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眼看到杨麟玄的书画作品时，脑海中闪现的词语是“勤奋、执着与敏学。”
　　其绘画以文人雅士、道释绘画为主，在道释绘画中常常表现的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修行面壁十年的达摩、降妖除魔的钟馗和相貌迥异的十八罗汉等题材。就连书法也不是人们常熟悉的真、草、行、隶等书体，而是难辨度极高的篆书。这些书画作品无论工写都无处不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元素的气息。即便是一组用水彩画技法与中国工笔重彩法相结合所描绘的动物画中，它们生动可爱、萌态可掬，眼神中体现出的急待人们呵护、关爱的神情，看到这些蕴意深刻的作品，似乎是她这个年龄难以体悟出来的。为什么她对传统绘画如此热爱，又是什么原因，让她在表现动物画时选择了与她熟悉的传统绘画迥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带着好奇，我向她提了上述问题。她的回答直率且真诚，拉开了我的思绪。
　　让我想到著名画家丰子恺与其师李叔同的故事。1927年弘一法师（李叔同）云游至上海，丰子恺在家中拜弘一为师，并商量两人合作完成《护生画集》一事。1929年弘一法师五十岁寿辰，丰子恺完成了所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法师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位居闽南，1939年，丰子恺为纪念老师六十岁生辰，画护生画六十幅，寄往泉州。弘一法师见画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回信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收到此信，回复到：“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就是这一句话，让丰子恺用46年（1927年-1973年）完成了对老师的一诺。他说：“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
　　 “頑童一脚踏死数百只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护生画集》和这段传话影响广远。
　　中国画在抒情的同时，也没有忘怀“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中国画画家在创作时将自身的真情实感融入到艺术作品中，去展现自己的思想。
　　杨麟玄受家学的影响，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小耳濡目染，浸润在艺术的滋养中。她能一口气讲出众多东西方艺术家和品读其作品，这种从小就涉猎的艺术知识面，为她今天的创作开启思想的闸门，也指明了创作的方向。
　　她说吴昌硕书画辨识度非常高，是因为其气，她深深明白“气壮则画壮，气弱则画弱，技弱尤可练，气弱不可修矣！”的道理。
　　中国画艺术十分看重对“气”的修炼，讲“堂堂正气”“书卷气”“接地气”，其实一句话讲的是做人，“德高艺高”“画如其人”。
　　她对用笔苍劲，大气奔放的徐渭，简笔潇洒、率性干练的石恪、梁楷也是深爱有加，“着墨敷彩不多，寥寥数笔、生动传神，画繁容易画简难，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风格。”对融汇中西的全才画家高剑父，她更是推崇备至，这也为她的动物画创作风格提供了传统与时尚的思考。
　　对于为什么选择篆书来进行书法学习，她是这样描述的，她喜欢李斯《峄山碑》的书形、结构及书写之美。“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这种“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相统一，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在学习和创作中，她除了要求自己表现技巧的提高外，更讲究精神气质的历练。她试图通过其作品向人传递出她对待传统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和生活中的一些困惑与思考，如在她画动物画时，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人为什么可以以任何借口抛弃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曾带给他们欢乐和慰藉的小猫小狗们。
　　其实，这个世界，又怎只有人与动物之间需要关爱，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又何尝不是呢？
　　著名画家李自健曾举办过题为“人性与爱”的多国巡回展，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幅名叫《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今天，世界上仍然还有一些人打着人道主义幌子，干着践踏人权致使生灵涂炭的事情，他们的罪行岂不是更加地令人发指吗？社会在进步、人类在发展，共建文明的国际社会，共享人类的幸福和平，这才是人类永久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