前脚来，盗捞船后脚走。我们白天干，盗捞船晚上干。台风一来，海上的风浪有三四米高，海事局要求海上所有船只必须撤。考古船依依不舍，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两三天台风过去，等我们再回来，沉船上的东西已经全没了，盗捞得非常彻底。最糟糕的是，水鬼们嫌船板碍事，通常会击碎打穿，一条古船就这么毁了”。赵嘉斌说。
三个月后，正式发掘结束，共出水文物三千多件，多为青花罐、五彩罐、盘等大型器物。未发现船甲板，部分隔舱板丢失或移位，船体右舷破坏严重，未发现连续的船板。根据盗掘面积和舱位分析，被盗掘的文物数量不少于两万件。“我们还是来晚了!”赵嘉斌痛惜地说，“破坏的船板我们可以通过三维动画来恢复沉船的原貌，但被盗走的文物，我们就很难再见到了”。
碗礁I号共十多名渔民站到了在码头上举行的宣判大会上，最多的被判了14年。然而，如此打击力度还是赶不上盗捞者对暴利的渴求，国内外的文物贩子的胃口早被海捞瓷吊起来了。碗礁I号被盗捞的瓷器早已经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等地的文物市场，有潘家园的古瓷商家表示：“目前海捞瓷行情看涨，主要原因是福建海捞瓷外流，引起古董界的高度关注，还有就是，国内外一些大的拍卖会上，海捞瓷的风头也比较强劲。”
海捞瓷利益链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迈克?哈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中国沉船古瓷，在国际文物市场上，“海捞瓷”作为一个新型品种，每过几年就会在国际拍卖会上亮相。被国际的大气候影响，国内的海捞瓷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也渐渐成了气候。2005年底，在中国嘉德举行的四季拍卖会上，二百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两千多万元，成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一百多万元，拍卖结果令各方大跌眼镜。而在北京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的青花龙纹大提梁壶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以六百多万元和将近八百多万元被拍出。如此巨大的利益，怎能不引起盗捞的疯狂？
2006年是福建海域盗捞最为疯狂的时期，下半年，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的机船和高速摩托艇，潜水设备也更新换代。有的甚至配备快艇和枪支弹药，公然和执法部门打起了游击战。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也常常火并，扔土制炸弹。
盗捞组织已经从小股的由熟人组成的团伙，发展为近似于海盗的盗捞组织。他们结成暂时性的股份公司，文物贩子出资金，潜水员出技术，本地渔民负责踩点和运输。专船运送、人货分离、异地上岸，由买家直接运走。盗捞时间是一周之内全部捞完，渠道运作非常流畅。
与此同时，水鬼们的盗捞方法也在花样翻新，不断进化。有一种方法是：在监视者眼皮底下远远地将船开过去，水鬼从另一侧船舷扑通一下跳下去进行盗捞，几个小时后，船再开回来把人和货拉上来，如果被发现，就把人先拉上来，把货再放回原处。据说，这种方法原来流行于青岛等地，是用来偷鲍鱼的，最初，偷鲍鱼的水鬼背着氧气瓶下水，后来看管鲍鱼的人看见气泡就下炸药。水鬼们又花十几万元购置水下推进器，没有气泡，最多可在水下潜伏四个小时。
拯救海上遗产
福建海域海岸线曲折，良港众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带，从唐代起就是中国沟通南北货物流转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元代时，泉州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进入中国海域经商，先后有汪直、李旦、郑芝龙等为首的海商集团，在日本海、中国海与东南亚海域控制着繁荣的海上贸易，并且武装起来，与朝廷做对，被当成“倭寇”绞杀。有历史学家猜测，南澳I号很有可能就是李旦船队的一员。 有人说，福建靠山面海，耕地面积少，自古就靠海吃海，发展对外加工和海上贸易，是中国最具海洋意识的省份。起源于福建，盛行于太平洋地区的妈祖信仰，就是福建海洋文明的一大证据。但由于明代以来的海禁政策，这些擅长在海上讨生活的渔民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很容易铤而走险，走上走私和盗捞的不法之路。因此说，福建是中国海盗最为横行的地区，丝毫不为过分。
赵嘉斌告诉我说，福建水鬼们为了牟利，在海上无所不为。他们的铁爪甚至伸到了遥远的渤海湾，2009年以来，在辽宁黑岛甲午战争遗址附近，来自福建的盗捞者在海面架起钢制平台，用大马力抓斗从海底抓起著名的“经远号”战舰残骸，完好的舱门和各种金属器皿被抓碎，被当成废铜烂铁出售。
2005年以后，随着古代沉船被划为古遗址范畴，惩治非法盗捞有法可依。在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和大力宣传下，福州附近海域的非法盗捞有所收敛，但小股的盗捞刑事案件仍然时有发生。2008年奥运期间，碗礁附近又现沉船踪迹，消息传出，一度被执法部门打击而消失的盗捞团伙再次闻讯赶来，被警方缴获瓷器一百多件。
2011年7月26日凌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杏仔村阿玉水产店门口，洪某正打算从一辆现代牌轿车的后备箱中搬下两个泡沫箱，不料边防派出所干警围拢上来，他被迫打开泡沫箱，当天打捞所得的一百多件古代瓷器赫然暴露在干警们面前，随后，前两天藏匿在水产店里的五百多件也被全部起获。洪某和司机、一名船员和两名潜水员被抓获，而主犯已趁乱逃脱。
当地文物工作人员随即赶到，清洗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这七百多件文物是宋元时代的民窑典型器，青白釉瓷碗占的比例最大，直径约15厘米，碗底有印纹，向日葵、菊花等，部分碗内四周还有划纹，像延伸的枝蔓。另有一些高足盘、香炉。其中两个陶瓮体积较大，直径约有30厘米，瓮底上分别写着“西河”和“魏”字。
杏仔村位于古雷半岛的东部，与沙洲岛隔海相望，相隔只有一两海里。岱仔边防所教导员武晓波介绍说，去年10月，台风“鲇鱼”过境时，很多渔民抢在台风之前抢捞养殖的鲍鱼，有村民捞起了几十件文物，这直接印证了很久以来流传在村子里的一个说法：海上有沉船。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打破了渔村的平静，有人说沉船有两艘，一艘商船，一艘民船；有人开始猜测古董的市场价值，甚至有人开始联系外地的文物贩子。
一向只是负责些打架斗殴和民事纠纷的边防所也因此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加班加点，严阵以待，加强在沉船周边海域及沿岸重点区域的不定时巡查、二级路面监控系统“全天候站岗”，并对辖区重点人员、重点船只、重点港口进行全面的摸排梳理，防止辖区内渔船参与或被利用于非法打捞活动。
百密一疏，疯狂的打捞活动还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开始了。密切注视沿海各地沉船状况的赵嘉斌早在2011年7月初就接到了短信：水深约23米，大约被盗捞两万件，市场价碗500元，瓶子9000元。赵嘉斌对我说：“当福建方面拿着东西向国家文物局报告时，北京这边的专家说，前几天已经有个人从成都拿这批东西过来鉴定。”
看来，洪某等人只是这次疯狂盗捞活动中个别被逮住的倒霉蛋。据边防派出所审问，这个由六人组成的盗捞团伙中，有三人都姓洪，是当地的同门亲属。洪某说，这事是他的侄子主谋，他只是借了一部现代车，他们在船上一打电话，他就把车开过去，把他们捞的东西都搬到水产店存放起来。
据村里人介绍，洪某还当过村里治安主任和船管员，有老婆孩子，有车有房有船，在村里搞养殖，养紫菜，养鲍鱼，一年几十万收入是有的，他这次实在是鬼迷心窍。这个村不大，大家拐来拐去都是亲戚，谁家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被知道，洪某以前还举报过别人，这次不知道是被谁举报了。
盗捞风险大，投资多。如果没有百分之三百以上的暴利，当地人不会想到主动去打捞沉船。有经验的渔民知道，鱼群喜欢在地形复杂而有依傍的水域活动，礁石、破旧的渔网和沉船会形成所谓的“鱼礁”，而渔业活动也自然也集中在这类区域。
在南海西沙水域许多岛礁周围，有的遗址距离海面只有几十厘米。“一眼可见”的古董吸引着渔民。十多年来，当地边防派出所破获非法盗捞、买卖文物的刑事案件就有数十起，追回各类珍贵文物数千件。
海南省文物局局长王亦平对我说：“我国的文物法规建设还是比较完备的，从《文物保护法》到《刑法》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但是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法律程序中有较多举证环节难以完成，导致执法效果大打折扣。再说，渔民偶尔一两次违法，所得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大部分情况还是从事正常生活和捕鱼养殖，盗捞可能是偶然为之的副业。”
暗访地下古玩贩卖
海口市骑楼小吃街的新大同老爸茶楼内，人声鼎沸，服务员推着蒸笼车四处兜售叫卖，一点没有喝茶的清静。这里是老海口人饮茶会客的所在。阿福操着海南普通话，一边嚼一只凤爪，一边和我谈起水产生意。
突然，他压低声音说：“还有一种东西要不要？水里捞起来的，也算一种水产。”
阿福50岁左右，80年代走私电器，90年代走私汽车。近10年来他曾经试图成为一个日本电器品牌的代理商，但做惯了走私的他，怎么能耐得住繁琐的手续和财务制度。一次，他因为压货和付款问题和人家打了一架，从此开始放弃正行生意，游手好闲起来。
说着，阿福招呼我来到了位于万国大都会附近的古玩城。两侧摊位上摆满了批量生产、全国各地旅游点常见的仿古工艺品，负责看摊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没精打采，也懒得招呼生意。阿福带我走进一个院落，指着院子里的两个纸箱说：“这种东西要不要？”
拨开被雨水打得稀烂的纸箱，我发现是一些近代的瓷器碎片，有的瓷碗底部还积着雨水。我表示这些东西年代太晚了，不值钱。阿福扭头和院子主人耳语了几句。那人一掀门帘，从里面又搬出另外一箱东西。
“金山要不要？”阿福问我。
我打开箱子，不由哭笑不得。原来所谓金山，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凝结成一团一团的古代铜钱，被粘结在一个底盘上，做成了所谓的“金山”。阿福说，送人现金没面子，不如送这样的金山有面子。这个院子卖出去过好多“金山”，都是送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