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代经济史大师全汉昇先生在《唐宋帝国与运河》这本书中爬梳了大量史料，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其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
　　隋亡之后，大约一千五百年间，人们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可谓议论纷纷，以诗为证：比如“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劳民伤财要永享繁华富贵，不料转瞬皆成空，这是悲哀叹息的;也有大力讽刺的，比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说隋朝要不是灭亡了，估计隋炀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岛;也有谨慎点赞的，比如“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指出隋炀帝恣意享乐固不可取，修大运河的功績仍足以彪炳青史。
　　各家各话，各有道理，若要作者全汉昇选一句，我觉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选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应是天教开汴水”。隋炀帝开运河是老天爷唆使的？对，按本书的观点，大运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确是老天爷。这可不是在宣扬迷信，在现代语言里，我们通常把“天”这种力量，叫做“时代的客观形势”。在那个时代节点上，大运河属于不得不修，就算隋炀帝不修，也会有其他人物出来修。
　　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古时期的经济地理，也催生了一大批繁荣的历史名城，甚至让某些原始的宏观调控成为可能。
　　此外，大运河把中国纬度、气候、物产、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联络起来，势必促进商品交换、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共同构成繁荣灿烂的帝国光景。沿河的一系列城市，如镇江、杭州、扬州、睢阳、宿州、泗州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并发展为繁华的城市。可以说，在“春风十里”“二十四桥”“东南形胜”“十万人家”的歌声里回响的，是大运河的脉动。
　　大国基建，功过兴衰，是千百年之事，研判的眼光，也需千百年之远，这也许是《唐宋帝国与运河》给读者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