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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年来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监护人缺位问题，2015年10月28日，四川启动“童伴计划”项目，从10个县的100个村分别选聘、培训一名“童伴妈妈”，每人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目的是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
项目实施以来，“童伴计划”已经形成了“一个人、一个家、一套工作体系”的模式，即一个“童伴之家”一个“童伴妈妈”一套留守儿童需求收集和服务反馈机制和政府、学校、群团、社会的资源整合机制。据悉，“童伴计划”预计在3年内投入1500万元，其中社会资金1000万元，因此有人总结该项目为“公益PPP”模式。
可见，“童伴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心”行动，还体现出更深远的意义，即群团组织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团四川省委书记刘会英给出了答案。
新提升：精准、专业、落地
中国共青团杂志：经过半年多的实施，“童伴计划”的推进情况如何？是否与预期目标相符？
刘会英：项目达到了预期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机制基本完善。先后制发了考核方案、工作方案、服务细则、管理制度，信息报送机制等工作制度，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做到了各级责任明确、规定动作明确、督导考核明确，推动“童伴计划”规范化运行，实现整体联动、相互呼应。同时，建立了招募、培训、使用、考核等一系列规范化操作流程，通过任务的菜单化，明晰职责，保证各地工作的标准化推进和落实。二是关爱保护初见成效。在集中力量完成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建设重点儿童数据库的前期基础上，近半年时间，通过线上举办“非常6+1”“快乐童伴3+2”等主题活动，线下主动介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精准服务。截至目前，3.5万余份建档立卡中，已分类识别孤儿、病残、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建档贫困户子女等特殊困难青少年群体3000余例，协助解决210多名未上户口儿童的户籍，落实9名事实孤儿民政救助，对接政策资源帮扶病残儿童53户，帮助辍学失学儿童返校12例，心理亚健康状态儿童心理干预120例。三是政策推广稳步进行。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年的时间，但在试点地区受到党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四川省民政厅与我们密切配合，积极推广“童伴计划”的关爱模式。没有纳入首批试点地区的市（州）党政也希望通过配套资金和资源，开展相关工作。很多非试点地区主动到试点地区学习“童伴计划”的实施模式及相关做法，为下一步的扩面推广打下扎实基础。
中国共青团杂志：“童伴计划”推出之前，四川共青团已经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并多次受到党政部门及社会好评，那么，“童伴计划”相对以往的关爱行动，有哪些提升？
刘会英：我理解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童伴计划”的特点：一是精准。我们为每一个孩子建立了个性化的基础档案和关爱档案，详细记录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健康、学习以及需求等各方面情况。根据整体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档案区分，有针对性地反映留守儿童的个体差异，提升关爱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专业。项目具体实施是共青团、民政、扶贫基金会和公益研究院，同时支撑项目科学运行的还有大量的高校、社工机构、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等专业力量。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开大学等都在幕后为“童伴计划”把脉，提供技术支持。三是落地。整个工作设计紧紧围绕“落地”这个关键，着眼“村”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力争通过“本土化”力量培育和相关制度建设，打通关爱保护的“最后一公里”，让关爱资源和信息反馈直达每一名孩子身边。
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经验
中国共青团杂志：你曾经说，“童伴计划”借鉴了4.20芦山强烈地震后创新探索的群团组织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经验。对此，能否进一步给予说明？
刘会英：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三点。首先，体现在跨界合作上。群团组织熟悉党政运作方式，在组织架构上有类似党政成型的工作网络和组织体系，基层组织遍布各个领域，可以借助多年来自上而下的工作网络和成型的平台阵地；同时，群众性的特点又帮助群团组织适应社会组织的运作和话语体系，能够发挥枢纽作用，推动党政、群团和社会的跨界合作。通过“童伴计划”实现了基层党政领导，民政、卫生、教育、公安等行政部门与共青团、社会组织坐在一起协商工作、解决问题。其次，体现在柔性治理上。“童伴计划”的推进更多是以社会组织的名义，通过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综合协调等服务性手段，与群众沟通协商，推动工作，一方面方式灵活，另一方面实际上成为了党政直接面向群众的缓冲空间或弹性空间，发挥了“减压阀”和“预警器”作用。同时，还充分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避免群众产生“靠政府”的消极思想。在实践中可以看到，“童伴妈妈”在工作中广泛动员了当地务农群众、返乡大学生、中学生等本村本土的力量，共同服务孩子。最后，体现在资源链接上。主要体现在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过去大多以“条”为主进行资源分配，从而一定程度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或者错配等情况。目前，通过“童伴妈妈”这个村级平台，基本实现了行政、群团和社会资源在最基层的整合和再分配，确保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而高效、公平的资源配置又进一步吸引更多资源的参与，形成良性循环。
推动“盆景”变“苗圃”
中国共青团杂志：目前社会各界对“童伴计划”的实施效果大都给与肯定，你认为取得较好成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刘会英：一是一体化工作体系。试点县普遍成立“童伴计划”项目领导小组，由县（区）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出任组长，团委、民政、公安、教育、卫计、司法、残联、妇联、项目乡镇及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成员单位横向联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构建起市州督导、县区为主、镇村实施、部门联动的协同机制。县级团委进一步增派了工作力量，乡镇党委政府列入重点工作，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形成了上下一体工作格局。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实现了整体联动、相互呼应。二是标准化整体推进。依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公益研究院的专业力量，先后制定了“童伴妈妈”考核方案、项目县工作考核方案，“童伴妈妈”服务细则、“童伴之家”安全管理制度，“童伴计划”信息报送机制等工作制度。同时，制定了《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儿童福利服务需求评估表》《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表》等各类量表20余份。通过任务的菜单化，明晰职责，保证各地工作的标准化推进和落实。三是本土化关爱力量。坚持关爱保护力量本土化。“童伴妈妈”均居住生活在本村，原则上有高中以上学历，保证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通过专业培训，能有效提高工作能力。这样充分发挥长期在村、熟悉情况的“本土”优势，做到因户施策、精准关爱、跟踪服务，初步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递送问题，也保证了关爱力量的稳定。四是社会化运作模式。一方面，坚持发挥群团优势，协同社会力量，整合党政资源，形成工作合力。“童伴计划”预计3年投入1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面向社会募集，500万元由省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改革创新工作评价机制，引入社会化考核方式，通过制发问卷、抽样调查等方式，充分听取试点地区基层党政、群众意见建议，同时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形成汇集党政、群众和第三方意见的综合考评。五是长效化工作设计。“童伴计划”在试点之初就着眼于通过基线调研、项目评估、专业研讨、社会传播，建立可操作、易复制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模式，推动“盆景”变“苗圃”，即通过3年试点和探索，促成政策倡导，推动这项工作成为党委、政府的制度化安排。
中国共青团杂志：你觉得该如何看待“童伴计划”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所起的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这一难题，全社会该怎样发力？
刘会英：“童伴计划”项目启动不久，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群团组织要在协同社会力量、共同关爱保护、形成有效合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期，国务院再次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在村一级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这些提法和工作要求都正契合了“童伴计划”项目设计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认为“童伴计划”是符合政策发展方向，符合青少年和社会需求，具有良好的拓展空间和前景。
根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都十分关心，对关爱工作十分重视。四川早在2006年就率先启动了关爱工作，这为我们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特别指出既要落实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又要坚持政府主导，更要发挥群团组织关爱服务优势，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为我们下一步工作开展明确了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下一步，四川各级团组织将以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为主线，以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需求为根本，更好发挥共青团的“桥梁”和“枢纽”作用，努力推动党政、群团和社会形成更有效合力，更加有力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希望全社会一方面能够继续关注和参与关爱保护工作，给予我们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坚持“让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形成聚合优势、专业优势，从而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
项目实施以来，“童伴计划”已经形成了“一个人、一个家、一套工作体系”的模式，即一个“童伴之家”一个“童伴妈妈”一套留守儿童需求收集和服务反馈机制和政府、学校、群团、社会的资源整合机制。据悉，“童伴计划”预计在3年内投入1500万元，其中社会资金1000万元，因此有人总结该项目为“公益PPP”模式。
可见，“童伴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心”行动，还体现出更深远的意义，即群团组织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团四川省委书记刘会英给出了答案。
新提升：精准、专业、落地
中国共青团杂志：经过半年多的实施，“童伴计划”的推进情况如何？是否与预期目标相符？
刘会英：项目达到了预期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机制基本完善。先后制发了考核方案、工作方案、服务细则、管理制度，信息报送机制等工作制度，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做到了各级责任明确、规定动作明确、督导考核明确，推动“童伴计划”规范化运行，实现整体联动、相互呼应。同时，建立了招募、培训、使用、考核等一系列规范化操作流程，通过任务的菜单化，明晰职责，保证各地工作的标准化推进和落实。二是关爱保护初见成效。在集中力量完成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建设重点儿童数据库的前期基础上，近半年时间，通过线上举办“非常6+1”“快乐童伴3+2”等主题活动，线下主动介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精准服务。截至目前，3.5万余份建档立卡中，已分类识别孤儿、病残、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建档贫困户子女等特殊困难青少年群体3000余例，协助解决210多名未上户口儿童的户籍，落实9名事实孤儿民政救助，对接政策资源帮扶病残儿童53户，帮助辍学失学儿童返校12例，心理亚健康状态儿童心理干预120例。三是政策推广稳步进行。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年的时间，但在试点地区受到党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四川省民政厅与我们密切配合，积极推广“童伴计划”的关爱模式。没有纳入首批试点地区的市（州）党政也希望通过配套资金和资源，开展相关工作。很多非试点地区主动到试点地区学习“童伴计划”的实施模式及相关做法，为下一步的扩面推广打下扎实基础。
中国共青团杂志：“童伴计划”推出之前，四川共青团已经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并多次受到党政部门及社会好评，那么，“童伴计划”相对以往的关爱行动，有哪些提升？
刘会英：我理解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童伴计划”的特点：一是精准。我们为每一个孩子建立了个性化的基础档案和关爱档案，详细记录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健康、学习以及需求等各方面情况。根据整体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档案区分，有针对性地反映留守儿童的个体差异，提升关爱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专业。项目具体实施是共青团、民政、扶贫基金会和公益研究院，同时支撑项目科学运行的还有大量的高校、社工机构、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等专业力量。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开大学等都在幕后为“童伴计划”把脉，提供技术支持。三是落地。整个工作设计紧紧围绕“落地”这个关键，着眼“村”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力争通过“本土化”力量培育和相关制度建设，打通关爱保护的“最后一公里”，让关爱资源和信息反馈直达每一名孩子身边。
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经验
中国共青团杂志：你曾经说，“童伴计划”借鉴了4.20芦山强烈地震后创新探索的群团组织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经验。对此，能否进一步给予说明？
刘会英：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三点。首先，体现在跨界合作上。群团组织熟悉党政运作方式，在组织架构上有类似党政成型的工作网络和组织体系，基层组织遍布各个领域，可以借助多年来自上而下的工作网络和成型的平台阵地；同时，群众性的特点又帮助群团组织适应社会组织的运作和话语体系，能够发挥枢纽作用，推动党政、群团和社会的跨界合作。通过“童伴计划”实现了基层党政领导，民政、卫生、教育、公安等行政部门与共青团、社会组织坐在一起协商工作、解决问题。其次，体现在柔性治理上。“童伴计划”的推进更多是以社会组织的名义，通过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综合协调等服务性手段，与群众沟通协商，推动工作，一方面方式灵活，另一方面实际上成为了党政直接面向群众的缓冲空间或弹性空间，发挥了“减压阀”和“预警器”作用。同时，还充分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避免群众产生“靠政府”的消极思想。在实践中可以看到，“童伴妈妈”在工作中广泛动员了当地务农群众、返乡大学生、中学生等本村本土的力量，共同服务孩子。最后，体现在资源链接上。主要体现在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过去大多以“条”为主进行资源分配，从而一定程度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或者错配等情况。目前，通过“童伴妈妈”这个村级平台，基本实现了行政、群团和社会资源在最基层的整合和再分配，确保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而高效、公平的资源配置又进一步吸引更多资源的参与，形成良性循环。
推动“盆景”变“苗圃”
中国共青团杂志：目前社会各界对“童伴计划”的实施效果大都给与肯定，你认为取得较好成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刘会英：一是一体化工作体系。试点县普遍成立“童伴计划”项目领导小组，由县（区）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出任组长，团委、民政、公安、教育、卫计、司法、残联、妇联、项目乡镇及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成员单位横向联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构建起市州督导、县区为主、镇村实施、部门联动的协同机制。县级团委进一步增派了工作力量，乡镇党委政府列入重点工作，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形成了上下一体工作格局。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实现了整体联动、相互呼应。二是标准化整体推进。依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公益研究院的专业力量，先后制定了“童伴妈妈”考核方案、项目县工作考核方案，“童伴妈妈”服务细则、“童伴之家”安全管理制度，“童伴计划”信息报送机制等工作制度。同时，制定了《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儿童福利服务需求评估表》《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表》等各类量表20余份。通过任务的菜单化，明晰职责，保证各地工作的标准化推进和落实。三是本土化关爱力量。坚持关爱保护力量本土化。“童伴妈妈”均居住生活在本村，原则上有高中以上学历，保证具有较好的学习能力，通过专业培训，能有效提高工作能力。这样充分发挥长期在村、熟悉情况的“本土”优势，做到因户施策、精准关爱、跟踪服务，初步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递送问题，也保证了关爱力量的稳定。四是社会化运作模式。一方面，坚持发挥群团优势，协同社会力量，整合党政资源，形成工作合力。“童伴计划”预计3年投入1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面向社会募集，500万元由省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改革创新工作评价机制，引入社会化考核方式，通过制发问卷、抽样调查等方式，充分听取试点地区基层党政、群众意见建议，同时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形成汇集党政、群众和第三方意见的综合考评。五是长效化工作设计。“童伴计划”在试点之初就着眼于通过基线调研、项目评估、专业研讨、社会传播，建立可操作、易复制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模式，推动“盆景”变“苗圃”，即通过3年试点和探索，促成政策倡导，推动这项工作成为党委、政府的制度化安排。
中国共青团杂志：你觉得该如何看待“童伴计划”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所起的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这一难题，全社会该怎样发力？
刘会英：“童伴计划”项目启动不久，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群团组织要在协同社会力量、共同关爱保护、形成有效合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期，国务院再次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在村一级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这些提法和工作要求都正契合了“童伴计划”项目设计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认为“童伴计划”是符合政策发展方向，符合青少年和社会需求，具有良好的拓展空间和前景。
根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都十分关心，对关爱工作十分重视。四川早在2006年就率先启动了关爱工作，这为我们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特别指出既要落实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又要坚持政府主导，更要发挥群团组织关爱服务优势，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为我们下一步工作开展明确了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下一步，四川各级团组织将以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为主线，以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需求为根本，更好发挥共青团的“桥梁”和“枢纽”作用，努力推动党政、群团和社会形成更有效合力，更加有力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希望全社会一方面能够继续关注和参与关爱保护工作，给予我们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坚持“让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形成聚合优势、专业优势，从而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