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抗战之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日冲突，一度也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对于和平的努力，他认为“无妨一试”，并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所以也被戴上“主和派”的帽子。但是从“八·一三”沪战后，尤其是1938年9月出任驻美大使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胡适开始由主和转而主战，他到处发表演说，宣扬中国的抗战决心，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到任后发表的第一篇演说，题目便是《日本侵华之战》（Japan’s war in China）。但他过去鼓吹和平的“老样子”，仍盘旋在人们的印象中，便有某些人抓住他演说中的一两句话，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捕风捉影，讥讽他“曲解和平”、“没有抗战之决心”，更以“破坏国策”的罪名相加。对此，高宗武给一位朋友写信替胡打抱不平，他说：“适之先生并没有什么消极的表示，他是一位无条件爱国者，而具备大无畏的精神，因此他的言论也许会被断章取义者所曲解。”为了协助胡适演说的需要，高宗武答应胡大使写一份对日宣传的提纲式材料，但有一个请求，“请先生为此事保密”。胡适答应了。
　　很快，高宗武成稿三千余字，题名《关于对日宣传事项》，立即寄奉胡适先生，并附一简信：
　　
　　适之大使阁下：
　　这个题目颇不易做，学生大有不能交卷之势，现在只好就我所想到的几点写出来，通不通，能用或不能用，谨请阁下决定。
　　宗武
　　1941年9月12日
　　
　　现将高宗武撰写的这个材料抄录于下：
　　
　　自1937年7月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政府对外国出版物之输入、取缔更严。日本上下国民除阅读曾经日本政府检查之出版物外，其他外国之出版物颇难到手。闻1937年秋，中日战事发生未久时，中国上海出版之英文报纸，日本国内一般人皆视为珍品，每日每份最少索价一元方能买到。其国内知识分子及一般国民欲读外国报纸之热心可想而知。同时其苦闷之情绪，亦不言而喻。在另一方面，政府取缔越严，其结果则一般人之好奇心越盛，故若能利用此种大众心理，施以适当之宣传工作，其收功必大，余以为对日宣传，可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利用出版品，如小册子等等，向日本国内及其“九·一八”以来之军事占领区域传递，一部分可利用短波无线电，向日本各地不断广播。出版物输入日本虽然较困难，然少量的间接的输入似当非绝对不可能之事，尤其上海一地华洋杂处，日本人出入其地者为数不少，若以该处为对日宣传之中心地点，便利自多，惟印刷品最好用日文，以各种不同之方式印刷寄递之，短波广播最好用日语，盖日本国民能读外国文字者为数既不多，而能听得懂外国语者则更少也。兹将关于对日宣传事项应宜注意之点，就管见所及分述如左：
　　一、宣扬民主政治之根本精神
　　日本在上次大战完了时民主思想颇盛，惟为时不久，全国被军国空气所弥漫，民主政治之思想不复存在，因之日本国民对民主政治之精神殊多隔膜，或因过去日本议会政党政治之腐败而归咎于民主政治者。故现在对日宣传，第一务须唤起日本国民对民主政治之兴趣而善导之，同时须宣扬民主政治根本精神之所在，使日本国民明瞭此项民主国家对轴心国家作战之真义。
　　二、宣传美国之和平外交政策与平等建国精神
　　年来日本国民被军国思想所蒙蔽，一般国民于不知不觉中相信军事万能者大有其人。同时日本军阀为引起国民之排外心理计，时时刻刻作种种不利于其假想敌国之宣传，尤其以对英对美为最甚，对于美国之和平的外交政策，平等的建国精神一般不甚了解，且最近之美国各种情形无从得知，故此刻美国当局似有对日本国民宣扬之必要，尤其应致力于宣扬美国和平外交政策对人类及国家之福祉。
　　三、宣传世界各国反侵略之情绪
　　日本现在报章所载之消息以有利于轴心国家之新闻为主体。所有世界反侵略之情绪一概略而不详。日本国民亦相当苦闷，故若能以现在世界反侵略之新闻供给日本国民，必为一部分日本国民所欢迎。
　　四、揭破纳粹利用日本之阴谋
　　德意志之于日本乃完全利用主义，日本之于德意志亦毫无所爱，此中关系非常微妙，应一一揭破之，减低日本国民对德意志之信仰而生思想上之转变。
　　五、揭破日本少壮军人之专擅
　　日本现代政治之支配权完全操在陆军校官之手，知其内幕者皆名曰“陆军科长政治”，换言之，即日本政治之支配权在于陆军，而陆军之支配权决之于科长阶级。例如余数年前即亲聆日本陆军部军务科长影佐（Kagesa）上校面告渠必拥松冈（Matsuoka）担任外长，近卫（Konoye）再组内阁，后来不出一年半，其所言果然实现。其他如政客之拉拢，少壮军人出入于待合室者，乃极普通之事。此种情形日本国民不尽知之，若能一一道破之，则必引起相当反响。
　　六、揭破日本在华所树傀儡政府之失败
　　日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大用其傀儡政策，尤其自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人对其国内之宣传，不曰在华占领区之广大，即曰中国事变可以利用傀儡政权逐步结束，例如阿部内阁时谓中国事变可由汪精卫解决之，汪政权成立之日即中日战争结束之时。盖日本国民期望结束事变之心理甚切，非此不足以安定人心。嗣后恐所言不能兑现，失信于国民，复设法修正之，以致前后言行全不一致，为人所攻击。实际上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人所树立之傀儡政权，大大小小者不知几何，其时间最长者，如华北傀儡政权，有在三年以上者，而中日事变之结束仍遥遥无期，日本国民已由极端怀疑而至怨恨，若能将日本军人与中国之堕落腐化分子狼狈为奸之内幕，暴露于日本国民之前，则必为日本反战者所喜闻，同时日本军阀与占领区内之傀儡，根本彼此不相信，彼此怨恨之情形，亦可一一公开之，至于自由中国抗战阵容之坚强，尤有在日本内部宣扬之必要。
　　七、集中攻击坂垣系之军人
　　中日事变继续四年之久而仍无解决之眉目，日本国内生活日高一日，壮丁入伍，物资缺乏，一切内外之困难情形与日俱增，军人在日本民间之威信已失去大半，任何日本国民皆知日本国内外一切不自然之政策与现象，皆日本军人所造成。日本陆军军人中之最握实权者莫过于坂垣征四郎（Deishizo Qtadaki）。现板垣自居朝鲜军总司令，派其部下东条中将为陆军部长，其同班学友土肥原（Doihaza）大将为航空署长，所有日本军部之要职，皆为板垣一系所把持，现在之日本政府无异于代表贵族之近卫文磨（Fumimaro Konoye）与代表军部之板垣征四郎相结合（板垣为第一次近卫内阁之陆军部长）。近卫之意欲拉板垣以制少壮军人，行其“百面美人”之政策，板垣之意则在挟近卫以制国内贵族元老重臣中之反对军部者，结果当然近卫之目的失败，板垣之策略成功。此种情形，日本政界内层知之甚明，故欲攻击日本之武阀政策，以攻击陆军之板垣系收功最大，最易引起各方面之同情，一则“九·一八”以来之侵略政策几全部为板垣所主使，功魁罪首，皆是板垣，二则日本军部中之反对板垣者颇不乏人，若再加外来攻击，较易动摇。
　　八、暴露日本各派意见之不统一
　　日本内部意见之不一致，实为现代政治上所鲜见。各界有各界对国策之意见，例如谨就军部论，姑无论陆海军之意见不能一致，即谨就陆军部分论，中央军部与前方作战军部意见往往不能一致，而前方作战部队中亦各因其所管地域之不同而各持异议，往往以极无关重要之问题而相持至数星期而不决者，已有甲地军部执行而乙地军部妨碍之者，此种情形似应使日本国民知之。
　　九、注意日本之情报
　　搜集日本情报亦为对日宣传之重要工作，此所谓对症下药也，例如无线电话之宣传。最重要者，须先知日本无线电话中每日所报告者为何种消息，而后设法更正之或反驳之。惟日本参谋本部历年训练军人、新闻记者、传教师、大学教授、医生、旅馆主人等，分别供给各国情报员所乐闻之情报，而从中利用操纵，做其反间谍之工作，此不可不察也。
　　十、确定民主国家必胜之理论以及英美合作到底与战后维持世界和平共谋人类幸福之决心
　　日本国民众多重视英美，心理上亦相当畏惧英美，对英美之经济力量更视为无法竞争，日本大学教授中有亲告余云，日本人只知攻击中国依赖英美，而实际上日本之依赖英美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实业界对此点更不能否认，而军部中人亦承认以日本之经济力量无法建设其所谓东亚新秩序。同时竟亦有梦想与英美暂时妥协，利用英美之经济力以遂行其目的者。一言以蔽之，目前之日本不论任何方面，皆以为日本不能与英美冲突，换言之日本今日仍彷徨于十字街头，若能于此刻断然向日本国民表示英美之决心，实为最适当之时期。
　　十一、避免攻击日本国体皇室等。日本一般人常常自耀其国体，日本教育方针奉皇帝为无上至尊，神圣不可侵犯，故一切宣传材料攻击日本政府则毫无关系，但以避免伤及日本人所自耀之国体与皇室为上策。
　　十二、避免伤及日本整个民族。日本人常自称为天孙或大和（Yamato）民族，虽所传毫无依据，但建设民族自尊之心理亦为日本教育方针之一，况日人量狭而性躁，若有人伤及其整个民族者，势易激起反感而达不到宣传之目的。
　　十三、避免伤及日本整个陆军或海军之军誉。日本军人相当自负，谈话之间皆自称陆海空军之一兵一卒皆属天皇之私物，任何人不能侵犯，虽此种浅见，无足轻重，但做宣传工作者，一方固可尽量揭破日本军人之腐化或专擅等事项，然最好以某一部分某一系为限，以勿涉及日本之整个军誉为佳。
　　十四、力避批评日本人之风俗习惯。日本人确有其可笑不自然或其他习惯，然若有外国人讥讽之，必认为奇恥大辱，发生反感，不仅如此，在宣传工作中最好赞许日本人所自称之良风美俗几声，则易见效。
　　以上诸点，皆偶然个人所想及者，既无系统，亦未必适用，不过聊供参考耳。
　　
　　后来胡适在美国各地作巡回演说，参照高宗武写的《宣传事项》，对日本军阀大张挞伐，强调中国抗战是为全球民主而战，并痛斥日本侵华罪行，引起美国人民的共鸣，同时也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以及对胡适的个人攻击。东京《日本时报》的一篇专电称：“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大选年，公开作巡回演说，激发美国群众的仇日情绪，引导美国进入战争危境……实为危险之事。”
　　胡适在美国积极坚定的抗日行为，引起日本人对他的仇视与厌恶，把他看作是“排日的煽动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胡明先生说：“通观整个日本学术界，几乎没有一个研究胡适的人！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的研究队伍拥拥簇簇跻跻跄跄，形成了尖锐的反差——恐怕日本人至今仍把胡适当作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是挑起日美太平洋大战的‘煽动家’。”（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第209页）惊愕之余，甚为日本学界悲叹！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的演说对于策动美国民间舆情已发生实际影响，而高宗武之幕后襄助似不可湮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