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国际海缆是国家间信息与技术流通的支柱性基础设施,全球数字互联需求的上升催生了国际海缆的新建热潮,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海缆产业机遇期。与此同时,新建海缆项目因其信息通信设施的特殊敏感性,频频与登陆地的国家安全判断错综交织,已经导致且或将引发更多的国家间摩擦。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此频频陷于被动。关于国际海缆的基本技术、法律知识和发展史表明,在铺设国际海缆过程中,因安全原因,国际海缆的的所有权、施工方被过度关注,但国家登陆权审批规制和海缆路线布局的多样化更需要重视。国际海缆建设不仅是企业技术领域内的问题,更是一个
【机 构】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
【基金项目】
:
2019年“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专项“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项目批准号:18VZL0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亚太海权角逐的新领域:海底光缆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19M650369)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海缆是国家间信息与技术流通的支柱性基础设施,全球数字互联需求的上升催生了国际海缆的新建热潮,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海缆产业机遇期。与此同时,新建海缆项目因其信息通信设施的特殊敏感性,频频与登陆地的国家安全判断错综交织,已经导致且或将引发更多的国家间摩擦。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此频频陷于被动。关于国际海缆的基本技术、法律知识和发展史表明,在铺设国际海缆过程中,因安全原因,国际海缆的的所有权、施工方被过度关注,但国家登陆权审批规制和海缆路线布局的多样化更需要重视。国际海缆建设不仅是企业技术领域内的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国政府需要全面有力地介入,才能实现国际海缆的优质布局,强健通信及所有相关产业的发展根基。
其他文献
一、南极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王海媚:南极作为战略新疆域的一部分,日益得到学术界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南极研究的发展历程.王婉潞:国际学界的南极研究始于20世纪初.(1)随着南极政治的发展,国际南极研究的主要议题大致包括南极领土主权问题、国家南极战略与南极政策、南极国际法律的制定与演进、南极资源分配(南大洋海洋生物资源、南极矿产资源、南极旅游、非法捕捞、生物勘探等),以及南极环境保护,等等.(2)国际南极研究有两个时间节点:
2020年11月21—22日,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外交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因疫情防控需要,论坛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论坛共收到来自国内外博士生所提交论文50余篇。经论坛学术委员会匿名评审,最后共有来自23所高校的30篇博士生论文入选本届论坛。经论文作者的现场展示和学术委员会的最终投票,本届论坛一等奖空缺,有六位同学分获二、三等奖。
以下学者在2020年为本刊进行了匿名审稿。本刊编辑部谨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他们严谨而认真的学风表示敬佩。
中东欧是由来自原东欧、苏联和西欧等三个次区域的17个国家构成。中国学界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主要是服务于中国与它们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认同政治是观察中东欧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来说,也是制订发展同这个新出现的区域各方面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对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束和内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历史恩怨。正因如此,中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政治的背离与缺失,在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地区整合上面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许多影响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历史等因素使该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上面临诸多困境。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民族政策,以服务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也受到该国认同政治的强烈影响,执政集团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互动让民族政策不断调整,反对党势力和宗教因素对政策演变的影响也越发显著。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通过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缩小族际发展差距促进了国族身份的塑造,却又在认同政治的作用下导致族群界限固化,束缚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殖民地国家需要在尊重社会多样性的
现代分离运动产生原因有多方面,从分离理论的视角看,分离型政党的政治动员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起源上讲,苏格兰民族党是一个分离型政党,它使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话语,持续动员民众支持分离。这些话语含有"民族"与"民主"的合法性,用其描述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多维差异,能够让民众相信分离的合理性。当分离获得部分民众支持后,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然而,英国政府如采取顺应措施,则助推了分离,如采取压制措施,则刺激民族情绪反弹,也推进了分离。目前,苏格兰分离态势已经形成,英国"脱欧"所引发的苏格兰的二次独立公
随着美国国内对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的日益不满,一种名为"克制战略"的战略主张日益受到美国精英和社会的重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将其历史渊源追溯至华盛顿及亚当斯,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纰漏,并将减少美国的军事盟友与海外军事部署和削减军事预算作为其核心政策主张。虽然许多研究者将"克制战略"与"美国衰落论"联系,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更支持一种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乐观主义,这也使得其对华政策主张更为平和和理性。"克制战略"在美国未来的大战略中的影响有其现实基础,它对于国家安全战略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从《山海经》对日本的记述开始,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和观察,已经持续数千年时间。而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研究,从《日本国考略》起算,迄今也有近500年时间。自那时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各自呈现出什么特点、影响因素有哪些?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哪些问题?中国未来的日本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对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尧星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初教授主要研究东北亚政治与外交、危机管理、对外观念变迁,著有《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