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傻，判断不准到底是鱼头好吃，还是鱼身子好吃。
　　家乡只有深井，没有大河，鱼和虾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提到吃鱼，跟过节似的让人欢喜。
　　记得有远方的亲戚走过来，手里提着几条银光闪闪的鱼。他接过来，喜上眉梢；她接过去，连带着让整个厨房都充满了喜气，然后是令人垂涎的香气。
　　烧好的鱼，端端正正地放在餐桌的正中央，花椒点缀，香菜覆盖，我举着筷子兴奋地叹息了一声：吃哪里好呢？
　　他让我吃鱼身子，她也说是，我毫不客气，忙不迭地去吃那里的鱼肉，肉多而鲜美异常，嫩得入口即化般的。可是他们的筷子迟迟不曾伸到这里，她的伸向鱼头，他的伸向鱼刺，——她原来是把鱼头夹给他，他又把鱼头压到她碗里，只顾咀嚼嘴里的鱼刺。
　　我问她：你怎么净吃鱼头？
　　她说鱼头好吃，她最爱吃鱼头。
　　我又问他：难道鱼刺也好吃？
　　他说当然，越嚼越香，不过你正在换牙，可不能吃。
　　到底是鱼身子好吃，还是鱼头和鱼刺好吃？我管不了这么多，鱼肉吃在嘴里，反正我觉得香美；吃光了鱼身子，她还会让我多喝些鱼汤，她给他盛了两勺，自己留一勺，其它的都是我的；我想不了太多，端起来，一饮而尽，就像醉酒的人，喝光最后一碗酒。
　　不仅仅吃鱼是这样，吃其它的东西，也是这样。他们常常吃食物的皮，而把皮里面的瓤留给我，如果只能吃皮，他们则把核留给自己。粗粮、细粮，我通吃，而他们只吃粗粮。隔夜的饭菜，他们吃，新鲜出炉的，我吃。她说，每头猪身上都有三两牛肉，每头牛身上又有三两猪肉。后来，我才懂，她说的那三两肉是精华中的精华，最香最美最养人。只要能够遇到这种传奇般的“三两肉”，不论多少钱，他都会买回来，让她炒了，却谁也不肯多吃，只让给我，理由是“小孩子正在长身子骨”，“你的嘴巴子还没长熟，越好吃的东西越训练味觉，长大了就不会变成粗人，也不容易上当”——我不知道吃和上当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这“三两肉”真的好吃，好吃得就像一个解不开的谜。
　　在吃上，他们养成了这种习惯，在穿上也难免这样。衣服是这样在身上循环：我是老大，衣服穿旧了，改小后，让老二穿，老二穿破后，她在上面补了补丁，接着让老三穿，老三穿得不耐烦了，她将两三件小旧衣、小破衣拼接改装成一件大旧衣、大破衣，再穿到自己身上，去劳动，去赶集，去会亲戚朋友，一点儿也不像我们那样难为情。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件衣服穿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的，也是寻常事，从来不讲究什么款式，衣服褪色了，领子发皱了，纽扣松线了，他也不在乎，也不想劳驾她，省下时间多栽一棵树、多割一行麦子、多说一会儿话，让她多睡一会儿、多给我们找些好吃的、多补一个补丁。自从我们三个从村子里走出去，到镇上念书后，她就再也不给我们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尽量在过年时给我们买新衣服，即便是旧衣，也洗得勤，使我们换得也勤，干净整洁，是她最低的要求，有时候她还会在搪瓷缸里添上开水，将衣服熨得有棱有角的，穿着这样的衣裤，我们觉得自己简直是当兵的人。“人穿得漂亮些，就不会在人群里低头，灰头灰脸的，低头哈腰的，谁会喜欢？”这种理论不知道是不是她跟他学的？可是奇怪的是，我们不穿补丁了，那些补丁也不会无故消失，似乎统统跑到她的身上；他是一家之主，自然要稍微比她穿得漂亮些。后来生活好了一些，补丁彻底退出生活圈，而他们的衣服永远比我们的旧，比我们的过时，比我们的廉价。
　　说罢了吃和穿，那就来说一说住。别看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待遇可真不相同。传下来的雕花木床，这头睡一个个头最大的，那头躺两个瘦猴型的，地方就满了。在孩子甜美的鼾声和咕咕噜噜的梦话中，他和她睡到了那张又笨又重又丑又硌人的榆木床上，是他拿着斧头、锯子和铁钉自己做的，他又不是木匠，自然会创作出这种羞于见人的“大作”。屋子里漏雨了，他和她将我们的雕花木床搬到最干燥、最安全的地方，而他们只能睡在最潮湿、又不够安全的地方；有一天夜里，我起床尿尿，路过他们的屋子，发现他们竟在床底下用瓢舀水，床头的洗脸盆早已接满了不请自来的雨滴，油灯光将他们照成了两尾疲惫不堪的鱼，可是他们又不能钻到水里去睡觉。我回到床上，很快又睡着了，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恼人的雨可是叮叮咚咚下了整整一夜。他的床还会移动，当红薯在地里堆成小山时，他就在红薯堆旁打个地铺睡下；西瓜滚满垦出的荒地，他就抱了麦秸或者稻草，睡在月光下和虫鸣声中，下雨了，他搭了一个瓜棚，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家；打短工时，他有可能睡在砖窑前，也有可能睡在工地上，还有可能睡在扁担上——他不是在练功夫，而是必须睡在扁担上，他甚至一夜无眠，只有他的衣服、鞋子和口袋里的干粮，以及没有知觉的头发、胡子才会睡着……耕牛要生了，他就睡牛棚；家里住客人了，他就在麦场里铺开塑料单，睡在世界上最薄最薄的床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直接睡在大地上，直接睡在街头，什么也不多盖，只盖月光和露水，还有灰尘，她无意间说他睡过，他马上说：哪有的事！后来，我们一一成家了，都睡在城市里的某一间装有空调的屋子里，而他们，依然睡在乡下没有蚊帐的老旧雕花木床上，他做的那张榆木疙瘩床，已经劈成木柴烧掉了；她摇着蒲扇，摇啊摇啊，总是很难入睡，她想我们，想我们的孩子，可是我即便在失眠时，也很少想到他们那里热不热，蚊子多不多？
　　说完了以上这些，我不知道还需要说什么，说他和她为了我们，怎样去苦苦求人遭受委屈？说他和她突然变了脾气，敢“无理取闹”，双双闯进校长的办公室，只为了不让我被学校开除？说他和她究竟有多少次，为了我们的一点点尊严，而不顾别人会怎样看待他们，一意孤行，自找苦吃，即便如愿了，也被看做是拿老子的尊严保护娃子的尊严？
　　……
　　再回首，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的真的不需要多说了。
　　有一天，我看别人写自己小时候的往事：“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爸爸抱着我，在后院晒太阳，从院坝的这边走到那边，当他正准备返回时，他想：如果这样返回，那我的女儿不就晒不到太阳了吗？爸爸希望所有的阳光都聚集在我身上，于是，他倒着走回去，这样，我就永远正对着太阳。”
　　看到这儿，我突然涌出了热泪：他和她，不也是这样为了让孩子们永远正对着太阳，而自己却始终背对着阳光、倒着走回去的人吗？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