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