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马里兰州，伊斯顿。17岁的克瑞斯汀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曲棍球手，他有着良好的爆发力和协调力，并因友善的品格结交了一帮好哥们。大家都认为他是典型的美国男孩，但是，这个梦想成为美国海军海豹特种球队成员的男孩，混迹在伊斯顿这个白人占多数的城市，其黄色的面孔依旧显眼。
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弃儿，在没有曲棍球比赛的下午，时不时会想起自己模糊的身世。
8年过去了，那些在中国支离破碎的记忆仍然困扰着他，包括“家成”——这个许多中国家长会给自家男孩取的名字。
“他那天征服了我的心”
相比于克瑞斯汀，母亲茱莉亚·诺里斯的记忆要更清晰些，也来得更早些。
2000年夏天，作为美国国际收养协会社会协调员的朱莉亚·诺里斯，在河南省洛阳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
有一天，她带着30名福利院的孩子参观动物园，其中就包括克瑞斯汀。
’
“他那天征服了我的心，尤其是他最后笑的样子。”
即使许多年过去了，茱莉亚还是难以忘记和儿子相遇的那一刻。
那时候，克瑞斯汀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家成”。
洛阳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茱莉亚：家成是因为父母双亡而遭遗弃。但这并不是克瑞斯汀的记忆。这个男孩还模糊记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一个农民，十分疼爱他。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父亲把他送到了城里一对夫妻家里。他说，那对夫妻是他的继父和继母。继父曾经拿鞋子和皮带打过他，而自己经常想办法逃回在农村的那个家。
记忆就像一段被抹去的磁带，在中间出现了空白。克瑞斯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会独自一人出现在河南洛阳。
对于这个谜团，当时，茱莉亚从福利院获得的信息是：1999年，7岁的家成被警察在洛阳的一座桥下发现，因为警察弄不清家成从哪里来，又是怎么跑到这儿的：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儿童福利院。
2001年4月，茱莉亚回到中国，领养了这个令她难忘的孩子，成为一个单身母亲。
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每年涉外收养人数为50多人。依照中国法定收养程序，茱莉亚得到了一份由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提供的遗弃证书。
遗弃证书上写着：党子杨，男，出生于1994年8月6日。1999年2月27日被发现时是被遗弃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一个商业楼宇林立的天桥下面。同一天，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唐宫路派出所将其送到我院(洛阳儿童福利院)抚养。
关于名字，在洛阳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给克瑞斯汀正式记录的是“党子杨”，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儿童福利院的惯例：这里的孩子都姓“党”。但是，福利院工作人员一直称呼他为“家成”，这个从出生就被叫习惯的名字；对于出生日期，收养记录中记载的是1994年8月6日，然而茱莉亚在最初询问收养事宜时，福利院的人又告诉她，家成出生在1992年6月1日。
在办理了并不复杂的领养手续和缴纳了3300美元之后，茱莉亚把“家成”领回了马里兰州。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茱莉亚为“家成”改名为“克瑞斯汀”，在英语里是“救世主”的意思。
中国孤儿国际收养开始于“计划生育”政策强力推行的1990年代，中国的弃婴现象开始被国外广泛关注，其中大部分是健康的女孩，1992年，中国实施《收养法》后，向外国人打开收养中国孤儿的大门，当年被促成的收养案例就有252例，1995年达到了近3000例并持续增长，到2005年达到顶峰1.5万余例。现在大约有6万被领养儿童生活在北美，约1.5万人生活在欧洲。
美国是中国孤儿最大国际收养国。2005年美国公民成功收养了7906名中国儿童，随着2007年中国新收养法的实施，这一数据在2008年降至3909名。
在遥远的国度，幸运的克瑞斯汀重新找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爱，他过上了这个年纪的美国孩子该有的生活：钓鱼、冲浪，万圣节派对，甚至不久后，茱莉亚还领养了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小女孩做他的妹妹。时间让能说一口流利美式英语的克瑞斯汀，渐渐忘记了中国话。
“我是被遗弃的吗”
“我是被遺弃的，还是被父母不小心弄丢的?”
长久以来，克瑞斯汀为自己谜一样的身世感到苦恼。他说：“这种感觉对于我真的很不好。”
他对于自己怎么到了洛阳的那座桥下一无所知，脑海里仅存的情景就是一辆公共汽车，一个给他钱和食物的男子。
那个男子可能就是他的继父，也可能是陌生人，他无法确定。
茱莉亚说，警方当时的记录称，克瑞斯汀受到了惊吓，无法说出准确的信息。
作为国际收养协会协调员的她认为，警察有责任在“家成”平静下来后展开调查，但是那个中国警察显然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把家成送到了福利院。
据茱莉亚说，儿童福利院按照规定，在洛阳市当地报纸上发布了公告，但是对于家成这个明显操着外地口音的孩子来说，一份当地报纸的寻人公告，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终，在履行了看来是符合规定的程序之后，家成被“合法”收养了。
多年来，克瑞斯汀回忆起自己幼时的点点滴滴，茱莉亚都会记录下来。
，
直到今年4月，在被收养整整8年之后，克瑞斯汀像个成年人一样认真地告诉茱莉亚：“我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茱莉亚决定帮助他实现愿望
42岁的茱莉亚对于如何找人有着不错的经验。在国际收养协会的经验，让她积累了对收养这个行当的认识，而且她本人曾经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电视节目《美国头号通缉犯》中担任过10年的私人侦探。
她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个中文网站“宝贝回家”，试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宝贝回家”是吉林通化人张宝艳2007年创立的全国第一家纯公益寻子网站。张宝艳的儿子曾经失散了短短几个小时，让她体会到了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
中国到底有多少小孩走失、被诱拐，目前尚无定论。但被拐卖儿童的权益维护者宣称，这个数目可能高达上百万。在目睹无数失散子女家庭的悲剧之后，张宝艳创办了这个发布寻子信息的网站，如今有3000多个登记失散家庭、近万名志愿者。
茱莉亚很快收到了张宝艳的回复，张表示愿意动员志愿者，帮助克瑞斯汀寻亲。
“我们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
8年里，克瑞斯汀曾陆续向茱莉亚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他记得有个叫“董家沟”的山村，还有自己继父母的名字，男的叫景告宽(音)，女的叫邵菊莲(音)。他们是医生，自己拥有一个诊所，女的接生了很多小孩。他还记得这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但是显然身体有些不便。
在克瑞斯汀印象里，自己在农村的家有牦牛，和奶奶曾经睡在同一张土炕上。父亲是一个农民，对自己十分疼爱。 有一次他被父亲倒拖拉机时不慎碰倒，父亲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眼里满是泪水。
茱莉亚在信中还提供了克瑞斯汀的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喜欢醋，喜欢吃醋烧的土豆，而且不拒绝吃生蒜。
根据这些零星的信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北京一米阳光”、“山东默默”、“米兰如何”、“广州花都兜妈”、“北京律师”开始了寻根路。
他们先在网上搜寻。
根据克瑞斯汀提供的父母名字，志愿者们经过反复搜索和分析，居然发现了有个叫“邵菊蓬”的人，曾经和人合作在某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而合作者的名字叫“靳高科”，读音和“景告宽”十分接近。
最终，志愿者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宁夏隆德县医院一对医生夫妇身上。那里的确有个叫“董家沟”的山村，宁夏也有吃醋、蒜和面条的饮食习惯，农村还保留有土炕。
“一米阳光”很快查到了靳高科的电话，意想不到的是，当她打电话询问靳是否有孩子丢失时，电话却被对方立刻挂断并关机。
几经周折，“一米阳光”与宁夏当地的志愿者联系，通过询问靳高科的医院同事，侧面了解到靳高科早年确实有一个儿子走失，这一信息让志愿者们信心大增。电话不接，耐心的志愿者就不断发送短信，向靳高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取得信任后，“一米阳光”终于和他进行了通话。
这对夫妇在数年前的确丢失过一个男孩，孩子的年龄、经历等情况和克瑞斯汀很相似。克瑞斯汀的记忆里自己出生在农村，后被在城镇做医生的养父母收养。而实际的情况是，靳家成出生于1991年12月1日，他所记忆的养父母，实际是他的亲生父母。家成出生后，就被送往农村，和奶奶、二叔(他记忆中的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长到五六岁的时候，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准备读书，直到在一次旅行中意外丢失。靳高科对志愿者说，因为丢了孩子，11年来他始终心存内疚，70多岁的老母亲更是肝肠寸断。
靳高科称，自己的儿子有一个隐秘的伤疤，是被蜡烛烫伤的。这一说法在茱莉亚那里得到证实，克瑞斯汀大腿上恰好有一个这样的疤。在掌握到这些信息后，志愿者们初步确定，这对夫妇极有可能就是克瑞斯汀要找的父母。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克瑞斯汀的亲人。”
2009年5月30日，茱莉亚读着信箱里中国志愿者发给她的信，内心狂喜不止。
邮件转述了靳高科对于当年孩子独自出现在洛阳的解释。他说，家成不是被遗弃的，1998年清明节，自己带着家成到农村上坟，在途经一农贸市场时，把家成放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自己去买东西，5分钟后他回来，发现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靳高科告诉志愿者，他和家人找遍了周边的省市，但是没有找到孩子，这种寻找“持续了一两年”。与此同时，家成出现在离宁夏隆德千里之遥的洛阳，他记得一个男子给他食物和钱，但是至今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基本上相信了这些解释”的茱莉亚走上楼，叫醒了克瑞斯汀。
“我们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茱莉亚说。话落，母子俩都哭了。
“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悲剧”
2009年8月29日，一切努力都成为了现实。在“宝贝回家”的促成下，茱莉亚带着克瑞斯汀来到北京。
11年的离别，让克瑞斯汀心情复杂，他既兴奋不安，同时还很紧张。寻找亲生父母是他的主意。但是，他也担心，大家能不能和睦相处?亲生父母说的是不是真话，是执意丢弃还是不小心的失误?还是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口编造的故事?
他说：“经历了这一切，我很难信任他们。”
此时，靳高科、邵菊莲夫妻俩，还有弟弟靳小旺——那个克瑞斯汀记忆中的慈爱的父亲，以及奶奶，也一起来到了北京。
靳高科对于那次可怕的失误至今愧疚万分。
他说，当时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为了不受惩罚，只好把超生的家成送到了农村，寄养在弟弟靳小旺家里。作为叔叔的靳小旺，给予了家成父亲般的爱。当年在得知哥哥弄丢了家成以后，靳小旺赶到城里，抡起木棒把靳高科打得头破血流。两家人从此不再来往，直到孩子又有音讯。
早上9点，北京凯莱大饭店。
茱莉亚和她的姐姐、弟弟带着克瑞斯汀走进大厅。
在注视了儿子仅一秒钟后，靳高科和邵菊莲哭喊着扑上前去，爆发出嘶哑的喊声：“儿子!可找到你了!”奶奶和二叔也嚎啕大哭。靳高科甚至出人意外地跪在儿子面前“赎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眼含泪水，只有抽泣声和相机快门声。
而克瑞斯汀则面无表情，当靳高科试图用手抚摸他的头时，他几乎是厌恶地逃开了，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这个孩子承受得太多了。”现场的志愿者小禾说。
这个几乎是奇迹般的寻亲故事，引来了美国NBC、《洛杉矶时报》等10多家中美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一刻，没有媒体愿意打搅他们重逢的时间。
大家掩上门走了出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再出来的时候，茱莉亚告诉记者，克瑞斯汀相信了靳高科的解释，他现在已经相信，那是一次不应该的疏忽，“他已经拥抱了他的亲生父母。”
人群中，最悲伤的是靳小旺。
这个面庞黑红的朴实农民，和家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记得当时家成管自己叫“爸爸”。在家成走失后，痛苦的靳小旺依靠大量喝酒麻痹自己。
他激动地说：“家成現在真长大了。他的腿毛这么多，就像一个美国人一样。”
“我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了。”靳高科讪讪地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们的错误。”
“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悲剧了。在还有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走失的小孩就被收养，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了。”茱莉亚说。现在她的小女儿也经常问她：“妈妈，我的亲生父母能找到吗?”茱莉亚无法给女儿这样的承诺，因为小女儿被发现时刚刚出生。
有数据显示，现在大约有7.5万名中国孩子被海外收养，他们在成人后可以回到故乡中国观光，但是像克瑞斯汀这样可以捕捉到个人隐秘身世的幸运儿，并不多。这其中，有多少孩子有着和他一样的遭遇，在有可能寻找到亲人的情况下，就被海外收养?
记忆和现实，在11年后拼接
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生活，在11年后拼接，两个中美家庭，因为同一个孩子而联系在一起。之后，克瑞斯汀依旧返回美国读书。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茱莉亚说，“他的根在中国。无论他将来是否决定回到中国，我都会支持他。”
因为失子长期抑郁的生母邵菊莲，不得不再次承受离别的痛。但是，对于儿子，这位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希望再与他接触，但不会强迫他回到中国来。我们不想伤害他两次。”
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弃儿，在没有曲棍球比赛的下午，时不时会想起自己模糊的身世。
8年过去了，那些在中国支离破碎的记忆仍然困扰着他，包括“家成”——这个许多中国家长会给自家男孩取的名字。
“他那天征服了我的心”
相比于克瑞斯汀，母亲茱莉亚·诺里斯的记忆要更清晰些，也来得更早些。
2000年夏天，作为美国国际收养协会社会协调员的朱莉亚·诺里斯，在河南省洛阳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
有一天，她带着30名福利院的孩子参观动物园，其中就包括克瑞斯汀。
’
“他那天征服了我的心，尤其是他最后笑的样子。”
即使许多年过去了，茱莉亚还是难以忘记和儿子相遇的那一刻。
那时候，克瑞斯汀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家成”。
洛阳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茱莉亚：家成是因为父母双亡而遭遗弃。但这并不是克瑞斯汀的记忆。这个男孩还模糊记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一个农民，十分疼爱他。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父亲把他送到了城里一对夫妻家里。他说，那对夫妻是他的继父和继母。继父曾经拿鞋子和皮带打过他，而自己经常想办法逃回在农村的那个家。
记忆就像一段被抹去的磁带，在中间出现了空白。克瑞斯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会独自一人出现在河南洛阳。
对于这个谜团，当时，茱莉亚从福利院获得的信息是：1999年，7岁的家成被警察在洛阳的一座桥下发现，因为警察弄不清家成从哪里来，又是怎么跑到这儿的：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儿童福利院。
2001年4月，茱莉亚回到中国，领养了这个令她难忘的孩子，成为一个单身母亲。
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每年涉外收养人数为50多人。依照中国法定收养程序，茱莉亚得到了一份由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提供的遗弃证书。
遗弃证书上写着：党子杨，男，出生于1994年8月6日。1999年2月27日被发现时是被遗弃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一个商业楼宇林立的天桥下面。同一天，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唐宫路派出所将其送到我院(洛阳儿童福利院)抚养。
关于名字，在洛阳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给克瑞斯汀正式记录的是“党子杨”，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儿童福利院的惯例：这里的孩子都姓“党”。但是，福利院工作人员一直称呼他为“家成”，这个从出生就被叫习惯的名字；对于出生日期，收养记录中记载的是1994年8月6日，然而茱莉亚在最初询问收养事宜时，福利院的人又告诉她，家成出生在1992年6月1日。
在办理了并不复杂的领养手续和缴纳了3300美元之后，茱莉亚把“家成”领回了马里兰州。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茱莉亚为“家成”改名为“克瑞斯汀”，在英语里是“救世主”的意思。
中国孤儿国际收养开始于“计划生育”政策强力推行的1990年代，中国的弃婴现象开始被国外广泛关注，其中大部分是健康的女孩，1992年，中国实施《收养法》后，向外国人打开收养中国孤儿的大门，当年被促成的收养案例就有252例，1995年达到了近3000例并持续增长，到2005年达到顶峰1.5万余例。现在大约有6万被领养儿童生活在北美，约1.5万人生活在欧洲。
美国是中国孤儿最大国际收养国。2005年美国公民成功收养了7906名中国儿童，随着2007年中国新收养法的实施，这一数据在2008年降至3909名。
在遥远的国度，幸运的克瑞斯汀重新找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爱，他过上了这个年纪的美国孩子该有的生活：钓鱼、冲浪，万圣节派对，甚至不久后，茱莉亚还领养了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小女孩做他的妹妹。时间让能说一口流利美式英语的克瑞斯汀，渐渐忘记了中国话。
“我是被遗弃的吗”
“我是被遺弃的，还是被父母不小心弄丢的?”
长久以来，克瑞斯汀为自己谜一样的身世感到苦恼。他说：“这种感觉对于我真的很不好。”
他对于自己怎么到了洛阳的那座桥下一无所知，脑海里仅存的情景就是一辆公共汽车，一个给他钱和食物的男子。
那个男子可能就是他的继父，也可能是陌生人，他无法确定。
茱莉亚说，警方当时的记录称，克瑞斯汀受到了惊吓，无法说出准确的信息。
作为国际收养协会协调员的她认为，警察有责任在“家成”平静下来后展开调查，但是那个中国警察显然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把家成送到了福利院。
据茱莉亚说，儿童福利院按照规定，在洛阳市当地报纸上发布了公告，但是对于家成这个明显操着外地口音的孩子来说，一份当地报纸的寻人公告，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终，在履行了看来是符合规定的程序之后，家成被“合法”收养了。
多年来，克瑞斯汀回忆起自己幼时的点点滴滴，茱莉亚都会记录下来。
，
直到今年4月，在被收养整整8年之后，克瑞斯汀像个成年人一样认真地告诉茱莉亚：“我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茱莉亚决定帮助他实现愿望
42岁的茱莉亚对于如何找人有着不错的经验。在国际收养协会的经验，让她积累了对收养这个行当的认识，而且她本人曾经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电视节目《美国头号通缉犯》中担任过10年的私人侦探。
她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个中文网站“宝贝回家”，试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宝贝回家”是吉林通化人张宝艳2007年创立的全国第一家纯公益寻子网站。张宝艳的儿子曾经失散了短短几个小时，让她体会到了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
中国到底有多少小孩走失、被诱拐，目前尚无定论。但被拐卖儿童的权益维护者宣称，这个数目可能高达上百万。在目睹无数失散子女家庭的悲剧之后，张宝艳创办了这个发布寻子信息的网站，如今有3000多个登记失散家庭、近万名志愿者。
茱莉亚很快收到了张宝艳的回复，张表示愿意动员志愿者，帮助克瑞斯汀寻亲。
“我们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
8年里，克瑞斯汀曾陆续向茱莉亚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他记得有个叫“董家沟”的山村，还有自己继父母的名字，男的叫景告宽(音)，女的叫邵菊莲(音)。他们是医生，自己拥有一个诊所，女的接生了很多小孩。他还记得这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但是显然身体有些不便。
在克瑞斯汀印象里，自己在农村的家有牦牛，和奶奶曾经睡在同一张土炕上。父亲是一个农民，对自己十分疼爱。 有一次他被父亲倒拖拉机时不慎碰倒，父亲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眼里满是泪水。
茱莉亚在信中还提供了克瑞斯汀的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喜欢醋，喜欢吃醋烧的土豆，而且不拒绝吃生蒜。
根据这些零星的信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北京一米阳光”、“山东默默”、“米兰如何”、“广州花都兜妈”、“北京律师”开始了寻根路。
他们先在网上搜寻。
根据克瑞斯汀提供的父母名字，志愿者们经过反复搜索和分析，居然发现了有个叫“邵菊蓬”的人，曾经和人合作在某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而合作者的名字叫“靳高科”，读音和“景告宽”十分接近。
最终，志愿者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宁夏隆德县医院一对医生夫妇身上。那里的确有个叫“董家沟”的山村，宁夏也有吃醋、蒜和面条的饮食习惯，农村还保留有土炕。
“一米阳光”很快查到了靳高科的电话，意想不到的是，当她打电话询问靳是否有孩子丢失时，电话却被对方立刻挂断并关机。
几经周折，“一米阳光”与宁夏当地的志愿者联系，通过询问靳高科的医院同事，侧面了解到靳高科早年确实有一个儿子走失，这一信息让志愿者们信心大增。电话不接，耐心的志愿者就不断发送短信，向靳高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取得信任后，“一米阳光”终于和他进行了通话。
这对夫妇在数年前的确丢失过一个男孩，孩子的年龄、经历等情况和克瑞斯汀很相似。克瑞斯汀的记忆里自己出生在农村，后被在城镇做医生的养父母收养。而实际的情况是，靳家成出生于1991年12月1日，他所记忆的养父母，实际是他的亲生父母。家成出生后，就被送往农村，和奶奶、二叔(他记忆中的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长到五六岁的时候，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准备读书，直到在一次旅行中意外丢失。靳高科对志愿者说，因为丢了孩子，11年来他始终心存内疚，70多岁的老母亲更是肝肠寸断。
靳高科称，自己的儿子有一个隐秘的伤疤，是被蜡烛烫伤的。这一说法在茱莉亚那里得到证实，克瑞斯汀大腿上恰好有一个这样的疤。在掌握到这些信息后，志愿者们初步确定，这对夫妇极有可能就是克瑞斯汀要找的父母。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克瑞斯汀的亲人。”
2009年5月30日，茱莉亚读着信箱里中国志愿者发给她的信，内心狂喜不止。
邮件转述了靳高科对于当年孩子独自出现在洛阳的解释。他说，家成不是被遗弃的，1998年清明节，自己带着家成到农村上坟，在途经一农贸市场时，把家成放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自己去买东西，5分钟后他回来，发现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靳高科告诉志愿者，他和家人找遍了周边的省市，但是没有找到孩子，这种寻找“持续了一两年”。与此同时，家成出现在离宁夏隆德千里之遥的洛阳，他记得一个男子给他食物和钱，但是至今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基本上相信了这些解释”的茱莉亚走上楼，叫醒了克瑞斯汀。
“我们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茱莉亚说。话落，母子俩都哭了。
“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悲剧”
2009年8月29日，一切努力都成为了现实。在“宝贝回家”的促成下，茱莉亚带着克瑞斯汀来到北京。
11年的离别，让克瑞斯汀心情复杂，他既兴奋不安，同时还很紧张。寻找亲生父母是他的主意。但是，他也担心，大家能不能和睦相处?亲生父母说的是不是真话，是执意丢弃还是不小心的失误?还是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口编造的故事?
他说：“经历了这一切，我很难信任他们。”
此时，靳高科、邵菊莲夫妻俩，还有弟弟靳小旺——那个克瑞斯汀记忆中的慈爱的父亲，以及奶奶，也一起来到了北京。
靳高科对于那次可怕的失误至今愧疚万分。
他说，当时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为了不受惩罚，只好把超生的家成送到了农村，寄养在弟弟靳小旺家里。作为叔叔的靳小旺，给予了家成父亲般的爱。当年在得知哥哥弄丢了家成以后，靳小旺赶到城里，抡起木棒把靳高科打得头破血流。两家人从此不再来往，直到孩子又有音讯。
早上9点，北京凯莱大饭店。
茱莉亚和她的姐姐、弟弟带着克瑞斯汀走进大厅。
在注视了儿子仅一秒钟后，靳高科和邵菊莲哭喊着扑上前去，爆发出嘶哑的喊声：“儿子!可找到你了!”奶奶和二叔也嚎啕大哭。靳高科甚至出人意外地跪在儿子面前“赎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眼含泪水，只有抽泣声和相机快门声。
而克瑞斯汀则面无表情，当靳高科试图用手抚摸他的头时，他几乎是厌恶地逃开了，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这个孩子承受得太多了。”现场的志愿者小禾说。
这个几乎是奇迹般的寻亲故事，引来了美国NBC、《洛杉矶时报》等10多家中美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一刻，没有媒体愿意打搅他们重逢的时间。
大家掩上门走了出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再出来的时候，茱莉亚告诉记者，克瑞斯汀相信了靳高科的解释，他现在已经相信，那是一次不应该的疏忽，“他已经拥抱了他的亲生父母。”
人群中，最悲伤的是靳小旺。
这个面庞黑红的朴实农民，和家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记得当时家成管自己叫“爸爸”。在家成走失后，痛苦的靳小旺依靠大量喝酒麻痹自己。
他激动地说：“家成現在真长大了。他的腿毛这么多，就像一个美国人一样。”
“我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了。”靳高科讪讪地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们的错误。”
“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悲剧了。在还有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走失的小孩就被收养，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了。”茱莉亚说。现在她的小女儿也经常问她：“妈妈，我的亲生父母能找到吗?”茱莉亚无法给女儿这样的承诺，因为小女儿被发现时刚刚出生。
有数据显示，现在大约有7.5万名中国孩子被海外收养，他们在成人后可以回到故乡中国观光，但是像克瑞斯汀这样可以捕捉到个人隐秘身世的幸运儿，并不多。这其中，有多少孩子有着和他一样的遭遇，在有可能寻找到亲人的情况下，就被海外收养?
记忆和现实，在11年后拼接
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生活，在11年后拼接，两个中美家庭，因为同一个孩子而联系在一起。之后，克瑞斯汀依旧返回美国读书。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茱莉亚说，“他的根在中国。无论他将来是否决定回到中国，我都会支持他。”
因为失子长期抑郁的生母邵菊莲，不得不再次承受离别的痛。但是，对于儿子，这位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希望再与他接触，但不会强迫他回到中国来。我们不想伤害他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