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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的增长速度，为2013年中国经济画上了句号。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如果这一增长速度基本实现，恐怕将创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低点。尽管如此，一些人士对此目标能否实现仍表示怀疑。
最近几年，由于世贸红利消失，改革红利、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是不争事实。可以十分形象地说，过去36年中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问题，现在即使能够在个别年份实现，恐怕也很难持续。今年1月至2月，中国短期增长数据恰恰吻合了上述长期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17.9%，为近12年来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到11.8%，为近10年来最低。
除了周期性因素，今年经济增长还会受到几个重要事件的影响。第一是产能过剩的调整。受制于严重的大气污染，今年的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一项硬任务和一条硬杠杠。在李克强总理最近召开的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上，《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得以原则通过，在强化节能减排责任的同时，还将对完不成任务者加大问责力度，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决不放过。以河北省为例，为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今年将减煤、压钢各1500万吨，这对当地经济发展肯定会或多或少产生影响。
第二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打破。今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此前的一路上升转为下行，贬值气氛浓厚。汇率改革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小幅升值吸引了大量外资逐年流入，在增加中国外汇占款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当贬值压力和外资撤退开始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第三是地方债务清理仍在进行中，各地很难在城镇化建设投资中有大的作为。在最近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城镇化被视作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但这离不开天量资金的背后支撑。按照审计署公布的有关数据，截至去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债务总量共计17.9万亿元。从现实情况考虑，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以往明显上升，因此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家都明确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工作方针，从而加大了地方政府为城镇化建设筹措资金的难度。
第四是整治腐败行为的客观影响。打击贪污腐败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而遏制腐败消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对于中国政治清明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一个短期后果，就是造成2013年消费基数较低，随着这一工作由高层向基层的持续深入，公务消费会进一步走低。从趋势上看，这或许有利于长期大众消费的逐步复苏，但无疑会暂时影响消费扩张速度。
出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以及GDP指标本身合理性等多方面考虑，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7.5%的增长目标，应当设定更低的增长预期。但更多的分析认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只有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才能有效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定7.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承先启后、稳定预期的作用。
尽管GDP并非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完美指标，但完全忽略GDP的发展同样会使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业格局的逐步恶化、居民收入的增幅下降、公共财政的羸弱不堪等等，都不利于人民想往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实现。显而易见，今年实现7.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各方面开动脑筋、抓住要害。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以各种方式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产品的逐步普及，移动互联网可以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而言，短短九个月时间，余额宝的客户数量就已超过8000万，规模超过5000亿元，与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已经不相上下。另据报道，为解救一只眼神绝望的小猩猩，生物学家威利·史密斯发掘出一种近乎完美的生物燃料：糖棕。这种生物燃料不仅不需要使用任何农药或化肥，还能有效将阳光转化为能量，并为汽车行使提供动力。且不追究这种生物燃料是不是真的如此神奇，一旦破茧化身为新一代主要燃料，无疑将给这个能源濒临枯竭的星球带来福音。
无论哪个国家，创新之于发展的作用都十分关键。遗憾的是，我们周围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大量革命性创新并不源自国内。固然，由于我们过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模仿别人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仅能够显著降低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而且使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赶上别人。随着这种差距的逐步缩小，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自我创新将变为我们的唯一选择。为此，政府不仅需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还要积极培育适合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争取在技术创新和创新应用上实现全面突破。
还应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引领力度。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是资金需求庞大。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城镇化将做到“转移一亿人”、“改善一亿棚户区和城中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就近城镇化一亿人”，假如每个农民成为市民需要各方投资40万元，那么城镇化建设耗费的资金总额就要超过40万亿元，接近国内去年经济总量的70%。其二是“微利”甚至“无利”。换句话说，普通金融很难在城镇化建设项目中做到商业可持续，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只会积聚巨大的金融风险。
基于上述原因，财政性资金必须努力发挥先导作用。而且，在当前地方财政实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尤其需要通过上收部分事权的方式介入城镇化建设，或者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在此基础上，除了需要用好银行贷款之外，还应多方筹措资金，如通过公私合作融资（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来助力城镇化建设。目前为止，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公私合作融资模式已经很多，主要包括BOT、TOT、BOO、BTO和TOB等。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按照TOT运作模式，政府得以把建成的基础设施转交投资方经营，凭借基础设施未来的现金流，一次性向投资方融资用于新的项目建设，直至经营期满，投资方再把经营权移交政府，有效避免了BOT模式需要承包商全部承担项目建设成本和风险的弊端。 稳定消费也是确保今年7.5%左右增长目标的一个着力点。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最终来临，中国消费率不断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可不必为刺激消费而煞费苦心，通过稳定投资来确保增长目标实现依然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这决不等于可以忽视或者放弃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是随着腐败消费长期退出历史舞台，有必要适当增加一块真实的百姓消费作为替代和补充。
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为止，中国社保资金缺口大约有数万亿元之巨。弥补这一缺口，不妨多管齐下，即不仅考虑动用国企上缴利润，还应进一步考虑通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方式进行。
我们曾经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为其改制上市成功铺平了道路。事后表明，那些外汇储备并未显著造成货币二次发行或者较大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目前国内外汇储备已经高达3.8万亿美元，如果类似使用外汇储备弥补部分社保资金缺口（比如三分之一），究竟是否一定会在近期集中形成货币二次投放？或者能否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货币二次投放对通胀的瞬时压力减到很小？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而不宜再似是而非、妄下断言。
最后，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展现积极的一面。为了确保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国家安排财政赤字1.35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500万亿元。这充分表明，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伴随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步淡出，为了加强国内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今年货币政策也应做到稳中有松。
具体来说，就是要考虑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如有必要，可辅以加息对冲通胀风险），避免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成本高企（目前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一年期存款利率大致为3.3%），从而倒逼过度创新、铤而走险，增加短期流动性紧张出现的可能。
国际金融实践早已表明，尽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能够为金融市场释放流动性，但决不应当成为调节短期流动性的常规工具和有力武器；高存款准备金比率还会因为高机会成本占用银行资金而造成流动性紧张和效率损失。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发达经济体纷纷减少甚至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就是最好的注解，而美国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维持在很低水平。
中央银行在短期流动性管理方面一定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加强与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在后者针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常规监管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回购操作、短期流动性工具（SLO）和常备借贷便利（SLF）等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高效自如地在银行间市场调剂资金余缺，推动银行业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最近几年，由于世贸红利消失，改革红利、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是不争事实。可以十分形象地说，过去36年中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问题，现在即使能够在个别年份实现，恐怕也很难持续。今年1月至2月，中国短期增长数据恰恰吻合了上述长期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17.9%，为近12年来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到11.8%，为近10年来最低。
除了周期性因素，今年经济增长还会受到几个重要事件的影响。第一是产能过剩的调整。受制于严重的大气污染，今年的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一项硬任务和一条硬杠杠。在李克强总理最近召开的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上，《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得以原则通过，在强化节能减排责任的同时，还将对完不成任务者加大问责力度，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决不放过。以河北省为例，为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今年将减煤、压钢各1500万吨，这对当地经济发展肯定会或多或少产生影响。
第二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打破。今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此前的一路上升转为下行，贬值气氛浓厚。汇率改革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小幅升值吸引了大量外资逐年流入，在增加中国外汇占款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当贬值压力和外资撤退开始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第三是地方债务清理仍在进行中，各地很难在城镇化建设投资中有大的作为。在最近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城镇化被视作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但这离不开天量资金的背后支撑。按照审计署公布的有关数据，截至去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债务总量共计17.9万亿元。从现实情况考虑，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以往明显上升，因此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家都明确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工作方针，从而加大了地方政府为城镇化建设筹措资金的难度。
第四是整治腐败行为的客观影响。打击贪污腐败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而遏制腐败消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对于中国政治清明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一个短期后果，就是造成2013年消费基数较低，随着这一工作由高层向基层的持续深入，公务消费会进一步走低。从趋势上看，这或许有利于长期大众消费的逐步复苏，但无疑会暂时影响消费扩张速度。
出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以及GDP指标本身合理性等多方面考虑，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7.5%的增长目标，应当设定更低的增长预期。但更多的分析认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只有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才能有效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定7.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承先启后、稳定预期的作用。
尽管GDP并非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完美指标，但完全忽略GDP的发展同样会使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业格局的逐步恶化、居民收入的增幅下降、公共财政的羸弱不堪等等，都不利于人民想往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实现。显而易见，今年实现7.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各方面开动脑筋、抓住要害。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以各种方式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产品的逐步普及，移动互联网可以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而言，短短九个月时间，余额宝的客户数量就已超过8000万，规模超过5000亿元，与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已经不相上下。另据报道，为解救一只眼神绝望的小猩猩，生物学家威利·史密斯发掘出一种近乎完美的生物燃料：糖棕。这种生物燃料不仅不需要使用任何农药或化肥，还能有效将阳光转化为能量，并为汽车行使提供动力。且不追究这种生物燃料是不是真的如此神奇，一旦破茧化身为新一代主要燃料，无疑将给这个能源濒临枯竭的星球带来福音。
无论哪个国家，创新之于发展的作用都十分关键。遗憾的是，我们周围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大量革命性创新并不源自国内。固然，由于我们过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模仿别人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仅能够显著降低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而且使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赶上别人。随着这种差距的逐步缩小，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自我创新将变为我们的唯一选择。为此，政府不仅需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还要积极培育适合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争取在技术创新和创新应用上实现全面突破。
还应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引领力度。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是资金需求庞大。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型城镇化将做到“转移一亿人”、“改善一亿棚户区和城中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就近城镇化一亿人”，假如每个农民成为市民需要各方投资40万元，那么城镇化建设耗费的资金总额就要超过40万亿元，接近国内去年经济总量的70%。其二是“微利”甚至“无利”。换句话说，普通金融很难在城镇化建设项目中做到商业可持续，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只会积聚巨大的金融风险。
基于上述原因，财政性资金必须努力发挥先导作用。而且，在当前地方财政实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尤其需要通过上收部分事权的方式介入城镇化建设，或者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在此基础上，除了需要用好银行贷款之外，还应多方筹措资金，如通过公私合作融资（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来助力城镇化建设。目前为止，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公私合作融资模式已经很多，主要包括BOT、TOT、BOO、BTO和TOB等。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按照TOT运作模式，政府得以把建成的基础设施转交投资方经营，凭借基础设施未来的现金流，一次性向投资方融资用于新的项目建设，直至经营期满，投资方再把经营权移交政府，有效避免了BOT模式需要承包商全部承担项目建设成本和风险的弊端。 稳定消费也是确保今年7.5%左右增长目标的一个着力点。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最终来临，中国消费率不断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可不必为刺激消费而煞费苦心，通过稳定投资来确保增长目标实现依然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这决不等于可以忽视或者放弃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是随着腐败消费长期退出历史舞台，有必要适当增加一块真实的百姓消费作为替代和补充。
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为止，中国社保资金缺口大约有数万亿元之巨。弥补这一缺口，不妨多管齐下，即不仅考虑动用国企上缴利润，还应进一步考虑通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方式进行。
我们曾经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为其改制上市成功铺平了道路。事后表明，那些外汇储备并未显著造成货币二次发行或者较大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目前国内外汇储备已经高达3.8万亿美元，如果类似使用外汇储备弥补部分社保资金缺口（比如三分之一），究竟是否一定会在近期集中形成货币二次投放？或者能否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货币二次投放对通胀的瞬时压力减到很小？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而不宜再似是而非、妄下断言。
最后，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展现积极的一面。为了确保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国家安排财政赤字1.35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500万亿元。这充分表明，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伴随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步淡出，为了加强国内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今年货币政策也应做到稳中有松。
具体来说，就是要考虑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如有必要，可辅以加息对冲通胀风险），避免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成本高企（目前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一年期存款利率大致为3.3%），从而倒逼过度创新、铤而走险，增加短期流动性紧张出现的可能。
国际金融实践早已表明，尽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能够为金融市场释放流动性，但决不应当成为调节短期流动性的常规工具和有力武器；高存款准备金比率还会因为高机会成本占用银行资金而造成流动性紧张和效率损失。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发达经济体纷纷减少甚至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就是最好的注解，而美国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维持在很低水平。
中央银行在短期流动性管理方面一定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加强与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在后者针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常规监管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回购操作、短期流动性工具（SLO）和常备借贷便利（SLF）等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高效自如地在银行间市场调剂资金余缺，推动银行业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