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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梦正常，一群人一起做着同一个梦，就有点不同寻常。
被称为“沙尘暴故乡”的阿拉善，让一群做着同一个梦的企业家聚集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也就更加耐人寻味。
十二年前，一个叫刘晓光的企业家偶然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在腾格里沙漠腹地，他被那片茫茫沙海所震撼：“突然感觉人类太渺小，每个人就像一粒沙子一样微不足道，亿万富翁算得了什么？如今我们取得了物质的奖章，却毁坏了大自然……”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这样成立了。
SEE是Society（责任）、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生态）的缩写，它代表了该组织的构成和宗旨。作为北京首创集团时任董事长、SEE第一任会长，刘晓光的梦想，就是带领那些和他一样的企业家们到阿拉善去治沙，大家一起圆一个共同的梦。
刘晓光：梦想家们的站台大哥
阿拉善的沙漠，让刘晓光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回京后，他迫不及待地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作为中国巨型国企首创集团的董事长，他的朋友圈自然没有等闲之辈，大多是知名的企业家。他语气带威胁地对朋友们说：“你要不来，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
通过话筒，刘晓光给弟兄们传递出一个意思：把商业与公益严格分开，100名企业家，每人每年出资10万元，把环保公益做起来。
2004年中国情人节那天，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简称SEE）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刘晓光当选为首任会长。中国企业家首次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到同一个公益机构中。
但是，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些企业家聚集一起，不过是一场“情人节的集体情感出轨”，很难会善始善终。
事实上，从第一次筹备会开始，百余名个性迥异的企业家就一直“吵”。当刘晓光拿着自己定下来的执行董事名单准备向大家宣布时，便遭到大家一致否决：“这里不是你的首创！”刘晓光一想也对，SEE的梦想确实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了。
“那天晚上重新选举，选到半夜三点钟。主要捣乱的有冯仑、史玉柱、任志强、张朝阳，和台湾的一些企业家。”刘晓光回忆说，“当选会长后，我提出去监事会，他们不让我进，说你无权参加监事会，我们就是监督你的。”
SEE的每一条章程和发展模式都是这些大佬们开会“吵”出来的。如今，SEE虽已历经六任会长，但协会的组织机构，却一直通过这一最传统的民主投票方式选举会长、执行董事成员和监事会成员。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SEE在阿拉善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新增、恢复植被约15万亩，保护植被200万亩，与1500户农牧民一起创造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节约地下水近700万立方米，相当于3000个标准游泳池。并在2008年成立了SEE基金会，致力于支持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及其行业发展，并可持续地促进解决了本土的环境恶化问题。
刘晓光觉得，过去的十二年，阿拉善协会让他“基本满意”：“我并没指望这个协会能治理沙漠”，这么多企业家来到阿拉善，带来的是反思，“他们有的是直接从事环保产业，有的是在自己的产业过程中加上环保的因素了。另外来讲，投身于环保社会公益事业之中，他们在南方，在上海衍生了很多其他的环保事业，保护红树林，保护候鸟。实际上它带动了更多企业家加入到环保队伍中。”
此外，SEE每年赞助着很多环保组织，奖励了很多环保项目，资助了很多环保项目，也对很多优秀的环保新闻报道给予了资助。
刘晓光将阿拉善的梦想视作一种企业家精神，他说，“SEE是企业家的集体觉醒，集体梦想的实现。这里衍生出了民主问题，也涉及到了企业家内部的民主决策过程，将来可能再衍生出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像播种机似的，通过做公益辐射到中国的文化道德建设，甚至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刘晓光被SEE成员们认定为“大哥”，并被确认为SEE的终身创始会长。
最近几年，刘晓光参与SEE的具体事务少了，但只要是关于SEE的活动需要他出来“站台”的，他绝不推诿。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打下基础，让千千万万的人参与进来，参与的人越多我越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这位具备“梦想家”气质的刘晓光，才能搭起SEE这个平台。在阿拉善SEE公益机构举办的十周年论坛上，刘晓光感怀：“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光是赚钱，更重要的是能投身到环保的公益事业中去，为人类多做点事情。”
他认为，企业家只有进入公益领域，才能真正被打动、被动员。
十二年过去了，阿拉善SEE已孵化成为国内最大的环保组织，王石、任志强、冯仑、潘石屹等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们都参与其中，首创了企业家这一阶层集体进入公益环保领域的新模式。刘晓光曾自豪地说：创建阿拉善SEE是他这十几年来做的最骄傲、挺伟大的一件事儿。
王石：从被动参与到不遗余力
万科董事长王石可谓是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被拉进SEE的企业家之一。
2004年，刘晓光邀请王石加入SEE创立大会。“我同意了，但同意了也是被动的，心想治沙和我没有关系。沙尘暴在北京又不在深圳，我想，你治沙就想到我们，赚钱的时候没想到我们。但是因为人情面子，我就这样被动地加入了。邀请我当副会长，我也顺水人情，但是成立大会的当天，我很受感染。”
创立大会在阿拉善沙漠的一个大帷帐里面进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有的来自台湾、香港，甚至有新加坡的企业家参加。一百余人聚集一起，大家为防治沙漠化争得面红耳赤，刘晓光当时非常着急。
王石回忆当时的情景：明天杨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就要来了，我们现在连一个章程都通不过，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原则性地通过，求大同存小异，好么？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即刻站起来质疑，什么叫原则性通过，通过就是通过，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解释什么叫“原则性通过”，但解释了半天，大多数企业家还是没能听明白。我也站起来解释，解释半天还是不清楚。第二天早上六点，章程终于定下来了，半个小时就通过了。怎么通过的？办法很简单，你不是十三条吗？一条一条地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一半不通过，就给撕掉，再下一条。所谓的民主程序，就是这样“撕”出来的。 一百多个顶尖企业家在一个组织里工作，怎么平衡相互的关系？只能靠民主的程序和制度。这些掌管数十亿数百亿资产的企业家突然发现，要管理好这个公益机构似乎更困难。除了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激情，还要靠严谨的章程。
2004年，参加SEE治沙的企业家们不仅非常自信，也很幼稚，认为人定胜天，只要有了钱就能治理好沙漠化。但请来的科学家很快就给他们上了一课。那位科学家说：“沙漠怎么可能被治理呢？治沙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因为沙是自然形成的，上千上亿万年形成的，你们怎么去治呢？没有这个沙漠、沙尘，哪来平原呢？”
科学家的结论，对这群顶尖企业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过也转变了我们固有的一种观念。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太自以为是，本身就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王石说，“所谓的防治沙漠化，首先要防治我们的心灵沙漠，从这里开始，要有理性、科学性，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学家告诉我们沙漠能治，只要你不破坏它。”
王石在SEE五年大盘点时发现，他们尽管保护了20万亩的梭梭林，但实际上，沙漠化仍以每年35万亩的速度推进，“我们五年保护的梭梭林数量，还赶不上一年时间里沙化的速度”。
然而，五年的时间，SEE把当地的游牧民族组织起来了，而且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尝试。比如，给牧民安装太阳能、风能、沼气，让农牧民如何不破坏环境，减少对地下水的无序利用。
过去当地人种玉米，一亩地要用800吨水，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的水，一亩地的产值却是区区400元。一游泳池的水产出400元玉米是个什么概念？这简直是把水不当资源。王石说，“为了让牧民多省水，就改种棉花等作物，后来种高产的小米。这都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我们精神上的荒漠，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
王石是SEE第二任会长，他下了很大功夫致力于协会的制度建设。SEE的企业家本身都是创业家，在自己的企业里几乎都是专制的。但在阿拉善这里，一批专制的企业家发现专制不行了，因为大家都十分专制，都是各行业的创业者，听谁的呢？所以必须要有一套程序。
因此，王石对SEE在运作过程中如何建立民主程序并提高效率颇为注重。他说，“美国议会开会时大家嚷嚷半天，都不理解，你会发现SEE也是这么一种状况。开会时似乎乱哄哄的，但经由民主程序形成决议之后，执行的效率就会非常高。”
在会长任期内，王石推动SEE实现了注册成立SEE基金的梦想，让SEE有了不断自我造血的功能。
韩家寰：SEE应该获诺贝尔奖
SEE第三任会长是台商韩家寰。在SEE的102位发起人中，台湾企业家占了21位。
韩家寰回忆说：当初刘晓光开始这个SEE的时候，就找了我，希望我去联络台湾方面的企业家。那时候是讲沙尘暴，我就觉得很感动人，我就很努力地回台湾做工作，把我所有的企业界朋友都请来，那时有二十几位，也都是蛮重要的一些企业家，闻者无不动容，一起来做一点贡献。“我觉得SEE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平台，台湾的企业家参与进来，大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谈的是整个的环保，而且迫在眉睫，有沙尘暴很严重的地方，我们从治沙开始，现在做得相当棒。”
在韩家寰看来，SEE在二十年后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真的能改变社会。企业可以影响员工，可以影响客户，可以影响供应商，影响一些好的项目。我相信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机会得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对中国社会、中国环保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2008年，韩家寰当选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三任会长。他感叹，“SEE的制度设计非常好，每两年就换一任，大家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韩家寰在台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虽然自小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疾患，行动上有所不便，但并未阻挡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旗下的大成食品雄踞台湾，在亚太区域也有所作为，在大陆的天津、山东、安徽等十余个省市设有分公司，在东南亚构建了投资网络，业务涉及饲料、肉鸡以及食品加工、面粉、餐饮等多个领域，年营收近300亿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鸡肉加工商。
韩家寰是较早进军大陆市场的台商之一。他曾感慨，大成在台湾虽然很厉害，但到了大陆感觉自己是小绵羊。他感动于在阿拉善SEE这群人身上，看到一个企业家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人文情怀让他有种归宿感，“这方面与台湾的企业其实相似度也蛮高的”。
作为SEE第三任会长，韩家寰把绿色环保理念引入大成集团产业当中，并接受好友王石的建议，把大成的产业链从食物链的上游，延伸到了下游的消费终端。
多年来，阿拉善SEE所做的和实际统计出来可计算的东西虽说非常有限，但却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已被联合国环境署指定为联合国世界全球保护会议的常任会员组织。
冯仑：制度设计的实践者
SEE第四任会长是万通集团主席冯仑，他是以能“吵架”选出来的会长。
2011年10月21日是SEE第四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的日子，近百名企业家聚集在阿拉善沙漠。经过一整天的选举，冯仑高票胜出，成为新一任会长。
冯仑曾戏说：“阿拉善这几年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阿拉善开了一个专项的治理公司；二是在全国其他地方开了不少环保小超市。”
冯仑坦言：“以前基本上就两件事，挣钱和花钱，现在多了一件事，每天得研究捐钱做公益。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因为公益，我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SEE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生态协会和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生态协会是环保基金会的惟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晓光曾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 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社会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在冯仑一再敦促下，生态协会和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冯仑记得，在自己担任会长之前，SEE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理事会，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他开始主导改革SEE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
冯仑在SEE大刀阔斧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了。
“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在冯仑的主导下，SEE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
“在商业上，冯仑尊重规则，坚持‘守正’。在做公益时，体现出强烈的制度理性热情。这与他经历过中国商业生态从无序到规则建立的过程有关。此外，他是法学博士，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慈善研究专家曾就此分析说。
冯仑个人在公益方面的成长，反映出来的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成长。他认为，近十年，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实际推动力，已经超过了台湾。他们在向国际同行学习公益经验方面的热情，也丝毫不让台湾企业家。
2008年6月9日至19日，由SEE时任会长王石带队，冯仑、杨鹏等16人赴美考察。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首次组团去美国学习公益机构的运营之道。在美国，他们考察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美国著名基金会及公益机构，从中学到了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专业的公益组织运营知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还专门抽出了一上午时间，在财政部接见了他们。
在那次考察学习中，“永久性公益基金会”、“设定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专业词汇，第一次进入冯仑的脑海。“我对美国公益的两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当公益组织不可度量的时候，捐赠人就会有疑虑。”
在SEE，冯仑也加快了学习国际先进公益机构的步伐。他说，“我们给了生物学家吕植2000万元，用于保护因滥采滥伐惨遭破坏的三江源。”
冯仑觉得，加入SEE，首先是自己得到了改变，而不是改变别人。加入SEE不久，他的公司就有了绿色发展战略，从价值观、产品、行为这三个维度均有了根本的变化。
SEE参与度极高的会员企业家有200多位，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冯仑借鉴了奥运会的游戏规则：第一制定规则，SEE有人专门制定规则，现在负责这事的是任志强；第二是过程透明，开会的过程是透明的；第三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然后按照角色来“表演”，不能乱来。
通过这些工作，SEE顺利解决了两个难题：第一，怎样透明有序地换一把手，因为一个组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赋予它自然、持续的生命力；第二，这么多企业家怀揣着奋斗的心情来，最后怎样欢乐祥和，斗了半天却不结仇。“我们把这两个事一旦解决，阿拉善就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任志强：一台梦想的播种机
任志强的梦想，是要把SEE变成一个全国的NGO组织。
2014年，SEE成立十周年，任志强经过三届竞选落败，终于当选为第五任会长。
敢于开炮的任志强，曾任SEE第四届章程委员会主席。任上，他对协会章程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
“大家对我很有意见。他们说，你把协会章程改得这么复杂，你当会长试试看！”在任志强看来，他之所以能够高票当上会长，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不满”，他由此也刷新了SEE选举得票率最高的纪录。
任志强之后曾感叹，当会长这新差事并不轻松，“退休了比上班还忙，上班只要按着点去就好，做慈善要到处跑，还要自己贴钱……如果不能让当地农牧民通过生产致富，就会继续依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存。”基于这样的考虑，SEE在探索适合阿拉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水资源持续利用模式的同时，也积极促进沙漠节水小米产品的规模化和市场化的可持续运营。
统计显示，2014年SEE的事务占据了任志强一百三十多天，2015年占了二百二十天。“这个公益组织需要大家用心来投入的，不仅仅说你参加了一次活动，或者你投入了一个10万块钱的会费，或者连续投入多少年，在于你要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其他人，这样你才有可能把SEE的精神传播到不同的行业中去，传播到社会中去，也让社会中更多的人关注到SEE在公益环保和治理荒漠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任志强坦陈，企业会员制运作机制的弊病，就是它不能完全被社会公开和进行公布，我们之所以当年要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2004年成立协会的时候只有这一种办法，所以只能交会费，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接受捐款。2008年，阿拉善成立私募基金的时候，才能够用私募的形式去转换。
“我这一届原来设想要把我们的SEE变成一个全国的NGO组织，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下一任会把这个任务完成的。”2014年12月，阿拉善SEE基金会获得公募资质，任志强称，非公募转公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也意味着SEE对自身的管理要求也需更加严格。
SEE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大概400多家NGO组织，按照新的《慈善法》，他们自己将来也有能力去获得资金，这个公益环保队伍就会迅速扩大。
在任志强看来，SEE十年来为人称道的“业绩”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把沙漠每年蔓延的速度逼退了近20公里；二是在内部实行并坚持了“民选”。台湾企业家公开拉票，我们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所有人都去拉票，但拉票的过程一定是公开透明的。拉票不是你投我一票，我就投你一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我值得你投一票，这可以让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相互了解。 在SEE竞选过程中，竞选者不仅要说出自己的主张，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要明确说明你能拿出多少时间来投入到环保活动中。因为每个企业家都会有自己企业的事情要做，如果不能拿出固定的时间，大家不会投你的票，再怎么拉票也是没有用的。
SEE成员中有的人管着几千亿资产，有的人只有几百万，但在协会中是同样的地位，接受平等的人格对待。任志强竞选了三次才成功当选为会长。当上会长后，他发现管理中国最大的企业家环保公益组织，似乎比管理一家年收入将近70亿人民币的公司还要困难。
在此之前，任志强也是SEE第二届监事长，负责监督理事会以及协会日常运作。时任会长王石作风强势，需要一个同样强势的人来领导监事会。
任志强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个严厉的监督者。每次SEE开会，他都能找出各种问题。2008年，理事会批准了将一笔500万人民币的闲置资金作短期投资之用，但随后秘书处又将一笔尚未获得批准的800万人民币资金用作短期投资，并为SEE带来了额外数十万人民币的投资获利。但此次行动却受到任志强的强烈批评，他说这是SEE“存在财务风险”的表现，迫使秘书长杨鹏公开认错，会长王石公开作出检讨。
在自己作为会长的任期内，任志强则在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我们保护了大片的胡杨林，保护了相当一批的绿色植物。以前，每年阿拉善的沙漠挺进速度大概是30公里，现在我们有一些治沙投入，当然国家也有大量投入，现在沙漠挺进速度已经退到了每年大概10公里左右，基本上处于不再迅速蔓延的态势。仅凭SEE这点钱去治沙是不可能的，我们起到的主要是宣传、鼓动作用。”
宋军：阿拉善让心不沙化
宋军是SEE创始人之一。
有人问宋军，“你是在治沙，还是在治心？”
1996年，曾任巨人集团企划院院长的宋军，面对阿拉善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目瞪口呆时，身边站着他的好友、事业正走入低谷的巨人集团老总史玉柱。作为相知多年的好友，宋军和他携伴去阿拉善旅游，希望能排遣他内心的郁积。
宋军从发现阿拉善开始，便重新梳理和规划起自己的人生。“1997年，我们就开始做保健品市场营销，当时利润非常大，直到1998年巨人倒下。那时候一年能赚几千万元，完全是靠头脑，靠营销网络。”宋军说，但是反过来，人会迷失，迷失在被钱、被所谓的事业、被竞争牵着鼻子走的困境。“阿拉善的戈壁大漠，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老师。”
宋军曾这样感慨，是阿拉善打开了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视野，它会告诉你人生之中非常简单的道理，它会让你意识到你原先做的那些不是你人生当中真正需要的，而只是一个过程。去寻找这一生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阿拉善给宋军的第一个启示，人一辈子其实很简单，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找到你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全身心地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
自2001年起，宋军在阿拉善筹建月亮湖生态旅游区项目。“有一天，我从阿拉善坐飞机回来，看着脚下的黄沙，突然理解了一件事情：我们自然界的土地荒化、沙化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荒化、沙化，没有信仰。土地荒化、沙化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原因、气候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因素，过分掠夺自然、不尊重自然，不敬畏自然。人们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顾忌，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尊重，一切都源于这里。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在我们内心没有绿。在城市中、商业世界里不择手段竞争的那些企业精英，内心必然更加荒芜。这是我们整个一代要面对的共同命题，到哪儿去寻找信仰？”
这正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的背景。
多年以后，宋军坦陈，阿拉善能让人心不沙化。协会之于阿拉善沙漠的作用，要小于他奔向沙漠寻求灵魂救赎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你自己和你们的协会，对阿拉善沙尘暴的治理做了多少？我说，我们做的项目，在局部区域对坏境有所改变，但对于阿拉善的整体环境改变，半点作用可能都没有，对整个西部的环境改变就更没有意义。那么它的价值是什么？通过做这件事情，让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我本人，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去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第三点，弥补不足后再去进行新的实践。这是最重要的。”
宋军举了王石的例子。“我过去一直说王石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谈不上企业家，因为他没有找到真正的信仰。我那时候说，他为什么登山？因为他找不到自己。但是到了阿拉善以后，王石的改变是巨大的，过去是极傲慢的人，妥协、协商过去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但是到了协会以后，他就学会了这一课——平等。在中国的企业家眼里，哪里有过平等？首先在自己的领域内绝对为王，下面只有服从，遇到能决定他命运的人、政府机构，他又只能低下头来。但是在协会，大家学会了平等，不管你有多大的企业，多有钱，在协会的选举、运作、管理上是完全一样的。”
SEE教给中国企业家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懂得了节能建筑，懂得了人文关怀。宋军认为，中国企业家拥有非常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觉醒，他们的自我救赎，对社会而言非常重要。大家通过协会这个平台，一方面在治沙，一方面在治理自我。整个中国发展到这一步，需要这些人去觉醒，这就叫做众缘和合。
宋军的梦想，是把阿拉善SEE协会打造成企业家的心灵绿洲。十二年过去了，SEE的生命力带给宋军的快乐和震撼，就像当初他在沙漠里看到的那些生命奇迹。他说，我只是划亮火柴的那个人，只要来到沙漠，无一例外都会被震撼和感动。那些在商战沙场上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我肯定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但是，沙漠是最好的老师。
1996年，时任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的宋军，有着一个宏大的想法，他想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恢复一条被破坏的180公里长、30公里宽的梭梭林带。梭梭树下牧民种植苁蓉，从而使牧民可以直接从种植梭梭中得到很好的经济回报，又可以为“苁蓉养生液”提供最为优质的苁蓉。但他发现，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自1998年开始，宋军投身西部打造阿拉善月亮湖探险旅游区，以期让来客对阿拉善以及中国的生态现状有所了解，从单纯的旅游者变成积极改变生态环境的参与者。
2004年，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来到月亮湖，当他看到茫茫大漠，深受震撼，跪问苍天，才有了此后呼朋唤友组建SEE的一连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宋军，就没有SEE。
月亮湖是诞生极具人文色彩的《阿拉善宣言》之地。宋军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
被称为“沙尘暴故乡”的阿拉善，让一群做着同一个梦的企业家聚集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也就更加耐人寻味。
十二年前，一个叫刘晓光的企业家偶然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在腾格里沙漠腹地，他被那片茫茫沙海所震撼：“突然感觉人类太渺小，每个人就像一粒沙子一样微不足道，亿万富翁算得了什么？如今我们取得了物质的奖章，却毁坏了大自然……”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这样成立了。
SEE是Society（责任）、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生态）的缩写，它代表了该组织的构成和宗旨。作为北京首创集团时任董事长、SEE第一任会长，刘晓光的梦想，就是带领那些和他一样的企业家们到阿拉善去治沙，大家一起圆一个共同的梦。
刘晓光：梦想家们的站台大哥
阿拉善的沙漠，让刘晓光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回京后，他迫不及待地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作为中国巨型国企首创集团的董事长，他的朋友圈自然没有等闲之辈，大多是知名的企业家。他语气带威胁地对朋友们说：“你要不来，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
通过话筒，刘晓光给弟兄们传递出一个意思：把商业与公益严格分开，100名企业家，每人每年出资10万元，把环保公益做起来。
2004年中国情人节那天，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简称SEE）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刘晓光当选为首任会长。中国企业家首次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到同一个公益机构中。
但是，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些企业家聚集一起，不过是一场“情人节的集体情感出轨”，很难会善始善终。
事实上，从第一次筹备会开始，百余名个性迥异的企业家就一直“吵”。当刘晓光拿着自己定下来的执行董事名单准备向大家宣布时，便遭到大家一致否决：“这里不是你的首创！”刘晓光一想也对，SEE的梦想确实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了。
“那天晚上重新选举，选到半夜三点钟。主要捣乱的有冯仑、史玉柱、任志强、张朝阳，和台湾的一些企业家。”刘晓光回忆说，“当选会长后，我提出去监事会，他们不让我进，说你无权参加监事会，我们就是监督你的。”
SEE的每一条章程和发展模式都是这些大佬们开会“吵”出来的。如今，SEE虽已历经六任会长，但协会的组织机构，却一直通过这一最传统的民主投票方式选举会长、执行董事成员和监事会成员。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SEE在阿拉善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新增、恢复植被约15万亩，保护植被200万亩，与1500户农牧民一起创造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节约地下水近700万立方米，相当于3000个标准游泳池。并在2008年成立了SEE基金会，致力于支持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及其行业发展，并可持续地促进解决了本土的环境恶化问题。
刘晓光觉得，过去的十二年，阿拉善协会让他“基本满意”：“我并没指望这个协会能治理沙漠”，这么多企业家来到阿拉善，带来的是反思，“他们有的是直接从事环保产业，有的是在自己的产业过程中加上环保的因素了。另外来讲，投身于环保社会公益事业之中，他们在南方，在上海衍生了很多其他的环保事业，保护红树林，保护候鸟。实际上它带动了更多企业家加入到环保队伍中。”
此外，SEE每年赞助着很多环保组织，奖励了很多环保项目，资助了很多环保项目，也对很多优秀的环保新闻报道给予了资助。
刘晓光将阿拉善的梦想视作一种企业家精神，他说，“SEE是企业家的集体觉醒，集体梦想的实现。这里衍生出了民主问题，也涉及到了企业家内部的民主决策过程，将来可能再衍生出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像播种机似的，通过做公益辐射到中国的文化道德建设，甚至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刘晓光被SEE成员们认定为“大哥”，并被确认为SEE的终身创始会长。
最近几年，刘晓光参与SEE的具体事务少了，但只要是关于SEE的活动需要他出来“站台”的，他绝不推诿。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打下基础，让千千万万的人参与进来，参与的人越多我越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这位具备“梦想家”气质的刘晓光，才能搭起SEE这个平台。在阿拉善SEE公益机构举办的十周年论坛上，刘晓光感怀：“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光是赚钱，更重要的是能投身到环保的公益事业中去，为人类多做点事情。”
他认为，企业家只有进入公益领域，才能真正被打动、被动员。
十二年过去了，阿拉善SEE已孵化成为国内最大的环保组织，王石、任志强、冯仑、潘石屹等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们都参与其中，首创了企业家这一阶层集体进入公益环保领域的新模式。刘晓光曾自豪地说：创建阿拉善SEE是他这十几年来做的最骄傲、挺伟大的一件事儿。
王石：从被动参与到不遗余力
万科董事长王石可谓是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被拉进SEE的企业家之一。
2004年，刘晓光邀请王石加入SEE创立大会。“我同意了，但同意了也是被动的，心想治沙和我没有关系。沙尘暴在北京又不在深圳，我想，你治沙就想到我们，赚钱的时候没想到我们。但是因为人情面子，我就这样被动地加入了。邀请我当副会长，我也顺水人情，但是成立大会的当天，我很受感染。”
创立大会在阿拉善沙漠的一个大帷帐里面进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有的来自台湾、香港，甚至有新加坡的企业家参加。一百余人聚集一起，大家为防治沙漠化争得面红耳赤，刘晓光当时非常着急。
王石回忆当时的情景：明天杨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就要来了，我们现在连一个章程都通不过，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原则性地通过，求大同存小异，好么？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即刻站起来质疑，什么叫原则性通过，通过就是通过，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解释什么叫“原则性通过”，但解释了半天，大多数企业家还是没能听明白。我也站起来解释，解释半天还是不清楚。第二天早上六点，章程终于定下来了，半个小时就通过了。怎么通过的？办法很简单，你不是十三条吗？一条一条地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一半不通过，就给撕掉，再下一条。所谓的民主程序，就是这样“撕”出来的。 一百多个顶尖企业家在一个组织里工作，怎么平衡相互的关系？只能靠民主的程序和制度。这些掌管数十亿数百亿资产的企业家突然发现，要管理好这个公益机构似乎更困难。除了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激情，还要靠严谨的章程。
2004年，参加SEE治沙的企业家们不仅非常自信，也很幼稚，认为人定胜天，只要有了钱就能治理好沙漠化。但请来的科学家很快就给他们上了一课。那位科学家说：“沙漠怎么可能被治理呢？治沙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因为沙是自然形成的，上千上亿万年形成的，你们怎么去治呢？没有这个沙漠、沙尘，哪来平原呢？”
科学家的结论，对这群顶尖企业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过也转变了我们固有的一种观念。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太自以为是，本身就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王石说，“所谓的防治沙漠化，首先要防治我们的心灵沙漠，从这里开始，要有理性、科学性，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学家告诉我们沙漠能治，只要你不破坏它。”
王石在SEE五年大盘点时发现，他们尽管保护了20万亩的梭梭林，但实际上，沙漠化仍以每年35万亩的速度推进，“我们五年保护的梭梭林数量，还赶不上一年时间里沙化的速度”。
然而，五年的时间，SEE把当地的游牧民族组织起来了，而且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尝试。比如，给牧民安装太阳能、风能、沼气，让农牧民如何不破坏环境，减少对地下水的无序利用。
过去当地人种玉米，一亩地要用800吨水，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的水，一亩地的产值却是区区400元。一游泳池的水产出400元玉米是个什么概念？这简直是把水不当资源。王石说，“为了让牧民多省水，就改种棉花等作物，后来种高产的小米。这都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我们精神上的荒漠，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
王石是SEE第二任会长，他下了很大功夫致力于协会的制度建设。SEE的企业家本身都是创业家，在自己的企业里几乎都是专制的。但在阿拉善这里，一批专制的企业家发现专制不行了，因为大家都十分专制，都是各行业的创业者，听谁的呢？所以必须要有一套程序。
因此，王石对SEE在运作过程中如何建立民主程序并提高效率颇为注重。他说，“美国议会开会时大家嚷嚷半天，都不理解，你会发现SEE也是这么一种状况。开会时似乎乱哄哄的，但经由民主程序形成决议之后，执行的效率就会非常高。”
在会长任期内，王石推动SEE实现了注册成立SEE基金的梦想，让SEE有了不断自我造血的功能。
韩家寰：SEE应该获诺贝尔奖
SEE第三任会长是台商韩家寰。在SEE的102位发起人中，台湾企业家占了21位。
韩家寰回忆说：当初刘晓光开始这个SEE的时候，就找了我，希望我去联络台湾方面的企业家。那时候是讲沙尘暴，我就觉得很感动人，我就很努力地回台湾做工作，把我所有的企业界朋友都请来，那时有二十几位，也都是蛮重要的一些企业家，闻者无不动容，一起来做一点贡献。“我觉得SEE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平台，台湾的企业家参与进来，大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谈的是整个的环保，而且迫在眉睫，有沙尘暴很严重的地方，我们从治沙开始，现在做得相当棒。”
在韩家寰看来，SEE在二十年后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真的能改变社会。企业可以影响员工，可以影响客户，可以影响供应商，影响一些好的项目。我相信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机会得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对中国社会、中国环保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2008年，韩家寰当选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三任会长。他感叹，“SEE的制度设计非常好，每两年就换一任，大家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韩家寰在台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虽然自小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疾患，行动上有所不便，但并未阻挡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旗下的大成食品雄踞台湾，在亚太区域也有所作为，在大陆的天津、山东、安徽等十余个省市设有分公司，在东南亚构建了投资网络，业务涉及饲料、肉鸡以及食品加工、面粉、餐饮等多个领域，年营收近300亿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鸡肉加工商。
韩家寰是较早进军大陆市场的台商之一。他曾感慨，大成在台湾虽然很厉害，但到了大陆感觉自己是小绵羊。他感动于在阿拉善SEE这群人身上，看到一个企业家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人文情怀让他有种归宿感，“这方面与台湾的企业其实相似度也蛮高的”。
作为SEE第三任会长，韩家寰把绿色环保理念引入大成集团产业当中，并接受好友王石的建议，把大成的产业链从食物链的上游，延伸到了下游的消费终端。
多年来，阿拉善SEE所做的和实际统计出来可计算的东西虽说非常有限，但却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已被联合国环境署指定为联合国世界全球保护会议的常任会员组织。
冯仑：制度设计的实践者
SEE第四任会长是万通集团主席冯仑，他是以能“吵架”选出来的会长。
2011年10月21日是SEE第四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的日子，近百名企业家聚集在阿拉善沙漠。经过一整天的选举，冯仑高票胜出，成为新一任会长。
冯仑曾戏说：“阿拉善这几年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阿拉善开了一个专项的治理公司；二是在全国其他地方开了不少环保小超市。”
冯仑坦言：“以前基本上就两件事，挣钱和花钱，现在多了一件事，每天得研究捐钱做公益。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因为公益，我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SEE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生态协会和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生态协会是环保基金会的惟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晓光曾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 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社会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在冯仑一再敦促下，生态协会和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冯仑记得，在自己担任会长之前，SEE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理事会，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他开始主导改革SEE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
冯仑在SEE大刀阔斧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了。
“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在冯仑的主导下，SEE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
“在商业上，冯仑尊重规则，坚持‘守正’。在做公益时，体现出强烈的制度理性热情。这与他经历过中国商业生态从无序到规则建立的过程有关。此外，他是法学博士，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慈善研究专家曾就此分析说。
冯仑个人在公益方面的成长，反映出来的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成长。他认为，近十年，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实际推动力，已经超过了台湾。他们在向国际同行学习公益经验方面的热情，也丝毫不让台湾企业家。
2008年6月9日至19日，由SEE时任会长王石带队，冯仑、杨鹏等16人赴美考察。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首次组团去美国学习公益机构的运营之道。在美国，他们考察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美国著名基金会及公益机构，从中学到了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专业的公益组织运营知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还专门抽出了一上午时间，在财政部接见了他们。
在那次考察学习中，“永久性公益基金会”、“设定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专业词汇，第一次进入冯仑的脑海。“我对美国公益的两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当公益组织不可度量的时候，捐赠人就会有疑虑。”
在SEE，冯仑也加快了学习国际先进公益机构的步伐。他说，“我们给了生物学家吕植2000万元，用于保护因滥采滥伐惨遭破坏的三江源。”
冯仑觉得，加入SEE，首先是自己得到了改变，而不是改变别人。加入SEE不久，他的公司就有了绿色发展战略，从价值观、产品、行为这三个维度均有了根本的变化。
SEE参与度极高的会员企业家有200多位，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冯仑借鉴了奥运会的游戏规则：第一制定规则，SEE有人专门制定规则，现在负责这事的是任志强；第二是过程透明，开会的过程是透明的；第三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然后按照角色来“表演”，不能乱来。
通过这些工作，SEE顺利解决了两个难题：第一，怎样透明有序地换一把手，因为一个组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赋予它自然、持续的生命力；第二，这么多企业家怀揣着奋斗的心情来，最后怎样欢乐祥和，斗了半天却不结仇。“我们把这两个事一旦解决，阿拉善就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任志强：一台梦想的播种机
任志强的梦想，是要把SEE变成一个全国的NGO组织。
2014年，SEE成立十周年，任志强经过三届竞选落败，终于当选为第五任会长。
敢于开炮的任志强，曾任SEE第四届章程委员会主席。任上，他对协会章程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
“大家对我很有意见。他们说，你把协会章程改得这么复杂，你当会长试试看！”在任志强看来，他之所以能够高票当上会长，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不满”，他由此也刷新了SEE选举得票率最高的纪录。
任志强之后曾感叹，当会长这新差事并不轻松，“退休了比上班还忙，上班只要按着点去就好，做慈善要到处跑，还要自己贴钱……如果不能让当地农牧民通过生产致富，就会继续依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存。”基于这样的考虑，SEE在探索适合阿拉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水资源持续利用模式的同时，也积极促进沙漠节水小米产品的规模化和市场化的可持续运营。
统计显示，2014年SEE的事务占据了任志强一百三十多天，2015年占了二百二十天。“这个公益组织需要大家用心来投入的，不仅仅说你参加了一次活动，或者你投入了一个10万块钱的会费，或者连续投入多少年，在于你要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其他人，这样你才有可能把SEE的精神传播到不同的行业中去，传播到社会中去，也让社会中更多的人关注到SEE在公益环保和治理荒漠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任志强坦陈，企业会员制运作机制的弊病，就是它不能完全被社会公开和进行公布，我们之所以当年要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2004年成立协会的时候只有这一种办法，所以只能交会费，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接受捐款。2008年，阿拉善成立私募基金的时候，才能够用私募的形式去转换。
“我这一届原来设想要把我们的SEE变成一个全国的NGO组织，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下一任会把这个任务完成的。”2014年12月，阿拉善SEE基金会获得公募资质，任志强称，非公募转公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也意味着SEE对自身的管理要求也需更加严格。
SEE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大概400多家NGO组织，按照新的《慈善法》，他们自己将来也有能力去获得资金，这个公益环保队伍就会迅速扩大。
在任志强看来，SEE十年来为人称道的“业绩”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把沙漠每年蔓延的速度逼退了近20公里；二是在内部实行并坚持了“民选”。台湾企业家公开拉票，我们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所有人都去拉票，但拉票的过程一定是公开透明的。拉票不是你投我一票，我就投你一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我值得你投一票，这可以让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相互了解。 在SEE竞选过程中，竞选者不仅要说出自己的主张，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要明确说明你能拿出多少时间来投入到环保活动中。因为每个企业家都会有自己企业的事情要做，如果不能拿出固定的时间，大家不会投你的票，再怎么拉票也是没有用的。
SEE成员中有的人管着几千亿资产，有的人只有几百万，但在协会中是同样的地位，接受平等的人格对待。任志强竞选了三次才成功当选为会长。当上会长后，他发现管理中国最大的企业家环保公益组织，似乎比管理一家年收入将近70亿人民币的公司还要困难。
在此之前，任志强也是SEE第二届监事长，负责监督理事会以及协会日常运作。时任会长王石作风强势，需要一个同样强势的人来领导监事会。
任志强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个严厉的监督者。每次SEE开会，他都能找出各种问题。2008年，理事会批准了将一笔500万人民币的闲置资金作短期投资之用，但随后秘书处又将一笔尚未获得批准的800万人民币资金用作短期投资，并为SEE带来了额外数十万人民币的投资获利。但此次行动却受到任志强的强烈批评，他说这是SEE“存在财务风险”的表现，迫使秘书长杨鹏公开认错，会长王石公开作出检讨。
在自己作为会长的任期内，任志强则在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我们保护了大片的胡杨林，保护了相当一批的绿色植物。以前，每年阿拉善的沙漠挺进速度大概是30公里，现在我们有一些治沙投入，当然国家也有大量投入，现在沙漠挺进速度已经退到了每年大概10公里左右，基本上处于不再迅速蔓延的态势。仅凭SEE这点钱去治沙是不可能的，我们起到的主要是宣传、鼓动作用。”
宋军：阿拉善让心不沙化
宋军是SEE创始人之一。
有人问宋军，“你是在治沙，还是在治心？”
1996年，曾任巨人集团企划院院长的宋军，面对阿拉善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目瞪口呆时，身边站着他的好友、事业正走入低谷的巨人集团老总史玉柱。作为相知多年的好友，宋军和他携伴去阿拉善旅游，希望能排遣他内心的郁积。
宋军从发现阿拉善开始，便重新梳理和规划起自己的人生。“1997年，我们就开始做保健品市场营销，当时利润非常大，直到1998年巨人倒下。那时候一年能赚几千万元，完全是靠头脑，靠营销网络。”宋军说，但是反过来，人会迷失，迷失在被钱、被所谓的事业、被竞争牵着鼻子走的困境。“阿拉善的戈壁大漠，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老师。”
宋军曾这样感慨，是阿拉善打开了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视野，它会告诉你人生之中非常简单的道理，它会让你意识到你原先做的那些不是你人生当中真正需要的，而只是一个过程。去寻找这一生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阿拉善给宋军的第一个启示，人一辈子其实很简单，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找到你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全身心地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
自2001年起，宋军在阿拉善筹建月亮湖生态旅游区项目。“有一天，我从阿拉善坐飞机回来，看着脚下的黄沙，突然理解了一件事情：我们自然界的土地荒化、沙化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荒化、沙化，没有信仰。土地荒化、沙化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原因、气候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因素，过分掠夺自然、不尊重自然，不敬畏自然。人们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顾忌，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尊重，一切都源于这里。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在我们内心没有绿。在城市中、商业世界里不择手段竞争的那些企业精英，内心必然更加荒芜。这是我们整个一代要面对的共同命题，到哪儿去寻找信仰？”
这正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的背景。
多年以后，宋军坦陈，阿拉善能让人心不沙化。协会之于阿拉善沙漠的作用，要小于他奔向沙漠寻求灵魂救赎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你自己和你们的协会，对阿拉善沙尘暴的治理做了多少？我说，我们做的项目，在局部区域对坏境有所改变，但对于阿拉善的整体环境改变，半点作用可能都没有，对整个西部的环境改变就更没有意义。那么它的价值是什么？通过做这件事情，让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我本人，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去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第三点，弥补不足后再去进行新的实践。这是最重要的。”
宋军举了王石的例子。“我过去一直说王石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谈不上企业家，因为他没有找到真正的信仰。我那时候说，他为什么登山？因为他找不到自己。但是到了阿拉善以后，王石的改变是巨大的，过去是极傲慢的人，妥协、协商过去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但是到了协会以后，他就学会了这一课——平等。在中国的企业家眼里，哪里有过平等？首先在自己的领域内绝对为王，下面只有服从，遇到能决定他命运的人、政府机构，他又只能低下头来。但是在协会，大家学会了平等，不管你有多大的企业，多有钱，在协会的选举、运作、管理上是完全一样的。”
SEE教给中国企业家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懂得了节能建筑，懂得了人文关怀。宋军认为，中国企业家拥有非常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觉醒，他们的自我救赎，对社会而言非常重要。大家通过协会这个平台，一方面在治沙，一方面在治理自我。整个中国发展到这一步，需要这些人去觉醒，这就叫做众缘和合。
宋军的梦想，是把阿拉善SEE协会打造成企业家的心灵绿洲。十二年过去了，SEE的生命力带给宋军的快乐和震撼，就像当初他在沙漠里看到的那些生命奇迹。他说，我只是划亮火柴的那个人，只要来到沙漠，无一例外都会被震撼和感动。那些在商战沙场上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我肯定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但是，沙漠是最好的老师。
1996年，时任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的宋军，有着一个宏大的想法，他想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恢复一条被破坏的180公里长、30公里宽的梭梭林带。梭梭树下牧民种植苁蓉，从而使牧民可以直接从种植梭梭中得到很好的经济回报，又可以为“苁蓉养生液”提供最为优质的苁蓉。但他发现，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自1998年开始，宋军投身西部打造阿拉善月亮湖探险旅游区，以期让来客对阿拉善以及中国的生态现状有所了解，从单纯的旅游者变成积极改变生态环境的参与者。
2004年，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来到月亮湖，当他看到茫茫大漠，深受震撼，跪问苍天，才有了此后呼朋唤友组建SEE的一连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宋军，就没有SEE。
月亮湖是诞生极具人文色彩的《阿拉善宣言》之地。宋军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