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未来半个世纪中国最大发展机会在乡村振兴。”5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陈剑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
　　2021年4月29日，《乡村振兴促进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國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也是一部全面指导和促进乡村振兴的法律。
　　《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有何战略意义？如何理解“促进”二字深层次含义？《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后，如何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和人才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长期研究宏观农业战略和乡村发展问题的陈剑平。

《乡村振兴促进法》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宏观农业专家，您如何看待《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该法落地有何战略意义？
　　陈剑平：法律从调整的方法区分，有主体法、行为法、促进法等不同类型，《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促进法。促进的是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做些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颁布了《农业法》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种子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多部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还没有一部乡村全面发展的总体性法律保障制度。《乡村振兴促进法》是第一次为乡村专门立法，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通过科学统筹要素资源、精准有效破解需求难点来系统提升三农发展质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全局性、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周刊》 ：如何理解“促进”二字？该法的落地对中国乡村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陈剑平：我理解《乡村振兴促进法》中的“促进”，就是促使前进，也就是加快推动的意思。
　　《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的促进对象，不仅涉及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还包括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和乡村物流、电子商务等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
　　“促进”深层次含义涵盖的不仅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还包括了农村社会生活和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明风貌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善。其目标不仅体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还体现在农民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综合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所以《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法律规定，也就是全方位的促进。
　　此外，乡村振兴涉及部门多、关联人群广，任务难且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久久为功。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过程中，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需要在党中央的全局统筹谋划下，稳步推进。过程中可能需要不断地优化、完善，需要各个系统、不同部门积极主动地协同。我理解这里的“促进”，不仅仅是规范，更多的是推动，是引领，是方向，体现了务实性和前瞻性。
　　《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的制度措施，既包括各级政府的职责和监督检查的范围，也明确了具体的扶持手段。这些规定，对于扎实、持续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揽子的制度规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在整体上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乡村振兴要让村民成为参与主体

　　《中国经济周刊》：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如何界定政府及市场的边界？怎么理解您提出的乡村运营战略？
　　陈剑平：《乡村振兴促进法》能够落地实施，关键是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
　　目前看，乡村振兴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各种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市场的作用还有潜力可挖，虽然一些大型工商资本已经开始投向农业，包括建了很多美丽村庄、农旅项目等等，在点上已有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但在线上、面上还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发展逻辑，并且当下的实践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乡村参与不足，二是农民参与不足。
　　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是“用市场化的方式振兴乡村”，主体任务就是“运营村庄”，也就是把村庄整体作为一个主体来运营，乡村在产业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领域，都有巨大丰富的潜力可待挖掘。近年来，我们与乡村干部一起研究村庄如何运营，尝试以市场化的方式让基层、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也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的优先享有者、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主动宣传者。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产业的再造、生活的再造、生态的再造和服务的再造，再造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重塑，是优化，是提升，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和替换。过程中，需要党委、政府、科研院所、工商企业、金融保险机构以及农民和市民的各方协同，缺一不可。
　　从我们的研究实践来看，政府的统筹引领是第一位的，在顶层设计、制度供给、资源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大戏，我们要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科学、有序进入乡村，用商业化的模式，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来源问题、经营主体的培养问题和经营效益的实现问题。
　　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的振兴，还是人才的振兴，最终都落在运营上。适合乡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有哪些？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的产业到底有哪些？这些产业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是什么？由谁来评价更合适？这些都需要好好地规划与设计，不能从城市照搬照抄，不能从过去照搬照抄。

“切忌用建设城市的方式建设乡村”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解决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和人才？
　　陈剑平：虽然国家投入“三农”的资金已经不少，但是乡村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量资金，即使进一步提高政府投入比例，但光靠财政的钱依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财政投的钱更多的是兜底和基础保障，起到的是战略引导作用，还是需要有批量的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介入，才会真正激活整个投入机制。但社会资本的投资是需要合理回报的，所以当前需要建立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的进入和退出通道机制，并且，对乡村振兴类项目的风险评价体系、投资收益机制要进行系统优化和完善。在国家投入和工商资本投入之间，建议积极发挥乡村振兴类基金的作用，这一类基金，既有战略担当、宏观视野，也有专业的商业逻辑和运营能力。
　　《中国经济周刊》：建设城市和建设乡村的区别在哪里？
　　陈剑平：近些年，每年国家投入“三农”的资金在逐年增加，相信《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后，财政的投入还会不断增加。我们在村庄调研中看到，这些年政府在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教育卫生、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大量投入，乡村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的获得感很强。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也发现，部分公共设施可能适合城市，但不适合乡村，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切忌用建设城市的方式建设乡村。建议各级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不能凭着为乡村服务的好心来想象乡村需要什么，而是要沉下去，发现真问题、找到真需求、提供真服务。
　　乡村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不足，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帮扶对象，短期内无法成为专业人才，一些诸如大学生村官、志愿者服务等临时性人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利用市场化机制，建立清晰稳定的运营村庄商业模式，鼓励一批有情怀、有能力、受过专业教育或专业训练的人，专职投身乡村振兴事业，这才是解决乡村振兴人才不足的根本措施。
　　责编：姚坤[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