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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工程”，在国内往往会遭舆论“口诛笔伐”，一般还认为只有国内有此劳民伤财的劳什子，殊不知，在国外，也有“形象工程”，而且，在那些被认为是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搞的“形象工程”还十分触目惊心。之所以如此，症结就在于“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或者说，之所以屡见不鲜，是因为某些政党（政府）和政客真的从中“赢得了选票”。 （图/东方IC）
西班牙：离谱的形象工程
西班牙的“形象工程”就非常令人吃惊。
就像我们惯常听闻的“鬼城”，在该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索里亚市位于杜罗河畔，山林茂密，风景优美。于是，当地政府和政客便打起了“主意”，2007年，卡斯蒂利亚—莱昂区议会通过议案，要在这里建一座“生态城”。
这是一个宏大的建设工程。2007年，“生态城”项目议案获得通过后，区政府即用公共资金购地560公顷，用以建设豪华住宅、酒店、多功能体育馆、河滨公园甚至马术学校等全套设施。
也许，在2007年时，这个已连续10年经济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3.65%，当时预计该年也将增长3.4%）的国家的政客，在“胜利”面前，充满着“豪情壮志”。然而，“想的没有变的快”，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房地产等行业泡沫严重。由于2006年西班牙兴建房屋逾70万间，超过英、法、德三国当年新建房屋总和，经济出现“硬着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到2013年的数年间，经济陷入两位数百分比的衰退之中，失业率平均超过26%。
就在2013年，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决工程违法，所有项目全部停建。于是，这项以“环境保护”为噱头的公共工程，在开工建设三年、耗资5200万欧元后被迫停工，成为只剩一片废墟的“鬼城”。
虽然当地政客的“主观愿望”可能是为了拉动经济，也被认为是一项“利民工程”，政府曾承诺将在建成后增加上千个就业岗位，为4000人提供全新家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到了2013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认为，“生态城”工程系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区土地。而且，为工程建设铲平的大量山头，给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索里亚自然保护与研究协会的卡洛斯·冈萨雷斯认为，除森林资源的大量流失，“生态城”建设还阻挡了杜罗河正常流向，使其下游部分支流逐渐枯竭。
如今，这个已成“鬼城”的“生态城”被民众认定为“形象工程”。自然，最终付出代价的也是民众，包括税率上涨、公共服务打折、工资降低，甚至还得上缴“可再生能源税”等。一个实例是，索里亚市政府将扩建市医院的3400万欧元经费中的1/3拨给了“生态城”，医院扩建的二期工程便因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止。普通投资者也深受其害，市民安娜·莫德雷格在“生态城”初建时在其附近开了一家旅馆，然而至今仍然生意惨淡。
顺便说一句，西班牙人均电梯数量居然“雄居”全球第一 。该国每千人拥有19.8部，远超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意大利和韩国，后者分别为14.7部和12部，美国则每千人仅有3.8部。
其实，这样的“形象工程”在西班牙数不胜数。该国《世界报》记者佩德罗·西蒙和同事阿尔贝托·迪罗利曾驱车8000公里在全国进行调查，沿途所见所闻令人瞠目：国家一直活在透支之中，小镇比亚比哈德赛罗居民不足百人，却投入公共资金1200万欧元建了一座人工滑雪场，至今已连续八年停滞营业；圣费尔南多市花费1000万欧元建了一座水族馆，但在这个所谓的“海洋公园”里，却连一条鱼也没有……
这些耗费了巨额公共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以破坏生态的代价强行建设的“形象工程”，或是建了一半因违法或抗议被叫停，或是建成后发现没有使用价值而废弃。最终，一个个钢筋水泥成就的“形象工程”成了公共经费“打水漂”的“墓碑”。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的许多“形象工程”都是明知违法或浪费，政府却仍然批准建设。这种“形象工程”靡费的公共资金确实让民众心痛，要知道，一直深陷经济衰退中的西班牙，虽然2014年经济可能将增长0.7%，但目前失业率仍高于25%，形势依然严峻。
那么，明知故犯为哪般呢？西蒙称，像“生态城”一样，当地政府和政客最初的承诺都是建成后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居民能够借此享受公共福利，“但是结果往往是，政府拿着人民的钱做了混账事，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与企业共同谋取了巨额利润，又将债务转嫁到了人民身上”。
西蒙的话，确是一针见血。确实，“形象工程”的数不胜数，关键就在于“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
巴西：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
为了选票而大搞“形象工程”的，还有借举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而“大干快上”体育场馆的巴西。结果是，民怨沸腾。
实事求是地说，举办世界性赛事，是需要建设场馆并完善基础设施的。问题在于必须根据国力并按照适用、节俭的原则，量力而行。一旦掺杂政党和政客的“私心杂念”，那么，性质立变。
巴西自获得世界杯承办权开始场馆建设后，民众的抗议就不曾间断，并直呼“我们不需要世界杯”。即便在6月份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时，工人的罢工仍未停息。原本，巴西是“足球王国”，然而，“经此一役”，民众却“厌恶”足球了。这就缘于国家筹建赛事的巨额开支影响了民生——世界杯的总投资，该国审计署称高达117亿美元，相当于南非世界杯的三倍，而且政府只注重场馆建设，而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场馆建设又沦为“形象工程”。
民众愤怒的还不仅如此。西蒙·库珀和斯特凡·兹曼斯基在新著《足球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巴西世界杯将很可能实现财富从巴西向足球俱乐部和私营公司等多个利益团体的转移。纳税人会发现他们辛苦所得的收入被用于国内外的特殊利益团体，而非用于民众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巴西为举办世界杯而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未来”。
想当初，政府之所以敢如此大手大脚，一个原因可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多年保持着7%～8%的高增长，这让政府感觉形势喜人，工程可以“形象形象”。然而，乐极生悲，翌年就猛地回落到2.7%，2012年更创出0.9%的新低，2013年经常账目下赤字高达814亿美元。这也让许多巴西民众感到，国家还没有能力奢侈到牺牲社会福利和基本民生，去办如此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
其实，政府之所以如此好大喜功，当初经济的“蒸蒸日上”只是表层原因，更主要的是，2014年是该国大选之年。政府认为，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的奥运会这两项赛事，将拉抬政府形象，能够获得大量选票，使政府得以连任。后来，甚至出现抗议浪潮后，政府还是认为“抗议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都市贫民并未普遍卷入，这些都市贫民既是罗塞夫，也是足球的‘基本票仓’”，因此，他们（政府）能稳住阵脚，也因此，政府“不惜在世界杯筹办方面一掷万金，在资金投入捉襟见肘后便着手压缩教育、市政服务等与民生关系更加重大的公共服务”，即“一方面铺张浪费建场馆，另一方面却对各项基础设施工程不断挥舞‘剪刀’”。
同时，巴西为世界杯赛的拆迁，也被批为“形象工程”。2014年1月下旬开始，圣保罗市中心的400多名流浪者被要求在月底前搬出破旧的棚户区，住进政府安排的汽车旅馆并接受相应治疗，棚户区将被铲平。然而，为期只有9个月，包括补偿和治疗，根本未考虑提供长期的住所、职业培训和康复方案，许多人因此认为这只是“为了在6月份世界杯举办前美化城市”，过后不久，棚户区里的贫民窟又会恢复原状。
对此种种，许多巴西民众看得十分清楚，认为“政府为了脸面和选票”。与西班牙一样，巴西的“形象工程”最终也是“与企业共同谋取了巨额利润，又将债务转嫁到了人民身上”。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西班牙：离谱的形象工程
西班牙的“形象工程”就非常令人吃惊。
就像我们惯常听闻的“鬼城”，在该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索里亚市位于杜罗河畔，山林茂密，风景优美。于是，当地政府和政客便打起了“主意”，2007年，卡斯蒂利亚—莱昂区议会通过议案，要在这里建一座“生态城”。
这是一个宏大的建设工程。2007年，“生态城”项目议案获得通过后，区政府即用公共资金购地560公顷，用以建设豪华住宅、酒店、多功能体育馆、河滨公园甚至马术学校等全套设施。
也许，在2007年时，这个已连续10年经济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3.65%，当时预计该年也将增长3.4%）的国家的政客，在“胜利”面前，充满着“豪情壮志”。然而，“想的没有变的快”，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房地产等行业泡沫严重。由于2006年西班牙兴建房屋逾70万间，超过英、法、德三国当年新建房屋总和，经济出现“硬着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到2013年的数年间，经济陷入两位数百分比的衰退之中，失业率平均超过26%。
就在2013年，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决工程违法，所有项目全部停建。于是，这项以“环境保护”为噱头的公共工程，在开工建设三年、耗资5200万欧元后被迫停工，成为只剩一片废墟的“鬼城”。
虽然当地政客的“主观愿望”可能是为了拉动经济，也被认为是一项“利民工程”，政府曾承诺将在建成后增加上千个就业岗位，为4000人提供全新家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到了2013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认为，“生态城”工程系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区土地。而且，为工程建设铲平的大量山头，给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索里亚自然保护与研究协会的卡洛斯·冈萨雷斯认为，除森林资源的大量流失，“生态城”建设还阻挡了杜罗河正常流向，使其下游部分支流逐渐枯竭。
如今，这个已成“鬼城”的“生态城”被民众认定为“形象工程”。自然，最终付出代价的也是民众，包括税率上涨、公共服务打折、工资降低，甚至还得上缴“可再生能源税”等。一个实例是，索里亚市政府将扩建市医院的3400万欧元经费中的1/3拨给了“生态城”，医院扩建的二期工程便因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止。普通投资者也深受其害，市民安娜·莫德雷格在“生态城”初建时在其附近开了一家旅馆，然而至今仍然生意惨淡。
顺便说一句，西班牙人均电梯数量居然“雄居”全球第一 。该国每千人拥有19.8部，远超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意大利和韩国，后者分别为14.7部和12部，美国则每千人仅有3.8部。
其实，这样的“形象工程”在西班牙数不胜数。该国《世界报》记者佩德罗·西蒙和同事阿尔贝托·迪罗利曾驱车8000公里在全国进行调查，沿途所见所闻令人瞠目：国家一直活在透支之中，小镇比亚比哈德赛罗居民不足百人，却投入公共资金1200万欧元建了一座人工滑雪场，至今已连续八年停滞营业；圣费尔南多市花费1000万欧元建了一座水族馆，但在这个所谓的“海洋公园”里，却连一条鱼也没有……
这些耗费了巨额公共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以破坏生态的代价强行建设的“形象工程”，或是建了一半因违法或抗议被叫停，或是建成后发现没有使用价值而废弃。最终，一个个钢筋水泥成就的“形象工程”成了公共经费“打水漂”的“墓碑”。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的许多“形象工程”都是明知违法或浪费，政府却仍然批准建设。这种“形象工程”靡费的公共资金确实让民众心痛，要知道，一直深陷经济衰退中的西班牙，虽然2014年经济可能将增长0.7%，但目前失业率仍高于25%，形势依然严峻。
那么，明知故犯为哪般呢？西蒙称，像“生态城”一样，当地政府和政客最初的承诺都是建成后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居民能够借此享受公共福利，“但是结果往往是，政府拿着人民的钱做了混账事，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与企业共同谋取了巨额利润，又将债务转嫁到了人民身上”。
西蒙的话，确是一针见血。确实，“形象工程”的数不胜数，关键就在于“政客凭此赢得了选票”。
巴西：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
为了选票而大搞“形象工程”的，还有借举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而“大干快上”体育场馆的巴西。结果是，民怨沸腾。
实事求是地说，举办世界性赛事，是需要建设场馆并完善基础设施的。问题在于必须根据国力并按照适用、节俭的原则，量力而行。一旦掺杂政党和政客的“私心杂念”，那么，性质立变。
巴西自获得世界杯承办权开始场馆建设后，民众的抗议就不曾间断，并直呼“我们不需要世界杯”。即便在6月份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时，工人的罢工仍未停息。原本，巴西是“足球王国”，然而，“经此一役”，民众却“厌恶”足球了。这就缘于国家筹建赛事的巨额开支影响了民生——世界杯的总投资，该国审计署称高达117亿美元，相当于南非世界杯的三倍，而且政府只注重场馆建设，而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场馆建设又沦为“形象工程”。
民众愤怒的还不仅如此。西蒙·库珀和斯特凡·兹曼斯基在新著《足球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巴西世界杯将很可能实现财富从巴西向足球俱乐部和私营公司等多个利益团体的转移。纳税人会发现他们辛苦所得的收入被用于国内外的特殊利益团体，而非用于民众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巴西为举办世界杯而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未来”。
想当初，政府之所以敢如此大手大脚，一个原因可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多年保持着7%～8%的高增长，这让政府感觉形势喜人，工程可以“形象形象”。然而，乐极生悲，翌年就猛地回落到2.7%，2012年更创出0.9%的新低，2013年经常账目下赤字高达814亿美元。这也让许多巴西民众感到，国家还没有能力奢侈到牺牲社会福利和基本民生，去办如此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
其实，政府之所以如此好大喜功，当初经济的“蒸蒸日上”只是表层原因，更主要的是，2014年是该国大选之年。政府认为，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的奥运会这两项赛事，将拉抬政府形象，能够获得大量选票，使政府得以连任。后来，甚至出现抗议浪潮后，政府还是认为“抗议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都市贫民并未普遍卷入，这些都市贫民既是罗塞夫，也是足球的‘基本票仓’”，因此，他们（政府）能稳住阵脚，也因此，政府“不惜在世界杯筹办方面一掷万金，在资金投入捉襟见肘后便着手压缩教育、市政服务等与民生关系更加重大的公共服务”，即“一方面铺张浪费建场馆，另一方面却对各项基础设施工程不断挥舞‘剪刀’”。
同时，巴西为世界杯赛的拆迁，也被批为“形象工程”。2014年1月下旬开始，圣保罗市中心的400多名流浪者被要求在月底前搬出破旧的棚户区，住进政府安排的汽车旅馆并接受相应治疗，棚户区将被铲平。然而，为期只有9个月，包括补偿和治疗，根本未考虑提供长期的住所、职业培训和康复方案，许多人因此认为这只是“为了在6月份世界杯举办前美化城市”，过后不久，棚户区里的贫民窟又会恢复原状。
对此种种，许多巴西民众看得十分清楚，认为“政府为了脸面和选票”。与西班牙一样，巴西的“形象工程”最终也是“与企业共同谋取了巨额利润，又将债务转嫁到了人民身上”。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