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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年的最後一個月，於澳門而言，集回歸祖國紀念日、聖誕節、冬至等傳統佳節於一身的特別月份。而今年尤為特殊的是，值“一二·三”事件爆發五十周年，本澳多個團體機構舉辦多埸紀念活動，儘管未引起官方和坊間政治團體的積極回應，但從事件對澳門的影響來看，值得將這一段史實加以分享，並反思其於澳門的意義及後果。
回看50年前“一二·三”事件爆發，澳門淪為“半個解放區”；50年後，中央肯定澳門為“一國兩制”實踐的熱土……歷史告訴我們，“福地”澳門從來就是與國家共榮共存。然而，提及“一二·三”事件，除了一部分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居民，相信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士或未曾聽聞，或略有印象，或一知半解。事實上，今時今日，由前輩所撰寫的涉及澳門歷史題材的文稿已買少見少，更何況歷來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甚不願公開討論這一定性為敏感事件的歷史，瞭解到這一層，有關民間自發的由專家學者發起、具公信力的紀念活動，難能可貴。
我們來看看五十年前“一二·三”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曾於《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一書首先公開有關“一二·三”事件學術論文的學者，同時也是首位公開討論“一二·三”政治禁忌的記者——譚志強博士在澳門月刊發表了《澳門一二·三事件五十周年的反思》一文，開門見山指出“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梁威林和祈烽發動的澳門‘一二·三事件’，現在已經是剛剛邁進五十周年了。”在譚看來，這場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震波引起的，在種族矛盾比較強烈的澳門上演的群眾性事件，是由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發動的。而這個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當時被視為港澳兩地的中聯辦，身份和地位非同一般尋常角色。由彼及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何一埸坊間建校風波，可迅速發展為一埸席捲澳門的紅色政治風暴，足以催毀本就積弊己久的澳葡政府，及一夜間把澳門變天為“半個解放區”，並促成澳門獨特的政治生態局面，且延續至今。
人們常說，閱讀歷史，是為了借古論今，及探索對當今現實的意義。一起來看看譚博士所描述“一二·三”事件是怎樣發生的：“11月15日，一批工人和群眾到坊眾小學現場，動手拆除已成危樓的幾棟舊屋，被海島市政廳召警員阻止，強迫停工，先是對峙，後而動武，最後演變成一場澳門警員打傷34人，並拘捕了5名群眾的‘氹仔坊眾小學事件’”。“事件發生後，在‘五人工作小組’的組織策劃下，中共‘港澳工委’一方面在幕後指示《澳門日報》等左報對澳葡當局口誅筆伐，一方面動員群眾儲存武器隨時準備與澳葡當局‘武鬥’，一方面向中共廣東省當局尋求支援，對澳葡當局來個內外夾擊。”“‘一二·三’事件前後後拖了兩個多月，澳葡當局共打死了華人市民8人、打傷212人，逮捕62人。為此葡方不但要認罪賠禮、懲辦有關官員（即施維納、傅基利、顏端尼、晏德地），賠償喪葬撫恤醫葯等費用共葡幣205萬8，424元，釋放了所有被捕人士與取消有關檔案，還允許了氹仔居民繼續建築校舍……”
由譚博的專題研究稿件，還看到如下有關“一二·三”事件對澳門影響的描述：“自‘一二·三’事件結束後，這些葡人官員公然勒索華人的情況便不再重現，而且，當發生某些與市民切身利益有關的重大事件，只要工聯會、街坊總會、歸僑總會、婦聯等團體出面，澳門政府有關部門也往往能很快解決，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樣拖拖拉拉。”“在澳葡當局幾乎被架空的情形下，代表中共‘澳門分工委’的‘南光貿易公司’成了澳門的太上皇，令一般外商對澳門實在提不起多少投資興趣，內資也大量撤出澳門，澳門的工業發展更形緩慢。”由此，不難看出“一二·三”對澳門的影響是一把雙面刃，從不同主事者的角度來看， 主觀感情色彩就有異，結論自自而然也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深入一層地看，當年“一二·三”事件的結果若呈相反方向發展，澳門的今天會怎樣？可能今天的澳門比香港更混亂，當然，亦有可能是塞翁失馬，澳門或許1960到1970年代就如港台般趕搭上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順風車”，而走上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之路，那么，今日澳門之政治生態又會是另一個結局了。
而在總結部分，譚博士指出：只是一件普通的“警民衝突”，逐步上升為一場澳門中葡居民之間的“種族衝突”。“一二·三”事件應是一場將內地的“文革”鬥爭奪權模式，移殖到澳門上演，最後還禍及香港及東南亞的“歷史悲劇”。當然，為免斷章取義，筆者的觀點，也不必盡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二·三”事件徹底削弱了當時澳葡殖民地政府的權威和管治，此消彼長，大大助長了澳門華人團體的自治力量，並逐漸百花齊放，發展至澳門華人傳統利益集團主宰澳門社會事務的局面。我們透過學習和瞭解“一二·三”事件，可明白“一二·三”事件如何令澳葡政府步向無為而治，一度更主動向內地政府交出澳門管治權……
彈指一揮，五十年相當於半個世紀之久，為何在今日澳門，“一二·三”事件仍被很多主流媒體視為無物，原因何在？有人說，真相可能大大顛覆了當下的主流價值，令本澳難得的社會和諧成果受到影響，令本澳管治力量形象褪色。持這種說法，顯然有點愚昧至極，何出此言？以史為鑑是為了學習和借鑑前人所走的路，以之為未來前進的基石。“一二·三”事件為澳門歷史之一部分，註定其永遠與澳門同在，這是不可迴避的客觀事實。
回看50年前“一二·三”事件爆發，澳門淪為“半個解放區”；50年後，中央肯定澳門為“一國兩制”實踐的熱土……歷史告訴我們，“福地”澳門從來就是與國家共榮共存。然而，提及“一二·三”事件，除了一部分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居民，相信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士或未曾聽聞，或略有印象，或一知半解。事實上，今時今日，由前輩所撰寫的涉及澳門歷史題材的文稿已買少見少，更何況歷來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甚不願公開討論這一定性為敏感事件的歷史，瞭解到這一層，有關民間自發的由專家學者發起、具公信力的紀念活動，難能可貴。
我們來看看五十年前“一二·三”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曾於《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一書首先公開有關“一二·三”事件學術論文的學者，同時也是首位公開討論“一二·三”政治禁忌的記者——譚志強博士在澳門月刊發表了《澳門一二·三事件五十周年的反思》一文，開門見山指出“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梁威林和祈烽發動的澳門‘一二·三事件’，現在已經是剛剛邁進五十周年了。”在譚看來，這場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震波引起的，在種族矛盾比較強烈的澳門上演的群眾性事件，是由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人發動的。而這個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當時被視為港澳兩地的中聯辦，身份和地位非同一般尋常角色。由彼及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何一埸坊間建校風波，可迅速發展為一埸席捲澳門的紅色政治風暴，足以催毀本就積弊己久的澳葡政府，及一夜間把澳門變天為“半個解放區”，並促成澳門獨特的政治生態局面，且延續至今。
人們常說，閱讀歷史，是為了借古論今，及探索對當今現實的意義。一起來看看譚博士所描述“一二·三”事件是怎樣發生的：“11月15日，一批工人和群眾到坊眾小學現場，動手拆除已成危樓的幾棟舊屋，被海島市政廳召警員阻止，強迫停工，先是對峙，後而動武，最後演變成一場澳門警員打傷34人，並拘捕了5名群眾的‘氹仔坊眾小學事件’”。“事件發生後，在‘五人工作小組’的組織策劃下，中共‘港澳工委’一方面在幕後指示《澳門日報》等左報對澳葡當局口誅筆伐，一方面動員群眾儲存武器隨時準備與澳葡當局‘武鬥’，一方面向中共廣東省當局尋求支援，對澳葡當局來個內外夾擊。”“‘一二·三’事件前後後拖了兩個多月，澳葡當局共打死了華人市民8人、打傷212人，逮捕62人。為此葡方不但要認罪賠禮、懲辦有關官員（即施維納、傅基利、顏端尼、晏德地），賠償喪葬撫恤醫葯等費用共葡幣205萬8，424元，釋放了所有被捕人士與取消有關檔案，還允許了氹仔居民繼續建築校舍……”
由譚博的專題研究稿件，還看到如下有關“一二·三”事件對澳門影響的描述：“自‘一二·三’事件結束後，這些葡人官員公然勒索華人的情況便不再重現，而且，當發生某些與市民切身利益有關的重大事件，只要工聯會、街坊總會、歸僑總會、婦聯等團體出面，澳門政府有關部門也往往能很快解決，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樣拖拖拉拉。”“在澳葡當局幾乎被架空的情形下，代表中共‘澳門分工委’的‘南光貿易公司’成了澳門的太上皇，令一般外商對澳門實在提不起多少投資興趣，內資也大量撤出澳門，澳門的工業發展更形緩慢。”由此，不難看出“一二·三”對澳門的影響是一把雙面刃，從不同主事者的角度來看， 主觀感情色彩就有異，結論自自而然也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深入一層地看，當年“一二·三”事件的結果若呈相反方向發展，澳門的今天會怎樣？可能今天的澳門比香港更混亂，當然，亦有可能是塞翁失馬，澳門或許1960到1970年代就如港台般趕搭上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順風車”，而走上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之路，那么，今日澳門之政治生態又會是另一個結局了。
而在總結部分，譚博士指出：只是一件普通的“警民衝突”，逐步上升為一場澳門中葡居民之間的“種族衝突”。“一二·三”事件應是一場將內地的“文革”鬥爭奪權模式，移殖到澳門上演，最後還禍及香港及東南亞的“歷史悲劇”。當然，為免斷章取義，筆者的觀點，也不必盡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二·三”事件徹底削弱了當時澳葡殖民地政府的權威和管治，此消彼長，大大助長了澳門華人團體的自治力量，並逐漸百花齊放，發展至澳門華人傳統利益集團主宰澳門社會事務的局面。我們透過學習和瞭解“一二·三”事件，可明白“一二·三”事件如何令澳葡政府步向無為而治，一度更主動向內地政府交出澳門管治權……
彈指一揮，五十年相當於半個世紀之久，為何在今日澳門，“一二·三”事件仍被很多主流媒體視為無物，原因何在？有人說，真相可能大大顛覆了當下的主流價值，令本澳難得的社會和諧成果受到影響，令本澳管治力量形象褪色。持這種說法，顯然有點愚昧至極，何出此言？以史為鑑是為了學習和借鑑前人所走的路，以之為未來前進的基石。“一二·三”事件為澳門歷史之一部分，註定其永遠與澳門同在，這是不可迴避的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