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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嘉年华》的导演文晏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该片以女童被性侵为题材，讲述两名女童遭性侵之后的处境，她们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遭受二次伤害。《嘉年华》的导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选择这一冷门题材拍摄，希望能获得大众关注，促进这类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除此之外，《嘉年华》还有一类弱势群体不可被忽视，那就是“黑户儿童”小米，她无父无母，独自在异地他乡漂泊流浪。导演未对其悲惨遭遇作详细介绍，但小米是破获性侵案的关键人物，她的成长和选择是导演的希望所在。
一、被压抑的受害者
《嘉年华》讲述了一个女童被性侵的故事，但导演关注的不是性侵本身，而是女孩被伤害后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电影中存在立场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方是被压抑的受害者以及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人;另一方是加害者以及与加害者为伍的为虎作伥之人。
影片中，实施性侵的刘会长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而且人脉甚广，可谓树大根深，以他为中心的警察、医生等人物组成了加害者群体，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但他们包庇、纵容加害者，妨碍司法公正，破坏社会秩序，让受害者难以维权，亦是社会的蛀虫。而观众跟随王队长（被刘会长收买）的调查轨迹，可以发现此类事件屡见不鲜，相关人员的遮掩手法更是轻车熟路：宾馆经理事先将与案件相关的监控视频删除，宾馆服务员对此事缄口不提，甚至作伪证说从未在宾馆见过刘会长。电影的表现手法非常简洁，需要观众将诸多细节联系起来才能察觉其中的恐怖之处，可谓“微言大义”。宾馆工作人员的圆滑表明他们非常清楚案件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而他们能做的只是忍气吞声，力求自保，甚至不需要有人来威胁他们，他们便自动站在加害者一边，明哲保身。这种冰冷的现实令人绝望，但更令人愤怒的是当受害者方的郝律师向王队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逮捕刘会长时，加害者使出了更恶劣的招数，他们买通医生让其作假证，在媒体面前宣布小文和新新并未被伤害。这一招釜底抽薪抹杀了事实，将受害者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她们不仅得不到公正，还会被诬蔑为栽赃社会名人，刘会长不仅在法律方面断了被害者的维权之路，还在社会舆论上打压她们，让她们难以翻身。面对狂风暴雨式的打击，两个年仅12岁的懵懂女孩能做什么呢？她们只能如浮萍一般在风雨中飘摇。
被伤害的女孩有两个，一个叫小文，一个叫新新。导演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小文身上。小文身处离异家庭，跟随母亲生活，母亲爱跳舞，经常夜半不归;她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内心缺乏安全感，而这样的孩子在心理上大多依赖年龄较大的人，渴望获得关注和保护。影片中有一重要细节——刘会长是小文的干爹，刘会长曾是小文父亲的上级，小文父亲为了和刘会长拉近关系，所以让女儿认刘会长为干爹。小文心里是信任这个干爹的，所以愿意跟他走，但随后遭到的伤害是她始料未及的。影片中小文遭到伤害后，不敢声张，眼神空洞、麻木，内心极度恐惧，她心中对长辈的信任和崇拜已然坍塌。
小文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伤害后，坚定地站在小文身边，想为她讨回公道，但是她对小文的态度却并不合适。任何一个遭受伤害的人都需要安慰、理解和鼓励来平复创伤，更何况是小文这样心灵脆弱的孩童，但小文妈妈害怕他人的指指点点，转而将内心痛苦发泄在小文身上。影片中有一处细节，当小文伤害案立案后，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小文的事，妈妈便不敢出门，买菜也是指使小文去——人言可畏，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反思自己，面对受害者，对她们友善一些才是惩恶扬善的正确方向。影片中，小文不仅要承受外人侧目，还要承受妈妈的误解与伤害——妈妈毁坏了她的裙子，剪掉了她的头发。女性在性侵事件中总是处于弱势，社会舆论更多是对女性提出批评和指责，要求完美受害者，而即使是受害者的亲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妈妈就认为是小文漂亮的裙子、美丽的长发，这些鲜明的女性特征为她带来了灾祸，她认为只要毁掉、藏起这些美好的、吸引人的特质就能保护小文。然而她不知道这种想法实质上是对小文作了有罪论定。
二、符号隐喻——被观看与被规训的女性
电影是视觉性艺术，其语言是镜头，导演将一个个镜头拼贴、组合起來，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达思想，《嘉年华》的导演在影片中通过镜头向观众呈现了大量的符号，以此隐喻现实。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即能指;一是深层含义，即所指。符号的所指是符号的核心，是符号的意义所在。所以只有深入解读《嘉年华》中符号的所指才能明白影片的内涵。
梦露的塑像在影片中反复出现，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符号，也是解读该片的关键意象。梦露塑像第一次出现时，是用电影的女主角之一——小米的视角来呈现的。女明星梦露一直以性感著称，她是男权文化中被观看、被规训的客体，男性带着征服性的目光凝视着她，将她塑造为性感女神。当然，在男权文化中，被规训的不止梦露一人，而是全体女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性会梦想着成为梦露，幻想成为梦露后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小米也不例外，她仰视巨大的梦露塑像，并拿起手机拍照，想要留存下这一美丽的形象。影片有一处不可忽视的细节——小米拍下了梦露的裙底，这是对女性隐私的窥视;此处暗示着女性在长期被观看、被规训的文化中，已经养成了和男性相同的习惯和态度，那就是对女性隐私的窥探，尽管小米是个小女孩，但她亦在耳濡目染中，习惯了对女性的凝视。
梦露的雕像第二次出现于小文离家出走时。小文被伤害后，母亲剪掉了她的头发，她备受打击，遂离家出走。小文离家时带走了自己养的小金鱼，金鱼象征着美好的事物，电影借此表现出小文的天真、烂漫，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世界的善意，如此纯真的心却被狠狠伤害，反衬出加害者的恶毒。小文离家后去了梦露雕像处，她在这里感到平静、安全。梦露是离小文非常遥远的人物，她们之间不可能有交集，小文却把梦露这里当作栖身之处。事实上，两人都是被流言蜚语所缠绕的人，梦露一生活在各种流言之中，被人贴各式各样的标签，小文此时也正被别人议论纷纷，二人同病相怜。梦露一生为留言所害，不得安乐，那么小文呢？小文能突破流言的困扰，重新找回快乐、找回正常的生活吗？这是导演抛给观众的问题，亦展现了导演的诉求，她关心女孩的成长问题，希望社会能注意到小文这样的女孩，了解她们的痛苦和所受的伤害，帮助她们走出阴影。 《嘉年华》在国外上映的英文名是Angels Wear White，可譯为穿白裙的天使，白裙子在影片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白色是纯洁的，但也是易被污染的，是脆弱的。小文被伤害时穿的是白色校服，代表着纯洁被损害。在影片结尾，小米穿着美丽的白裙子，本来在房间中等待买主，但是当她听到小文案的嫌疑犯将被起诉，警察王队长、作假证的医生都被处理时，她决定离开，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她带着莉莉送的绿色耳环从那个囚笼一般的房间逃走了。莉莉是小文的同事，二人有些交情，小文带着绿色耳环逃走，代表着她携带着女性同伴的友情，勇敢地摆脱被出卖的命运，尽管前途未知，但她不愿随波逐流，决意闯荡一番。当小米骑着电瓶车在公路上疾驰时，白裙随风飘舞，此时白色不再是脆弱的象征，导演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白色代表着重新开始，代表无限的可能性，小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尽情挥洒，将自己纯白的人生装扮得靓丽多彩。
三、《嘉年华》的社会学思考
电影的片名非常浪漫，“嘉年华”给人的感觉是喜悦、欢乐的，正如这个世界的表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时代，看上去光鲜、热闹、繁华，是一个享乐的时代。大多数人不会去注意“嘉年华”背后的阴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发生过什么。
《嘉年华》的主题是反性侵，这样的主题决定了影片是压抑的，导演的镜头始终追踪人物的情绪变化，将他们的无助、悲痛展现出来，令观众感到巨大的压抑。但导演足够克制，并未刻意渲染受害者的痛苦来激起观众的愤怒，所以影片叙事相对冷静、平稳。“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嘉年华》批判了荒诞不公的社会现实。文晏并没有对刘会长等人口诛笔伐，引发观众的憎恶，而是对施暴者仅给予符号性的描述，他们仅仅作为罪恶世界的代表，撕开了病态社会的伪装。”[1]电影的这种风格有助于让观众静下心来思考片中人物的遭遇和电影的主题，当观众开始思考影片的内涵，思考每个个体应该为这样的事情做些什么，思考家庭教育、社会机制、法律该如何完善时，影片便发挥了它的社会学意义。
影片中，受害者小文的家庭教育很成问题，母亲不理解她，对她不够关爱，让小文一直处于缺爱的状态。母亲连让小文依赖自己、信任自己都做不到，更遑论在小文受到打击时给她安慰和信心了。小文的父亲，传统中应该是子女的保护者，但他是一个小人物，面对有权有势的加害者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沉痛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小人物处于失语的状态。“《嘉年华》有三个主要司法场所：警局、新闻发布会、医院。警局代表着行政话语权、医院代表着评判话语权、新闻发布会代表传播话语权。这三个银幕场所在中国现行体制语境下不但产生了权力黑幕，更重要还多次用场景手法揭示了底层话语权危机，影片的进步也在于此。”[2]小文父亲面对强权时，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拒绝和加害者和解，拒绝被收买，但却遭到强烈报复。因而如何疏通底层人民发生的渠道，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也是当今社会应当解决的难题。
除了反性侵之外，影片亦关注“黑户”孩子的命运。《嘉年华》的主角之一小米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女孩，她在影片中的设定是15岁，海边旅馆的服务员，童工，打扫房间、洗碗、收垃圾，别人不干的脏活她都干，但一个月挣不了600块。不仅如此，小米无父无母，三年前从老家跑出来挣生活，在十几个城市流浪过，之所以选择停留在这个海滨小城，是因为这里暖和，连要饭的夜里也能睡个好觉。这样的少女无依无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想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赚钱。这样弱小的女孩子能存活下来实在是需要顽强的生命力和足够好的运气。而这部分人该如何安置，如何让她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嘉年华》关注弱势群体，为她们发声，其内在诉求是希望公平、正义能实现，如此我们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才会变得更好。
结语
电影《嘉年华》导演善于运用各种意象隐喻现实，所以电影整体风格含蓄、克制，不煽情。但导演在这部电影中仍然寄托了厚重的希望，她热切地期盼大众能关注像小文这样的受害者，给予她们更多的鼓励和关怀，更希望家庭教育、制度建设、法律保障方面能跟上来，为女童的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让孩子在压抑中成长，更不能让孩子对世界的信任坍塌。
参考文献：
[1]林曦玺.丰富的隐喻与克制的表达——解读电影《嘉年华》的叙事风格[ J ].视听，2018（09）：92-93.
[2]杨会军.类型与作者：文晏《嘉年华》的剧作内涵[EB/OL].（2019-02-0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YLX201902036.htm.
【作者简介】
一、被压抑的受害者
《嘉年华》讲述了一个女童被性侵的故事，但导演关注的不是性侵本身，而是女孩被伤害后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电影中存在立场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方是被压抑的受害者以及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人;另一方是加害者以及与加害者为伍的为虎作伥之人。
影片中，实施性侵的刘会长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而且人脉甚广，可谓树大根深，以他为中心的警察、医生等人物组成了加害者群体，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但他们包庇、纵容加害者，妨碍司法公正，破坏社会秩序，让受害者难以维权，亦是社会的蛀虫。而观众跟随王队长（被刘会长收买）的调查轨迹，可以发现此类事件屡见不鲜，相关人员的遮掩手法更是轻车熟路：宾馆经理事先将与案件相关的监控视频删除，宾馆服务员对此事缄口不提，甚至作伪证说从未在宾馆见过刘会长。电影的表现手法非常简洁，需要观众将诸多细节联系起来才能察觉其中的恐怖之处，可谓“微言大义”。宾馆工作人员的圆滑表明他们非常清楚案件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而他们能做的只是忍气吞声，力求自保，甚至不需要有人来威胁他们，他们便自动站在加害者一边，明哲保身。这种冰冷的现实令人绝望，但更令人愤怒的是当受害者方的郝律师向王队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逮捕刘会长时，加害者使出了更恶劣的招数，他们买通医生让其作假证，在媒体面前宣布小文和新新并未被伤害。这一招釜底抽薪抹杀了事实，将受害者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她们不仅得不到公正，还会被诬蔑为栽赃社会名人，刘会长不仅在法律方面断了被害者的维权之路，还在社会舆论上打压她们，让她们难以翻身。面对狂风暴雨式的打击，两个年仅12岁的懵懂女孩能做什么呢？她们只能如浮萍一般在风雨中飘摇。
被伤害的女孩有两个，一个叫小文，一个叫新新。导演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小文身上。小文身处离异家庭，跟随母亲生活，母亲爱跳舞，经常夜半不归;她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内心缺乏安全感，而这样的孩子在心理上大多依赖年龄较大的人，渴望获得关注和保护。影片中有一重要细节——刘会长是小文的干爹，刘会长曾是小文父亲的上级，小文父亲为了和刘会长拉近关系，所以让女儿认刘会长为干爹。小文心里是信任这个干爹的，所以愿意跟他走，但随后遭到的伤害是她始料未及的。影片中小文遭到伤害后，不敢声张，眼神空洞、麻木，内心极度恐惧，她心中对长辈的信任和崇拜已然坍塌。
小文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伤害后，坚定地站在小文身边，想为她讨回公道，但是她对小文的态度却并不合适。任何一个遭受伤害的人都需要安慰、理解和鼓励来平复创伤，更何况是小文这样心灵脆弱的孩童，但小文妈妈害怕他人的指指点点，转而将内心痛苦发泄在小文身上。影片中有一处细节，当小文伤害案立案后，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小文的事，妈妈便不敢出门，买菜也是指使小文去——人言可畏，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反思自己，面对受害者，对她们友善一些才是惩恶扬善的正确方向。影片中，小文不仅要承受外人侧目，还要承受妈妈的误解与伤害——妈妈毁坏了她的裙子，剪掉了她的头发。女性在性侵事件中总是处于弱势，社会舆论更多是对女性提出批评和指责，要求完美受害者，而即使是受害者的亲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妈妈就认为是小文漂亮的裙子、美丽的长发，这些鲜明的女性特征为她带来了灾祸，她认为只要毁掉、藏起这些美好的、吸引人的特质就能保护小文。然而她不知道这种想法实质上是对小文作了有罪论定。
二、符号隐喻——被观看与被规训的女性
电影是视觉性艺术，其语言是镜头，导演将一个个镜头拼贴、组合起來，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达思想，《嘉年华》的导演在影片中通过镜头向观众呈现了大量的符号，以此隐喻现实。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即能指;一是深层含义，即所指。符号的所指是符号的核心，是符号的意义所在。所以只有深入解读《嘉年华》中符号的所指才能明白影片的内涵。
梦露的塑像在影片中反复出现，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符号，也是解读该片的关键意象。梦露塑像第一次出现时，是用电影的女主角之一——小米的视角来呈现的。女明星梦露一直以性感著称，她是男权文化中被观看、被规训的客体，男性带着征服性的目光凝视着她，将她塑造为性感女神。当然，在男权文化中，被规训的不止梦露一人，而是全体女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性会梦想着成为梦露，幻想成为梦露后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小米也不例外，她仰视巨大的梦露塑像，并拿起手机拍照，想要留存下这一美丽的形象。影片有一处不可忽视的细节——小米拍下了梦露的裙底，这是对女性隐私的窥视;此处暗示着女性在长期被观看、被规训的文化中，已经养成了和男性相同的习惯和态度，那就是对女性隐私的窥探，尽管小米是个小女孩，但她亦在耳濡目染中，习惯了对女性的凝视。
梦露的雕像第二次出现于小文离家出走时。小文被伤害后，母亲剪掉了她的头发，她备受打击，遂离家出走。小文离家时带走了自己养的小金鱼，金鱼象征着美好的事物，电影借此表现出小文的天真、烂漫，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世界的善意，如此纯真的心却被狠狠伤害，反衬出加害者的恶毒。小文离家后去了梦露雕像处，她在这里感到平静、安全。梦露是离小文非常遥远的人物，她们之间不可能有交集，小文却把梦露这里当作栖身之处。事实上，两人都是被流言蜚语所缠绕的人，梦露一生活在各种流言之中，被人贴各式各样的标签，小文此时也正被别人议论纷纷，二人同病相怜。梦露一生为留言所害，不得安乐，那么小文呢？小文能突破流言的困扰，重新找回快乐、找回正常的生活吗？这是导演抛给观众的问题，亦展现了导演的诉求，她关心女孩的成长问题，希望社会能注意到小文这样的女孩，了解她们的痛苦和所受的伤害，帮助她们走出阴影。 《嘉年华》在国外上映的英文名是Angels Wear White，可譯为穿白裙的天使，白裙子在影片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白色是纯洁的，但也是易被污染的，是脆弱的。小文被伤害时穿的是白色校服，代表着纯洁被损害。在影片结尾，小米穿着美丽的白裙子，本来在房间中等待买主，但是当她听到小文案的嫌疑犯将被起诉，警察王队长、作假证的医生都被处理时，她决定离开，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她带着莉莉送的绿色耳环从那个囚笼一般的房间逃走了。莉莉是小文的同事，二人有些交情，小文带着绿色耳环逃走，代表着她携带着女性同伴的友情，勇敢地摆脱被出卖的命运，尽管前途未知，但她不愿随波逐流，决意闯荡一番。当小米骑着电瓶车在公路上疾驰时，白裙随风飘舞，此时白色不再是脆弱的象征，导演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白色代表着重新开始，代表无限的可能性，小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尽情挥洒，将自己纯白的人生装扮得靓丽多彩。
三、《嘉年华》的社会学思考
电影的片名非常浪漫，“嘉年华”给人的感觉是喜悦、欢乐的，正如这个世界的表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时代，看上去光鲜、热闹、繁华，是一个享乐的时代。大多数人不会去注意“嘉年华”背后的阴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发生过什么。
《嘉年华》的主题是反性侵，这样的主题决定了影片是压抑的，导演的镜头始终追踪人物的情绪变化，将他们的无助、悲痛展现出来，令观众感到巨大的压抑。但导演足够克制，并未刻意渲染受害者的痛苦来激起观众的愤怒，所以影片叙事相对冷静、平稳。“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嘉年华》批判了荒诞不公的社会现实。文晏并没有对刘会长等人口诛笔伐，引发观众的憎恶，而是对施暴者仅给予符号性的描述，他们仅仅作为罪恶世界的代表，撕开了病态社会的伪装。”[1]电影的这种风格有助于让观众静下心来思考片中人物的遭遇和电影的主题，当观众开始思考影片的内涵，思考每个个体应该为这样的事情做些什么，思考家庭教育、社会机制、法律该如何完善时，影片便发挥了它的社会学意义。
影片中，受害者小文的家庭教育很成问题，母亲不理解她，对她不够关爱，让小文一直处于缺爱的状态。母亲连让小文依赖自己、信任自己都做不到，更遑论在小文受到打击时给她安慰和信心了。小文的父亲，传统中应该是子女的保护者，但他是一个小人物，面对有权有势的加害者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沉痛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小人物处于失语的状态。“《嘉年华》有三个主要司法场所：警局、新闻发布会、医院。警局代表着行政话语权、医院代表着评判话语权、新闻发布会代表传播话语权。这三个银幕场所在中国现行体制语境下不但产生了权力黑幕，更重要还多次用场景手法揭示了底层话语权危机，影片的进步也在于此。”[2]小文父亲面对强权时，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拒绝和加害者和解，拒绝被收买，但却遭到强烈报复。因而如何疏通底层人民发生的渠道，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也是当今社会应当解决的难题。
除了反性侵之外，影片亦关注“黑户”孩子的命运。《嘉年华》的主角之一小米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女孩，她在影片中的设定是15岁，海边旅馆的服务员，童工，打扫房间、洗碗、收垃圾，别人不干的脏活她都干，但一个月挣不了600块。不仅如此，小米无父无母，三年前从老家跑出来挣生活，在十几个城市流浪过，之所以选择停留在这个海滨小城，是因为这里暖和，连要饭的夜里也能睡个好觉。这样的少女无依无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想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赚钱。这样弱小的女孩子能存活下来实在是需要顽强的生命力和足够好的运气。而这部分人该如何安置，如何让她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嘉年华》关注弱势群体，为她们发声，其内在诉求是希望公平、正义能实现，如此我们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才会变得更好。
结语
电影《嘉年华》导演善于运用各种意象隐喻现实，所以电影整体风格含蓄、克制，不煽情。但导演在这部电影中仍然寄托了厚重的希望，她热切地期盼大众能关注像小文这样的受害者，给予她们更多的鼓励和关怀，更希望家庭教育、制度建设、法律保障方面能跟上来，为女童的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让孩子在压抑中成长，更不能让孩子对世界的信任坍塌。
参考文献：
[1]林曦玺.丰富的隐喻与克制的表达——解读电影《嘉年华》的叙事风格[ J ].视听，2018（09）：92-93.
[2]杨会军.类型与作者：文晏《嘉年华》的剧作内涵[EB/OL].（2019-02-0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YLX201902036.htm.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