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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许多重要的经济数据在该年达到了峰值，或者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2016年1-2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至3%，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发电量回升，这些数据给大家带来了乐观预期，加上前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使得不少人憧憬起中国经济或将步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但对于这些代表好转的数据，需要做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还是要把握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本人在研究中发现，2010年是关键性经济数据达到峰值的一年，目前的诸多问题的出现，都是2010年这个大拐点之后的趋势所致。
1-2月份经济上行基础并不牢靠
2016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8008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比2015年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看似不错，但回顾一下，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就达到55万亿，也就是说，1-2月份总是恰逢春节，是历年来的投资淡季。2016年前两个月的投资额只占2015年全年的6.9%，因此没有多少参考意义。而且，投资增速上行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投资资金的一部分来源估计也是靠购房的预付款。你不妨细细品味一下投资的资金来源：国家预算资金增长10.9%；国内贷款增长1.8%；自筹资金下降3.1%；利用外资下降34.2%；其他资金增长15.5%。
再看一下利润增长数据，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8%，新增利润355亿。但1-2月份，受益于前期较低油价及成品油定价机制的调整，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行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新增利润就达到395亿。所以，成品油价格的不下调大概可以解释工业利润转降为升的70%左右的原因。
至于原油价格在2016年1月份见底回升，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纷纷回升的现象，我认为主要因素是超跌反弹，并非周期崛起。此外，黄金等贵金属价格的上涨，也与全球经济宽松、中国M2高增长和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关。其实，大宗价格的波动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周期崛起，而是货币现象。因此切不可太短视了。
即便接下来的数据依然走强，我仍然不认为这是新一轮周期的开端，因为它只是符合短期的反弹逻辑，与长期的下行逻辑相悖。我的一向观点是，与其寻找拐点，不如追随趋势。
2010年是多重经济数据大拐点
股市上有句话说，三条阳线改变信仰。就是说，只要股市连涨三天，投资者就会产生牛市的憧憬。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波动，从事后看，都不构成趋势性的拐点。也就是说，波动有无数次，拐点只有一两次。如果能坚持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对做投资或许是有利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2010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许多重要的经济数据在该年达到了峰值，或者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对此，不妨在这里归纳一下，以方便诸位坚定信念之用。也欢迎大家对2010年的拐点性数据作进一步的补充。
2010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拐点
按国家统计的数据，2010年的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接近10亿，占总人口的74.5%，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抚养比例只有25%，即平均三个人抚养一个人（参见图3）。这么低的抚养比例，使得201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抚养比例最低的一年。此后，抚养比例会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大约在2020年之后，抚养比例会有快速上升趋势。
由于中国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故中国在过去4年中，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300多万，估计今后5年还将减少12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上就业意愿率的下降，导致企业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这已经成为中国部分产业外迁的主要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掣肘。
2010年是新增农民工数量的拐点
2010年之前，每年的新增农民工数量都在缓慢增加，到2010年达到峰值，总数增加1200多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800万。之后便一路减少，至2015年，新增农民工数量只增加300多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63万。（图1）
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减少，首先表明农业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其次是表明中国城镇化率的放缓，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下降。
2010年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拐点
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33%，超过2007年30%的增速。但仅仅过了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就降至1%，这就足以确认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确实是历史性的拐点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是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的，因为需求是有限的。（图2）
因为购房的主力人群也是劳动年龄人口或外来流动人口，如果这两个侧面的人口数量都开始减少，那么，要期望房地产投资能继续回升，就太不现实了。
2010：比乘用车销量增速的拐点晚一年
之所以要提及汽车销量，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能维持高增长，主要是靠房子和车子。2009年乘用车销量居然比上一年增加了55%左右（图3），但到了2015年，乘用车销量就只增长了7%。乘用车销量从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增长了10倍，目前的销量已是全球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销量下行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这又带来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
2010年也是GDP增速的拐点
2010年GDP增速达到10.6%，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尽管2010年的GDP增速没有超越2007年，但却标志着经济超高增长时代成为过去。如今，GDP增速已经降至6.9%，但下行的趋势似乎还是没有改变。2010年同时也是2007年之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峰值，达到10.7%，而2015年降至6.7%。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来看，2010年的增速达到历史新高49%，2015年已经降至-2.3%。其中国企利润降幅超过20%。
国企利润大幅下降的背后，其实也不完全是体制性因素。粗钢产量的负增长，表明重化工业化时代的结束，而国企在重化工业中的比例较大。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一旦经济高增长时代结束，则经济肯定会下一个台阶，且这个台阶的经济增速是减半增长。如德国的平均增速从7.9%降至3.1%，日本从9.4%降至3.7%，韩国从8%降至4.6%。因此，中国经济从10%的高速增长，其下一个平台如果是中速，应该是5%。
资产配置荒的逻辑成立
如果把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库茨涅兹中长周期（也就是建筑周期或房地产周期）的起点，那么，2010年应该是这轮周期的上行顶点，2011年之后，经济便开始了该轮周期的下行阶段，迄今也不过持续5年。一般而言，库茨涅兹周期持续在18-25年。
由于中国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比西方政府要大，这也是经济增速并没有大幅下行的原因，因为这是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所致。但稳增长的政策也容易使人们幻想经济周期性回升。从2011年至今，国内产生经济回升一致性预期的发生次数应该不少于三次。如2012年年初、2014年三季度和2016年年初。
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人口（劳动力）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要素，技术进步过去靠仿制来推动，如今，仿制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以及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在中国制造业水平尚处于中低端的背景下，要倾斜到靠另一个生产要素——资金（包括土地等资本）来推动，也有点勉为其难。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至83%，而且，上升趋势仍未有终止迹象。这意味着，创新驱动对中国而言还很遥远，投资驱动的格局在今后5年内难以改变。
而且，过度追求经济增速，过多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为何今后要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改革目标的原因。但凡供给侧的改革，理论上应该是紧货币；但由于目标多元化，实际上又无法紧货币。按此推理，则中国经济今后仍将面临两难甚至是“三难”、“四难”。
经济下行的应对之策是宽松货币和积极财政，但产能过剩又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行，于是资金脱实向虚，太多的资金追逐太少的资产。于是，股价、房价和其他金融资产价格均出现高估，或称为泡沫。
刺破泡沫意味着经济将硬着陆，经济增速将大幅回落。这是不容许发生的。但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甚至是区域性金融危机，就得维护泡沫。那就仍将实行资本管制，同时维持M2的高增速，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和维护金融资产价格稳定，以及房价稳定。加强管制的逻辑是风险点越来越多，依靠市场定价会导致风险释放。
原本开放是推动改革的一个路径，市场化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手段；但由于需要稳增长，防止硬着陆，则这两个工具就不得不被弱化。于是，在管制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也确实可以维持宽松。
的确，我不认为2016年会发生危机，因为确实相信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既然如此，货币供给还会增加，财政赤字率还会进一步提高。优质资产是稀缺的；非优质的资产中，也有稀缺性的资产，包括壳资源。稀缺的资产可以获得高估值。故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始终存在。
（本文转载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
2016年1-2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至3%，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发电量回升，这些数据给大家带来了乐观预期，加上前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使得不少人憧憬起中国经济或将步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但对于这些代表好转的数据，需要做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还是要把握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本人在研究中发现，2010年是关键性经济数据达到峰值的一年，目前的诸多问题的出现，都是2010年这个大拐点之后的趋势所致。
1-2月份经济上行基础并不牢靠
2016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8008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比2015年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看似不错，但回顾一下，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就达到55万亿，也就是说，1-2月份总是恰逢春节，是历年来的投资淡季。2016年前两个月的投资额只占2015年全年的6.9%，因此没有多少参考意义。而且，投资增速上行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投资资金的一部分来源估计也是靠购房的预付款。你不妨细细品味一下投资的资金来源：国家预算资金增长10.9%；国内贷款增长1.8%；自筹资金下降3.1%；利用外资下降34.2%；其他资金增长15.5%。
再看一下利润增长数据，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8%，新增利润355亿。但1-2月份，受益于前期较低油价及成品油定价机制的调整，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行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新增利润就达到395亿。所以，成品油价格的不下调大概可以解释工业利润转降为升的70%左右的原因。
至于原油价格在2016年1月份见底回升，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纷纷回升的现象，我认为主要因素是超跌反弹，并非周期崛起。此外，黄金等贵金属价格的上涨，也与全球经济宽松、中国M2高增长和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关。其实，大宗价格的波动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周期崛起，而是货币现象。因此切不可太短视了。
即便接下来的数据依然走强，我仍然不认为这是新一轮周期的开端，因为它只是符合短期的反弹逻辑，与长期的下行逻辑相悖。我的一向观点是，与其寻找拐点，不如追随趋势。
2010年是多重经济数据大拐点
股市上有句话说，三条阳线改变信仰。就是说，只要股市连涨三天，投资者就会产生牛市的憧憬。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波动，从事后看，都不构成趋势性的拐点。也就是说，波动有无数次，拐点只有一两次。如果能坚持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对做投资或许是有利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2010年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许多重要的经济数据在该年达到了峰值，或者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对此，不妨在这里归纳一下，以方便诸位坚定信念之用。也欢迎大家对2010年的拐点性数据作进一步的补充。
2010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拐点
按国家统计的数据，2010年的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接近10亿，占总人口的74.5%，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抚养比例只有25%，即平均三个人抚养一个人（参见图3）。这么低的抚养比例，使得201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抚养比例最低的一年。此后，抚养比例会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大约在2020年之后，抚养比例会有快速上升趋势。
由于中国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故中国在过去4年中，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300多万，估计今后5年还将减少12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上就业意愿率的下降，导致企业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这已经成为中国部分产业外迁的主要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掣肘。
2010年是新增农民工数量的拐点
2010年之前，每年的新增农民工数量都在缓慢增加，到2010年达到峰值，总数增加1200多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800万。之后便一路减少，至2015年，新增农民工数量只增加300多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63万。（图1）
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减少，首先表明农业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其次是表明中国城镇化率的放缓，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下降。
2010年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拐点
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33%，超过2007年30%的增速。但仅仅过了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就降至1%，这就足以确认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确实是历史性的拐点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是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的，因为需求是有限的。（图2）
因为购房的主力人群也是劳动年龄人口或外来流动人口，如果这两个侧面的人口数量都开始减少，那么，要期望房地产投资能继续回升，就太不现实了。
2010：比乘用车销量增速的拐点晚一年
之所以要提及汽车销量，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能维持高增长，主要是靠房子和车子。2009年乘用车销量居然比上一年增加了55%左右（图3），但到了2015年，乘用车销量就只增长了7%。乘用车销量从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增长了10倍，目前的销量已是全球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销量下行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这又带来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
2010年也是GDP增速的拐点
2010年GDP增速达到10.6%，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尽管2010年的GDP增速没有超越2007年，但却标志着经济超高增长时代成为过去。如今，GDP增速已经降至6.9%，但下行的趋势似乎还是没有改变。2010年同时也是2007年之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峰值，达到10.7%，而2015年降至6.7%。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来看，2010年的增速达到历史新高49%，2015年已经降至-2.3%。其中国企利润降幅超过20%。
国企利润大幅下降的背后，其实也不完全是体制性因素。粗钢产量的负增长，表明重化工业化时代的结束，而国企在重化工业中的比例较大。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一旦经济高增长时代结束，则经济肯定会下一个台阶，且这个台阶的经济增速是减半增长。如德国的平均增速从7.9%降至3.1%，日本从9.4%降至3.7%，韩国从8%降至4.6%。因此，中国经济从10%的高速增长，其下一个平台如果是中速，应该是5%。
资产配置荒的逻辑成立
如果把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库茨涅兹中长周期（也就是建筑周期或房地产周期）的起点，那么，2010年应该是这轮周期的上行顶点，2011年之后，经济便开始了该轮周期的下行阶段，迄今也不过持续5年。一般而言，库茨涅兹周期持续在18-25年。
由于中国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比西方政府要大，这也是经济增速并没有大幅下行的原因，因为这是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所致。但稳增长的政策也容易使人们幻想经济周期性回升。从2011年至今，国内产生经济回升一致性预期的发生次数应该不少于三次。如2012年年初、2014年三季度和2016年年初。
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人口（劳动力）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要素，技术进步过去靠仿制来推动，如今，仿制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以及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在中国制造业水平尚处于中低端的背景下，要倾斜到靠另一个生产要素——资金（包括土地等资本）来推动，也有点勉为其难。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至83%，而且，上升趋势仍未有终止迹象。这意味着，创新驱动对中国而言还很遥远，投资驱动的格局在今后5年内难以改变。
而且，过度追求经济增速，过多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为何今后要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改革目标的原因。但凡供给侧的改革，理论上应该是紧货币；但由于目标多元化，实际上又无法紧货币。按此推理，则中国经济今后仍将面临两难甚至是“三难”、“四难”。
经济下行的应对之策是宽松货币和积极财政，但产能过剩又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行，于是资金脱实向虚，太多的资金追逐太少的资产。于是，股价、房价和其他金融资产价格均出现高估，或称为泡沫。
刺破泡沫意味着经济将硬着陆，经济增速将大幅回落。这是不容许发生的。但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甚至是区域性金融危机，就得维护泡沫。那就仍将实行资本管制，同时维持M2的高增速，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和维护金融资产价格稳定，以及房价稳定。加强管制的逻辑是风险点越来越多，依靠市场定价会导致风险释放。
原本开放是推动改革的一个路径，市场化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手段；但由于需要稳增长，防止硬着陆，则这两个工具就不得不被弱化。于是，在管制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也确实可以维持宽松。
的确，我不认为2016年会发生危机，因为确实相信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既然如此，货币供给还会增加，财政赤字率还会进一步提高。优质资产是稀缺的；非优质的资产中，也有稀缺性的资产，包括壳资源。稀缺的资产可以获得高估值。故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始终存在。
（本文转载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