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直拳》，《长江文艺》2019年第2期。《直拳》和老舍的《断魂枪》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文化立场上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直拳》中的比对有两个，一是赵振武表演式的花拳绣腿与野路子的打架阵势相互碰撞，二是赵振武师兄弟对传统武术的理解分歧，进而思考传统武术面对的现实问题。这类问题的揭示，符合马笑泉的“江湖”维度，江湖是一个空间内的价值碰撞与行为评判，江湖包含了社会圈子所包含的所有矛盾与规则。小说中的张华被街边流氓所打，其武术招式压根就没用上，试想一个会武功的人，竟然被一个野架势所打，想必这是马笑泉设置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实用主义所构成的讽刺性对比，江湖中的规则与随性混在一起，难分真假，更不用说谁对谁错了。张华被打，师傅赵振武默不作声，师弟秦猛辩证一番，最终还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思路，偷袭加直拳，终于为张华“报仇”。到底是传统的技艺作用大，还是切合实际的“直拳”作用大呢？显然，马笑泉写道：“要是打别人不赢，气度修养顶个屁用？我们是练武的，又不是耍嘴皮子的……”这样一来，我们随即被带入一种有关传统文化终极作用的思考当中，面对快速变幻的时代，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也随之产生了不可控的变化，即便如此，传统文化应当如何立足于现代，现代的人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延续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救赎传统技艺，合理适度地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冲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最后，秦猛替张华“复仇”，“拍拍莫小宝的肩膀，秦猛大步向前走去”，秦猛选择师叔，是对传统武术理念的认同，也是马笑泉对传统文化不断被异化的反思。
　　陈仓《原始部落》，《北京文学》2019年第3期。小说中的“白小静”和“老光棍”分别代表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前者是从乡村走向了上海，后者则是为进城人守家的农民。就像陈仓所说“其实，他们现实的身份就是乡土文明的掌灯人”，小说的题目“原始部落”也正是印证了乡村文明的一切秘密，这种秘密在于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人性与物质匮乏的救赎。何以理解所谓的“救赎”呢？小说中的白小静在城市的繁华生活中却并不快乐，她的精神越加空虚，不仅仅是因为她受到了精英阶层的藐视与侮辱，还有急迫逃离的心态使她无处可去，无处安放。必然，老光棍的守护则是对于逃离的守望，这是一份关于希望的救赎。“历史与现实”，“记忆与苦难”抑或是“家园与困境”都交织在一起，显然成为陈仓所要书写的源泉与归宿。源泉是什么？源泉是传统的乡村文明遭遇现代性物质追求与精神匮乏的激烈碰撞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逃离与隐匿;那么，归宿又是什么？归宿则是精神匮乏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与困境之后的救赎与希望。陈仓在“原始部落”中设置了洗头妹与老光棍的相遇，实际上，这种相遇是现实主义中的乡土文明与现代主义的精神救赎之间的相遇，这是陈仓带给读者的有关救赎与精神回归的思考。另外，小说中的语言充满了拟人化的生动性，“于是，我和枪说话了。我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你给锯一截下来吧？”生动的拟人化语言代表了人物命运与乡村文明的溃败，枪则是隐喻了困境与突围的可能。陈仓从乡村走出，他深切体会着乡村文明的演进历程，无时无刻不在游走于最深彻的精神拷问中。
　　尤凤伟《解救》，《芒种》2019年第3期。尤凤伟在诸多题材中有所突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见证了其对于社会各领域的独到见解，有的是土改主题，有的是城乡主题，也有的是关于救赎与精神回归的主题。《解救》就是一篇尤凤伟在官场中寻找救赎与精神回归的风格鲜明的小说。小说写到一个刚上任的市委书记面对的一面是昔日的恩人——现今已经身陷囹圄的老书记，另一面则是自己当初为官的初衷，到底该如何做出抉择，又该如何解救自己的命运，尤凤伟在此作出了精彩纷呈的思考和表达。市委书记耿达川面对老书记的“求助”，他始终牢记感恩，回报恩人，在内心完成对于自己仕途的“解救”，这种“解救”是对耿达川在仕途晋升中所经历的一切心酸与初衷的最好告慰，他想要的是一份安稳的做官之路，也想对来之不易的职位升迁有一个美好的期盼。显然，老书记的“求助”是对耿达川最大的告慰，他要报答恩人，不管老书记的负面情况与犯罪事实。其次，耿达川面对曹伟的咄咄逼人与“市委收到举报信”，他内心也开始了另外一个对于自己仕途的“解救”，这种“解救”是耿达川对于自己尽心帮助老书记脱险的证据，也是对于曹伟凌厉催命的强烈反驳。耿达川的确是想帮助老书记脱险，这是他对“感恩精神”的抒发，是超脱于机械化现实主义的心灵书写，也是现代性悲悯情怀的集中体现。从实质上来看，耿达川想报恩，但不想不择手段甚至违法地去报恩。尤其是小说中写道：“他首先还要厘清事情的根本：曹伟所讲的举报……”这或许是尤凤伟在心灵救赎与精神回归中展现出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
　　蔡东《伶仃》，《青年文学》2019年第3期。当我饶有兴致地去体会蔡东小说中所勾勒的价值层次，一个时代和生活的画面映入我的脑海。当下，我们仍处在一个好与坏相对的时代，这也是一种善与恶相应的生活，蔡东用柔和而又沉郁的目光注视着人间的痛苦，将破败、怜悯、凄寒糅合于代表着阳光与希望的颜料里，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中，加入自己独特的悟性，混合出一种新的色彩，这种色彩充满了悲悯的信念与救赎的力量。正如她在《伶仃》中写到中年以后离异的徐季和卫巧蓉夫妇，男的没有出轨，病故或者是离群索居等较易布景的设定，女方亦没有不贤不惠与拜金出轨等俗气行为，蔡东此次要写的是不偏不倚的平和故事，加上人间平凡的悲欢离合，既没有苦难的层层叠加，也没有过分追求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记。她要写的是一个女性的自我救赎与精神回归，卫巧蓉在海岛上看到徐季，看到老吴夫妇，想起乐高老人的眼神……又看到了温顺的景象与缓和的时光，她的心变得静谧，她似乎找到了“徐季要走”的答案，她经历了人世间的困苦与日常的伤痛，想到“随身携带着一座地狱”，等到“海上的晨雾尽数散去”，“回到家，她顺手拿起一瓶藥油……多保养多锻炼……”，到最后，蔡东在诗性的书写中给予卫巧蓉一个救赎式的转身，“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蔡东没有从现实主义的女性书写中刻画深重的苦难，也没有从道德与伦理的角度书写时代女性的内心贫瘠，她只是在平常的见闻与心得中，寻找一个抒发内心平静思绪的“度”，来丈量一个救赎悲苦、回归真我的空间。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
　　李  枞
　　在2019年2月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作家以“隐喻”的手法，展现了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或哲理、或荒谬、或诗意的思考。
　　程相崧《遥控飞机》，《山东文学》2019年第2期。小说讲述了一对结婚6年，却始终没有孩子的夫妇的故事。丈夫孟东野患有先天性无精症，妻子李艾多次人工受孕失败。不难想象，生活在闭塞、观念落后的小县城里，这对年轻夫妇在双方父母、亲戚和朋友面前，需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其中，妻子李艾经历了更大的情绪波折，她一方面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即去医院一次次地接受人工受精。同时，为了维系丈夫的尊严，还要掩饰丈夫不能生育的真相，对外假装自己才是不能生育者。除此之外，她还要面对母亲逼她和不能生育的丈夫离婚、耽搁工作等诸多问题。作者有意营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与丈夫持续跌落的情绪不同，妻子一次次地对怀孕充满希望，甚至早已为生孩子备下了婴儿用品，却又一次次的失望。而妻子这种大悲大喜的情绪波折，往往更能摧毁一个人的身心。夫妻二人越来越敏感，时时绷紧心弦，在仍旧没有怀孕的结果面前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故事结尾，并不是一个欢心鼓舞的好莱坞式完美结局，而作者也没有跟着主人公的压抑情绪，在无解的困境面前，让夫妻双方“顺理成章”地离婚。在夫妻两人又一次崩溃后，妻子拿出了买给未来孩子的“合金骨架的耐摔遥控飞机”，两个人来到广场上遥控飞机。起先，两个人都不会玩飞机，飞机摇摇晃晃，坠落在地上。“你抓住我的手。”李艾喊道。“你这样，你扳动这儿。”他走过去，抓住她的手。经过多次尝试，两个人同心协力，飞机终于绝尘而飞。飞机隐喻了起起落落的人生，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生活也变得“耐摔”。小说以“遥控飞机”诗意地隐喻了起伏跌宕的生活，正如孟东野和李艾所面临的困境一样，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程相崧并非生育专家，对于这对夫妻遇到的问题，他并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当两个人手抓着手，将遥控飞机送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困境也并非那么重要，就像驾驶那架飞机，孤独的心灵彼此依偎，相互依靠，心向光明，才是人类战胜孤寂与挫折的法宝。
　　残雪《秘史》，《上海文学》2019年第2期。残雪一直被视为先锋派作家，《秘史》更是继承了他小说中奇异、怪诞、神秘的风格。在《秘史》中，看似破碎、游离、夸张的故事情节，以及隐喻哲理化象征维度，使小说看上去晦涩艰深。小说主角“赫岛”经营着一家叫“岛”的咖啡厅，他像残雪以往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精神分裂”。据说，他养着一只谁也看不见的金孔雀，只有他的朋友能看到金孔雀。这只金孔雀像戏剧家斯科林特笔下的“青鸟”一样，具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意味。而那只神秘的金孔雀似乎既可以隐喻人类生活中所追寻的一切诗意与美好，又可以隐喻莫测的爱情，在追逐爱情的游戏中，每个人似乎都像得了癔症。一心觉得一把笤帚是金孔雀，卓山认为赫岛是金孔雀，后来，卓山甚至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金孔雀，空气里都是羽毛的气味。故事结局，“我”回到家里，看到咖啡厅里的热闹景象，赫岛让所有人变成了金孔雀，而“我的家现在已成了靠近一个巨大鸟巢的外围建筑。”小说以诡异的“金孔雀”隐喻了以赫岛为代表的神秘力量对周围人的控制，当所有人相信金孔雀的美好，便渴望找到金孔雀、自己也变成金孔雀。然而在小说中，这诡异的氛围与巫文化的浸润中，这玄妙的金孔雀却让人不寒而栗。小说看似离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却洞见人性内心的幽暗与深邃。“金孔雀”这一意象具有一种多义性、诗意的隐喻，这一仅在神话传说中出现的神鸟，使得小说将现实与梦境杂糅在一起，成为残雪小说中探索人类隐秘而伟大的精神世界写作版图中的一隅。
　　陈九《卡扎菲魔箱》，《小说月报·原创版》2019年第2期。旅美作家陈九的这篇小说以“我”——胖子的视角展开。小说全篇以“我”带有京津口味儿口语化的碎碎念的形式讲述了关于“我”和潘兴、珍妮佛在20世纪80年代长岛苏福克大学的故事。小说以一则寻人启事开篇，以寻找“潘兴”发端，介绍了潘兴与“卡扎菲魔箱”之间的故事。“我”因为潘兴的开锁技术与他成为好朋友，并介绍他和“我”的好朋友珍妮佛相识，“我们”度过了欢愉的时光。但珍妮佛接近潘兴的目的，是因为潘兴独有的开锁技术，她想让潘兴帮助美国人打开苏联人的卡扎菲魔箱——一个神秘、拥有重要价值的密码箱，为了打开这个箱子美国人多次尝试而不得其法。潘兴拒绝打开魔箱，于是珍妮佛、雷萨斯等人以驱逐潘兴为借口，要挟潘兴打开箱子。最后，潘兴为了救“我”，帮美国人打开了箱子。然而，神秘的宝箱里只有阿拉伯文写成的《列宁选集》上下册，开锁行为变得荒诞可笑。卡扎菲魔箱隐喻了生活的贪婪、欲望、权力等，人们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不惜机关算尽，一个箱子里，尽是世间众生相。而当箱子打开，人们发现那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潘兴消失了，他隐喻了生活中那些因为对我们失望而离开的朋友，从此，我们踽踽独行，孤身一人。
　　焦冲《河东河西》，《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小说以《河东河西》为题目，恰恰隐喻了一句理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小说以“我”周岁延为视角，对比了“我”与堂弟周岁鸿的两种人生。“一条蓝泉河将黄土坎村分为东西两部分，周岁延家住河东，周岁鸿家住河西，奶奶和爷爷的房子也在河西”。周岁延的生活自小顺风顺水，他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在市里上班，他看不起自己村里的堂弟周岁鸿，后者天生不学无术、打架斗殴，早早辍学。长大后的周岁延倾尽父亲家产出国留学，性格木讷，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只能当了一名导游。而他的堂弟周岁鸿则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了建筑公司的大老板。周岁鸿一直记得叔叔对自己的恩情，所以当周岁延的母亲得了癌症，是周岁鸿承担起了周岁延母亲的医药费。周岁延回国，是周岁鸿帮他找的工作。但即便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兄弟二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岁延还是瞧不起周岁鸿，他拒绝周岁鸿的帮助，也不领周岁鸿的情，他觉得自己和周岁鸿不一样，自己是一个有道义、有文化、不愿同流合污的人。然而，在哥哥拿到了弟弟的犯罪證据的时候，哥哥还是选择了帮弟弟掩盖真相。兄弟二人站在河边，将证据扔进了河里，“周岁延这才发现，河水是黑色的，深不见底的那种黑”。至此，无论是河东还是河西，兄弟始终处于同一条河的两岸，根脉相连，二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一起堕入道德的深渊。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在“理”与“情”之间，周岁延终于还是主动选择，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类人。 　　保罗·利科说：“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表达”。隐喻让日常的意象陌生化，让作品产生了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对现实困境进行思考，得出我们的经验与方法。而这些构成隐喻的意象，让语言变得含蓄而生动，让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含蓄之美。这种含蓄之美也是文学之美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意象，读者结合自己的世界观，对作品产生独特的、个性的审美体验。
　　心  事
　　董艺帆
　　小说叙事离不开对人物的描写，除去对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等描写，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能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人物，有时也会作为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推动情节发展。笔者在这里所讲的“心事”，也不单单指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有作者的“心事”，或许这些“心事”与小说的情节有关，或许无关，且听笔者娓娓道来。
　　荆歌《芳邻》，《作家》2019年第3期。作者荆歌的笔触有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柔，那种细雨绵绵，水墨画一般摊开来的朦胧，让读者恍然惆怅。小说讲述男孩儿义冬因父母情感不顺，而缺乏关怀的童年生活，对比同龄邻居思卉的温暖家庭，男孩压抑的心理活动是小说描写的中心环节。母亲出轨让义冬的父亲将压抑的愤怒与痛苦，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在小义冬的身上。在同龄人思卉的对比下，义冬愈发渴望家庭的关怀，渴望母爱的温暖。母亲殉情之后，小义冬始终自我欺骗，母亲不是背叛家庭自杀死去，她只是去了遥远的包头，终有一日会归来。小说用义冬与伙伴之间的种种小事写下了，少年在单亲家庭中，缺乏关怀的成长环境下，会因为五块钱苦恼，去盗窃;因为一顿饭而羡慕思卉，以义冬的成长为反面教材告知读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与正确教育。义冬小心翼翼地生活，他不像伙伴们那样拥有欢乐的童年，母亲对家庭的背叛，让小义冬独自承担母亲错误的后果，他在父亲总是无缘无故的打骂中生活，让读者心酸。义冬、义冬父亲与思卉，有着伤痛的人物都爱评弹，作者以这门古老、优美的传统说唱艺术为主人公情感的寄托，江南连绵细雨里，仿佛能听到主人公缓缓唱和，道出心中愁绪。作者荆歌曾讲过，“因为童年不幸的生活，以及父母之间的纷争，让我不敢相信我会拥有美满的婚姻生活”。小义冬的心理活动，他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对母亲的怀念，折射出作者荆歌的童年心事。主人公破碎的家庭，灰暗的命运，压抑的心理，这种与现实生活折叠交错的悲剧命运，更能引起读者对生活，对家庭，对情感的反思，这或许也就是现实书写的意义所在。
　　弋铧《难得有你》，《湘江文艺》2019年第2期。小说讲述了刘春平在异国奋斗多年，与妻子离异，与儿子关系疏远，与现任妻子隔阂，在异国不被认同，与祖国早已疏远的个人心理历程。小说中，作者以回忆的方式，插叙了刘春平与前任妻子的故事，从相爱到离异，从青春昂扬到中年失意。刘春平的爱情与他在异国的奋斗之路是一样的，从大学时的才华横溢到中年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失落，作者弋铧笔下的加拿大华侨刘春平，他的心理历程像极了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於梨华笔下的牟天磊，身处异国而不被认同的孤独感、陌生感，让主人公原本对生活的激情，对未来的期望饱受割裂与分离，他们在祖国与异乡之间，被差异拉扯，在文化的冲撞之间求同存异。尤其是主人公在与老同学的对比之下，那些在国内发展的同学早已功成名就，而他却依然默默无闻，刘春平心理上逐渐产生的落差感也是当下部分华侨的心声。作者弋铧站在旁观者立场，讲述异乡人的经历，他们对个人身份的恍惚，渴望认同却因为肤色，因为扎根在心底的中国文化，始终无法完全融入到异国他乡。小说从刘春平的故事片面切入，也是为了从他的心理世界着手，去探讨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趋于理解的白描”。
　　程多宝《啊，延安》，《安徽文学》2019年第2期。程多宝小说以延安抗战时期为大背景，讲述国民党特务月娥与八路军某团团长陈斧镰之间的爱情故事。相比一般谍战小说，《啊，延安》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没有敌我之间的惊心动魄、尔虞我诈，月娥与陈斧镰之间的感情像涓涓细流，缓缓淌入读者的心中，纯洁而美好。小说的副线是秋月与黄校长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小说的另一主题——反腐。黄校长借用职务之便，谋个人情事之私，误把秋月对其崇拜之情当做仰慕之情，最终求爱不得而酿成大祸。小说以女主人公月娥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剖析女主人公从开始的处心积虑、暗下埋伏，再至逐渐被陈斧镰对伤病的坚忍，对情感的默默付出而感化，最终切断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忍痛切断与外婆之间的联系。海子曾言：“你来人间走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变迁，通过女主人公充满遗憾的结局，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共产主义的牺牲、奉献精神，与无数共产党员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相信女主人公就像海子的诗里所说的那样，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在街上，沐浴着阳光，爱着他也爱着他的信仰。作者程多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70周年之际，以小人物月娥的心理世界写共产党抗战的大事件，结合当下热点问题“反腐”，在平凡中挖掘不平凡，让读者深知祖国成立的背后，是无数先辈默默奉献，一路披荆斩棘，也警示读者现有安逸生活的来之不易，需传承先辈之精神，兢兢业业为之奋斗。
　　莫言《一斗阁笔记（二）》，《上海文学》2019年第3期。莫言曾说过，“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批评家发明思潮的过程就是编织袋子的过程。他们手里提着贴有各种标签的思潮袋子，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作家或是作品装进去”，他的小说被装进各式各样的袋子里，如“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可以说莫言作为一名作家，一直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摸索、创新，这是作家莫言的心事。自《一斗阁笔记》在《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刊载以来，小说短小精悍，以文言書写，或是讲现代故事，或是回忆时代伤痛，或是讲民间神话，均寓意深远，呈“聊斋”之文体与精神，讲全新故事。《一斗阁笔记（二）》转以现代文叙事，篇幅较前者也稍长，共十二篇短小说。这是作家莫言对文体的突破性继承与创新，是他在反思中不断努力学习的成果，也是“50后”作家“恶补式”学习精神的继承。“80后”作家作为文坛后起之秀，大部分小说讲述生活，描绘人生呈现的是一种个人体验式的书写特点，他们用尖锐的笔触引导读者发现问题。但是，这一代作家因为个人有限的经历而呈现出历史经验的不足，在老一代作家的小说中却能看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一斗阁笔记（二）》中，莫言化作一位纯粹的回忆者，以个人记忆写历史，小说虚实交错，短小却一样发人深省。如《蛙泳》讲的是文革时的伤痛回忆，盲目的愚昧对世人精神的打压，体现在邓老师身上，也体现在胡珂身上，所以邓老师的心灵永远残留着那段时期的伤疤，胡老师的心里永远擦不去愚昧的阴影。《斗虎》《老汤》两则短篇小说具有传奇色彩。《斗虎》中，家养的骏马与猛虎搏斗，二者势均力敌，却因爷爷剪了马身上的鬃毛而使它失了锐气，最后被猛虎咬死。此篇短小说讲的是民间故事，“聊斋”味浓，趣味盎然同样寓意深厚。《老汤》中，老汤锅中炖的汤水，能让久病缠身的将军饮用之后，精神焕发而立下军功。因将军的一句话，让原本的老汤锅改为雕塑，成了村子发展旅游经济的道具。小说结尾一句：“发展旅游，经验两条。一是造景，二是造谣。”更是让原本就让人啼笑皆非的小说变得讽刺意味十足。莫言新作以短篇小说叙事，以极简的篇幅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取小说精粹故能以小见大，以轻松、幽默的笔法写寓意深远、泥中隐刺，可深知莫言的写作功底与思想意识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以悲悯情怀  观冷暖人生
　　汪茗惠
　　判断作家写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其是否具有悲悯情怀。没有悲悯情怀，很难写出真正触动读者心灵的内容，即使辞藻再华丽，技巧再丰富，也缺乏叩开心窗的力量。
　　杨仕芳《暗流》，《山花》2019年第2期。小说以“我”被调到乡里扶贫后的所见所闻为主线，以王春花的坎坷人生遭遇为副线，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缓慢推进，展现了悲惨的女性命运。爱情之路的悲惨。王春花与牛蛙订有娃娃亲却不喜欢牛蛙，这种传统婚姻是对她的一种束缚和摧残。她真正喜欢的是在村里支教的老师杨林，这种暗恋始终折磨着她。在城市里遇到英雄救美的人民警察李吉林，本以为他是自己值得托付终生的依靠，谁料恰恰成为她堕入泥潭的推手。王春花无疾而终的爱情像是潘多拉魔盒，让她清醒地痛苦着，痛苦地幻想着。事业之路的艰难。当她勤奋好学考上县城中学后，面对老师的冷漠和同学的嘲笑孤立选择了退学。回到乡村代课被男学生骚扰，为学校办事被行政官员强奸，无颜继续留在故乡。在城市里也是如履薄冰。在饭店和发廊工作经常被上司和顾客骚扰，为了帮男友李吉林还债放弃了收银员这一稳定工作，假装做暗娼，谁料李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扭曲了心智，最终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人生之路的辛酸。王春花遭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压。同学们为了留住支教老师要制造假象，她为了爱恋假戏真做，看到老师煎熬和自责又谎称都是假象，自己经受着灵魂深处的呐喊。为学校工作被石局长强奸，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屈辱，她依然洁身自好，在城市的灰暗里寻找希望。然而李吉林这道曙光带给她的是更深刻的痛苦，一场还钱交易，他将她推向悬崖边缘，她看清身边人的面目，心灰意冷选择沉沦，最终被其他受害者追赶溺水身亡。题目“暗流”具有象征意义，寓示着生活这一波涛汹涌的河流有着吞噬人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模式，每部分都采用“壹”“负壹”数字这种小标题的形式，正数是正叙，负数是采用插叙的方式，两部分交叉契合。小说设定了几处巧合，醉酒后的纵情、奸污王春花的石局长成为妻子的上司、最后学校发生的大火，看似荒唐却又不得不感慨情节设置的巧妙，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让读者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失落感。结局最后写到杨林随着不知其因的大火一起失踪，留下悬念，大火毁掉的不仅仅是学校这一处建筑，更是一种文明。作者具有浓烈的悲悯情怀，他希望社会和人们能够忏悔，是什么样的暗流将王春花等善良淳朴的女性卷入漩涡，吞噬了她们的挣扎和呐喊，淹没了她们的悲伤和疼痛。
　　刘庆邦《叶落桃园——叔辈的故事之一》，《北京文学》2019年第2期。作者从现实生活入手，讲述家族里发生的关于叔叔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围绕大叔三次回大陆探亲的经历缓慢展开，每次探亲的不同表现引发读者反思。大叔的身份比较特殊，当过国民党兵后来逃往台湾，随着海峡两岸隔绝三四十年，杳无音讯。文革之后两岸关系回暖，大叔独自回来探亲，第一次返还故乡自然引起轰动，“重凤昆启万，敦本庆家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和血缘至亲，即使作者不了解大叔，但“庆”字辈的作者仍然对“本”字辈的叔叔充满敬意，大叔施与的友善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大陆的贫穷与大叔的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乡人“看戏”和贪图小便宜的行为更是暴露了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鄙薄。第二次大叔带着家眷回来探亲，故乡基础设施的落后性与大叔妻子儿女的优越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大叔在老人和妻儿两座大山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这也为下文三奶奶三爷爷去世大叔未能回来尽孝埋下伏笔，在漫长的三十九年的等待和盼望下，大叔的煎熬化为满足，又从不舍化为伤痛。第三次大叔接受“我”的邀请到北京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人民时尚便利的生活与台湾大叔的生活也形成了对比，大叔对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震惊，更是衷心希望祖国大陆能够早日统一。小说故事性强，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作传习惯对大叔一生的亲身经历进行叙述，而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从“我”这个晚辈的记忆和认识出发，更好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让读者透过表面看本质，同时作者比较注意语言描写，注重现实生活，写出了日常烟火以及故乡温情。小说的转折之处设置巧妙，当“我”去台湾学习时看望大叔，发现了表面风光的大叔家，实际上家庭不和睦，生活也不富裕，前后对比的强烈，让“我”对大叔产生怜悯之心，真正思考大叔的境遇。特别是其子女对大陆对故乡都毫不留恋的态度，让想要将骨灰埋在老坟地里的大叔深感无奈。时代更迭，季节交替，叔叔颠沛流离的一生，展现了时代话语烙印下个人命运的悲剧。
　　吕新《正月二十的一次午宴》，《上海文学》2019年第2期。小说讲述的是正月二十中午，一家老人请村里的主事到家里吃饭所发生的事情。作者从午宴这件小事切入，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俯瞰众生，以客观的笔触描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命运和处境，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孤独和艰难，散发了悲悯的人性光辉。两位老人家庭贫困，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很难保障，丈夫由于吃不饱饭还要下地干活，有着两条瘦得只剩下一层皮的手臂;六十多岁的妻子经常睡一会儿醒一会儿，一天至少睡二十回，还承担着督促和指导丈夫的责任。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两人依然遵守村里不成文的规定，正月里宴请村里的主事到家里吃饭。多次的上门邀请，忙碌的准备工作，“丰富”的酒肉饭菜，夫妇两人可谓尽心竭力，争取让村里的主事明娃感到满意。两位老人虽然物质短缺，但是精神丰富，为了这顿午饭，都用家里最好的来招待客人。起初外面阴霾的天气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随着时间流逝，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妻子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夫妇两人的心情也愈发沉重起来，最终菜品变样，成为丈夫几天的饭食。小说中明娃的真实形象只出现了一次，是丈夫在明娃家门口多次苦等的结果，他表面客套亲切，一口答应老人殷切的邀请，却违背承诺没有去赴宴，更加伤害了老人们的心。作者刻画了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公仆形象，讽刺了那些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越是冷静客观的描写，越是发人深省，让人感受到文字中隐藏的疼痛與无奈，让人体会到作者的悲悯情怀。作者并没有给人物指明出路，以丈夫睡着对话中止为结局，告诉人们苦难的现实仍在继续，引领人们去挖掘苦难意识，思考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
　　陈占敏《山道》，《山东文学》2019年第2期。小说由一件婚事入手，讲述了同被抛弃的两人相互交错的感情命运。“我”为现实所迫，不情愿与她谈婚论嫁，最后被她感动，考虑与她在一起，然而“我”考入大学后顺从内心拒绝了与她的婚事。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中心人物却是连续两次被男性抛弃的“她”。外貌美丑成为评价女性的首要标准。浓秀的眉、美丽的眼睛、柔柔的声音、端正的耳轮……这些是主人公对女性的要求，然而“她”的外貌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除了胸脯子那里垂下两坨以外，其他地方都很像男人”。强烈的反差让他难以接受，即使她有着美丽的心灵。精神层次的不同也注定了小说的悲剧性。在未考上大学之前，“我”是一个教书的知识分子，编排过公社宣传队的戏。被别人抛弃的痛苦冲垮了自己的骄傲，于是他放低自己的要求，安慰自己只是找一个妻子。然而当他考上大学，拥有更广的视野，面临更多的选择，他毅然决然要与她划清界限。古老的屋子和窗户，严实的篱笆和门，这正映射着传统婚姻对他的压抑性，也为下文埋下了伏笔。“她”让我想到了《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丑陋的外表却有着纯洁的心灵，她也是这样的女性，勤劳能干，种得了农田、纳得了鞋垫，心思细腻，将“我”给她的钱让他买手表，感受到“我”的心思。
　　她具有独立的人格以及抗争意识，在第一次被抛弃后振作起来，认真生活，而她又是不幸的，真心对待却遭遇了第二次被抛弃。作者审视乡土人生，思考女性命运，让悲悯之心开出清雅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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