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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诺苏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悲惨遭遇，是多元话语体系间对话失败所致，后结构主义视阀下，如何解决对话困境，消解话语冲突，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话语冲突;诺苏社会
人类学经典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的作者——刘邵华博士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类学家，他只身前往长期以来负有“落后的奴隶社会和毒品艾滋重灾区”双重污名的凉山利姆乡，进行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与诺苏社群朝夕相处，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
从书中字里行间可看出，作者努力与诺苏人融为一体，又需要跳出来理性审视该群体痛苦的现代化历程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探索间的必然联系，揭示诺苏青年流动、毒品泛滥以及被艾滋吞没事实背后的悲惨社会真相，并企图借此重构部分人的观念，让诺苏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命能够重新被认知。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他从诺苏社会所经历的毒品与艾滋两种社会灾难入手，深刻剖析了背后的文化面向和体制秩序的弊端，最终的议题仍回到在世界政经巨变的背景下，被边缘化的非主流社群未来该何去何从。
改革转型必涉及话语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在社会话语体系多元化背景下，强有力的中心话语体系对边缘社群特殊文化场域进行的强制介入与试图重建，将对边缘社群的存在状态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许是很多早期改革实施者所忽视的，而这，却是诺苏社会悲剧的根源之一。这在国家和国际力量介入的利姆艾滋防治计划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艾滋”在利姆人群中污名化的过程。在中国乃至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体系下，“艾滋”表征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疾病代名词，而往往意味着生理和道德等方面异常化的高危属性，人们提到“艾滋”一词，联想的是私生活不检点、命不久矣和高危远离等消极方面。可见，在主流社会的认知里，“艾滋”已被下意识污名化了。而诺苏社会的道德世界里，诺苏人奉行亲属原则，对疾病和死亡有一套自己的分类和定论，在他们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艾滋”只是一种难以言喻、归类的寻常疾病，并无特殊所指，甚至无此话语表述。在不曾了解诺苏社会文化结构的情况下，艾滋防治人员贸然将被自己污名化的“艾滋”概念呈现在像“给艾滋病病人一份关爱”此类标语中，还打着“去艾滋污名化”的旗号，非但不能达到让诺苏人最终重视艾滋防治并平等看待艾滋病人的目的，反而令他们在对“艾滋”没有清晰概念认知的情况下，因为官方话语体系的突然介入一时无法理解适应而产生解读偏差。防治人员越是强调反歧视的重要性，诺苏人越是容易因对这些陌生话语表述的困惑反过来审视自己的认知，进而脱离原本的宣传目标，渐渐依据官方话语有关“艾滋”的表述在自己的脑海中对“艾滋”进行负面的概念重构，基于此，他们对艾滋的的恐惧和对艾滋患者的歧视只会与日俱增。而实际上，最终诺苏人也未能理解这些突然介入的话语的真正内涵与意图，更无须谈基于此的一整套防治计划的具体政策。
何其悲哀！一个曾经独有完整社会秩序的民族，因外界的闯入沦为所谓强大主流社会的附属品，接触鸦片、海洛因，人口外流，在茫然的追寻中失序，然后没落成“恶名昭彰”的双重污名重灾区。从中国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利姆乡诺苏人一直处于国家发展计划的边缘位置，却又难逃中央的强有力掌控，姗姗来迟赶上全球性现代化的浪潮，试图从现代化的福祉中分一杯羹，谋求他们认知结构中的个性与自由，进步与发展，却依然无法进入甚至理解中心话语体系，并最终因话语体系的不曾互容而成为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牺牲品。
自下而上力不足，自上而下心无余。对于利姆乡的时代阵痛，旁观者呼其哀哉，但在全球化性疾病治理的议题中，谁都无法做一个全身而退的旁观者。
纪德奎等人基于后结构主义对我国课程话语冲突提出了消解建议，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从关注宏观转向微观，由中心转向边缘，由强调整体到重视差异。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对艾滋的社会介入原则的阐释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维模式。[1] 国家所强调的中国特色不仅仅是置于全球化大环境下的独立国家概念的中国特色，在处理内部事务时，更应摒弃单一民族中心的治理观，体现中国多元族群的特色。以利姆彝族社群为例，民族解放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过程中强行将利姆诺苏人纳入社会主义的一般管制，打破了其原有的部落生活状态;改革开放后又将全国普遍实行的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适用于利姆乡，非但没有改变利姆乡落后的现状，反而成为了诺苏青年外流的一大原因;中英项目中艾滋全球性治理方案的简单移植导致利姆乡艾滋防治计划的失败背后蕴含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是一句空口号，艾滋防治计划也不是空头文件，任何政策的实施方案若像狗皮膏药一般贴到全国各个角落，那总有些地方会因未对症下药而产生不良症状。倘若一开始，改革者和治理者将重点放在研究诺苏人文化结构的特殊性上、或将边缘化地区的发展问题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上，那类似的悲剧是不是可以减少呢？
就利姆疾病治理过程中体现的话语体系差异问题而言，此计划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其真正内涵和意图才有可能顺利实施。考虑到利姆乡人对艾滋与主流认知的偏差，他们对其中任何环节的认知都可能处于混沌状态，他们基于自身话语体系对官方教化会有偏离原意的解读，导致出现热衷于开假“艾滋证明”这样的闹剧。
所以，如何实现多元话语下的顺利对话是由此引申的重要启示。作者在初入凉山时以“看见了鬼”为契机获得当地人的信任，顺利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得以看到诺苏人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为20个月的调查奠定基础，这是作者的智慧。基层国家治理人是连接官方话语体系与边缘社群话语体系的桥梁，实现二者的对话需要他们的努力，这不乏为今后国家治理问题总结的一大经验。
参考文献
[1]纪德奎，宋艳，朱聪.后结构主义视野下我国课程话语的冲突与消解[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01）：51-55.
作者简介
钟鸿倩（1999年6月-），女，汉族，江西赣州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17级本科生.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话语冲突;诺苏社会
人类学经典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的作者——刘邵华博士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类学家，他只身前往长期以来负有“落后的奴隶社会和毒品艾滋重灾区”双重污名的凉山利姆乡，进行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与诺苏社群朝夕相处，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
从书中字里行间可看出，作者努力与诺苏人融为一体，又需要跳出来理性审视该群体痛苦的现代化历程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探索间的必然联系，揭示诺苏青年流动、毒品泛滥以及被艾滋吞没事实背后的悲惨社会真相，并企图借此重构部分人的观念，让诺苏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命能够重新被认知。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他从诺苏社会所经历的毒品与艾滋两种社会灾难入手，深刻剖析了背后的文化面向和体制秩序的弊端，最终的议题仍回到在世界政经巨变的背景下，被边缘化的非主流社群未来该何去何从。
改革转型必涉及话语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在社会话语体系多元化背景下，强有力的中心话语体系对边缘社群特殊文化场域进行的强制介入与试图重建，将对边缘社群的存在状态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许是很多早期改革实施者所忽视的，而这，却是诺苏社会悲剧的根源之一。这在国家和国际力量介入的利姆艾滋防治计划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艾滋”在利姆人群中污名化的过程。在中国乃至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体系下，“艾滋”表征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疾病代名词，而往往意味着生理和道德等方面异常化的高危属性，人们提到“艾滋”一词，联想的是私生活不检点、命不久矣和高危远离等消极方面。可见，在主流社会的认知里，“艾滋”已被下意识污名化了。而诺苏社会的道德世界里，诺苏人奉行亲属原则，对疾病和死亡有一套自己的分类和定论，在他们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艾滋”只是一种难以言喻、归类的寻常疾病，并无特殊所指，甚至无此话语表述。在不曾了解诺苏社会文化结构的情况下，艾滋防治人员贸然将被自己污名化的“艾滋”概念呈现在像“给艾滋病病人一份关爱”此类标语中，还打着“去艾滋污名化”的旗号，非但不能达到让诺苏人最终重视艾滋防治并平等看待艾滋病人的目的，反而令他们在对“艾滋”没有清晰概念认知的情况下，因为官方话语体系的突然介入一时无法理解适应而产生解读偏差。防治人员越是强调反歧视的重要性，诺苏人越是容易因对这些陌生话语表述的困惑反过来审视自己的认知，进而脱离原本的宣传目标，渐渐依据官方话语有关“艾滋”的表述在自己的脑海中对“艾滋”进行负面的概念重构，基于此，他们对艾滋的的恐惧和对艾滋患者的歧视只会与日俱增。而实际上，最终诺苏人也未能理解这些突然介入的话语的真正内涵与意图，更无须谈基于此的一整套防治计划的具体政策。
何其悲哀！一个曾经独有完整社会秩序的民族，因外界的闯入沦为所谓强大主流社会的附属品，接触鸦片、海洛因，人口外流，在茫然的追寻中失序，然后没落成“恶名昭彰”的双重污名重灾区。从中国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利姆乡诺苏人一直处于国家发展计划的边缘位置，却又难逃中央的强有力掌控，姗姗来迟赶上全球性现代化的浪潮，试图从现代化的福祉中分一杯羹，谋求他们认知结构中的个性与自由，进步与发展，却依然无法进入甚至理解中心话语体系，并最终因话语体系的不曾互容而成为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牺牲品。
自下而上力不足，自上而下心无余。对于利姆乡的时代阵痛，旁观者呼其哀哉，但在全球化性疾病治理的议题中，谁都无法做一个全身而退的旁观者。
纪德奎等人基于后结构主义对我国课程话语冲突提出了消解建议，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从关注宏观转向微观，由中心转向边缘，由强调整体到重视差异。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对艾滋的社会介入原则的阐释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维模式。[1] 国家所强调的中国特色不仅仅是置于全球化大环境下的独立国家概念的中国特色，在处理内部事务时，更应摒弃单一民族中心的治理观，体现中国多元族群的特色。以利姆彝族社群为例，民族解放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过程中强行将利姆诺苏人纳入社会主义的一般管制，打破了其原有的部落生活状态;改革开放后又将全国普遍实行的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适用于利姆乡，非但没有改变利姆乡落后的现状，反而成为了诺苏青年外流的一大原因;中英项目中艾滋全球性治理方案的简单移植导致利姆乡艾滋防治计划的失败背后蕴含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是一句空口号，艾滋防治计划也不是空头文件，任何政策的实施方案若像狗皮膏药一般贴到全国各个角落，那总有些地方会因未对症下药而产生不良症状。倘若一开始，改革者和治理者将重点放在研究诺苏人文化结构的特殊性上、或将边缘化地区的发展问题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上，那类似的悲剧是不是可以减少呢？
就利姆疾病治理过程中体现的话语体系差异问题而言，此计划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其真正内涵和意图才有可能顺利实施。考虑到利姆乡人对艾滋与主流认知的偏差，他们对其中任何环节的认知都可能处于混沌状态，他们基于自身话语体系对官方教化会有偏离原意的解读，导致出现热衷于开假“艾滋证明”这样的闹剧。
所以，如何实现多元话语下的顺利对话是由此引申的重要启示。作者在初入凉山时以“看见了鬼”为契机获得当地人的信任，顺利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得以看到诺苏人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为20个月的调查奠定基础，这是作者的智慧。基层国家治理人是连接官方话语体系与边缘社群话语体系的桥梁，实现二者的对话需要他们的努力，这不乏为今后国家治理问题总结的一大经验。
参考文献
[1]纪德奎，宋艳，朱聪.后结构主义视野下我国课程话语的冲突与消解[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01）：51-55.
作者简介
钟鸿倩（1999年6月-），女，汉族，江西赣州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