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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就是时下热议的“单独两孩”政策。该政策是在“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的中国人口现状基础上制定的，属于过渡性政策。随着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未来也可能实现“普遍两孩”。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逐渐凸显的今天，“单独两孩”的政策调整有利于缓和人口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趋势，促进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关口上，单独二胎政策虽有诸多积极意义，却并没有换来预期中来势汹涌的二胎潮，资源困境绊住了二胎潮的脚步。对普通家庭而言，城镇居民生活成本水涨船高，“添丁不仅仅是添双筷子”，这使二胎生育成了一种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对社会整体而言，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更面临着资源环境、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挑战。
对普通家庭来说，住房、教育、伙食、医疗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养儿成本。在物价飞涨，房价过高的大前提下，很多生活于城市的年轻人认为子女的麻烦超过带来的福利。从经济上看，生孩子可以说几乎是无利可图，更多的时候是单向的支出。所以如果说生育一个孩子是无需论证的必然决策，那么再生一个就是比较生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替代选择的过程。很多夫妻纠结于“是否有条件生二胎”，“何时适合生二胎”的决策过程。
“在北京，几个月的婴儿每月基本花费在 3000 元至 5000 元左右，到孩子 5 岁，一年费用在 8 万～10 万元左右。”有网友列出了“中国十大城市生养成本排行榜”，北京以276万元的育儿成本荣登首位，第十位的长春也达到了131.5万元。排行榜计算的9项养儿成本里，教育成本最为昂贵。生育二胎不仅要考虑“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买房贵”等生育成本，还要考虑老人能否帮忙带，需不需要请“月嫂”等问题。二胎要占去一对夫妇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感到“养不起、累不起、伤不起”。在工作岗位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母亲在产假方面待遇也不尽相同， “二孩”甚至成了女性求职的隐性门槛，用人单位经常会在应聘、升职时询问育龄妇女的二胎计划，部分企业甚至决定减少育龄女性的招聘比例。
在资源环境、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等方面，“单独两孩”政策的实行可能面临如下挑战：首先，“单独两孩”政策可能造成总人口的增加，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其次，在机构合并的大背景下，“单独两孩”新政考验基层计生服务管理水平。第三，在公共服务上，新生人口增长可能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一些医院按照现有规模可能无法应对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的剧增，也难以承受大量高龄产妇的集中生育。
从宏观上看，该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我国的养老、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等诸多问题；而从微观上来说，生育二胎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很大。对年轻夫妇而言，比起讨论政策的放宽，他们更关注如何负担养大孩子的昂贵成本。对社会而言，因而想要使政策行之有效，相应的资源配套措施也必须及时跟进。单独二胎政策不是生育政策的终点，而将是一系列资源配套、制度完善过程的起点，为了促进政策推进，相关资源的配套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上国家应做的不仅是放开二胎，还应从根本上修改原来的一些对生育二胎的限制性的政策。在生育权限和生育导向上出台良性的刺激和鼓励政策，鼓励年轻家庭生育二胎。实行增加生育津贴等社会福利措施，采用如延长产假、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等方法，可以更好地保障生育的权利和导向。
第二，高昂的生育成本和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来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在生育成本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儿科、产科的投入，降低医疗卫生成本、提升医疗卫生环境水平，鼓励民营医院有所作为。培养更多产科人才，支持医疗卫生人员到基层去。在保育资源方面，可以委托社会组织开展保育知识的培训，借助社区力量进行科普宣传。在家庭养育成本方面，应完善教育改革，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降低教育准入门槛，加大义务教育力度等。此外，为了保障政策平稳过渡，基层计生服务管理应尽快转变为“服务管理结合型”，工作方式也应从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治理转变。在高生育成本的影响下，人们对工资收入会形成更高的期望值，这会推动工资的上涨。应当注意预防宏观经济上连动形成的“工资——物价”互动式通货膨胀。
第三，生育是社会责任，不能由女性独自承担。对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就业性别歧视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和谐。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查处力度，促进就业公平。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障体系，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从而让用人单位在雇佣育龄女性时取得利益平衡。政府应积极采取配套措施，通过减少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来提高用人单位聘用育龄女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用人单位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综上分析，“单独两孩”政策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一次既积极又稳妥的探索。但从其面临的资源困境上，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不应是一个仅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孤立决策，而应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性环节，相关的配套政策和资源配置还应继续调整和完善。而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将是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优化、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愈加趋于完善的过程。人口问题是需要运用综合手段统筹解决的综合问题，国家还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发展路径。W
本栏责编/王迅
[email protected]
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关口上，单独二胎政策虽有诸多积极意义，却并没有换来预期中来势汹涌的二胎潮，资源困境绊住了二胎潮的脚步。对普通家庭而言，城镇居民生活成本水涨船高，“添丁不仅仅是添双筷子”，这使二胎生育成了一种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对社会整体而言，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更面临着资源环境、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挑战。
对普通家庭来说，住房、教育、伙食、医疗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养儿成本。在物价飞涨，房价过高的大前提下，很多生活于城市的年轻人认为子女的麻烦超过带来的福利。从经济上看，生孩子可以说几乎是无利可图，更多的时候是单向的支出。所以如果说生育一个孩子是无需论证的必然决策，那么再生一个就是比较生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替代选择的过程。很多夫妻纠结于“是否有条件生二胎”，“何时适合生二胎”的决策过程。
“在北京，几个月的婴儿每月基本花费在 3000 元至 5000 元左右，到孩子 5 岁，一年费用在 8 万～10 万元左右。”有网友列出了“中国十大城市生养成本排行榜”，北京以276万元的育儿成本荣登首位，第十位的长春也达到了131.5万元。排行榜计算的9项养儿成本里，教育成本最为昂贵。生育二胎不仅要考虑“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买房贵”等生育成本，还要考虑老人能否帮忙带，需不需要请“月嫂”等问题。二胎要占去一对夫妇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感到“养不起、累不起、伤不起”。在工作岗位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母亲在产假方面待遇也不尽相同， “二孩”甚至成了女性求职的隐性门槛，用人单位经常会在应聘、升职时询问育龄妇女的二胎计划，部分企业甚至决定减少育龄女性的招聘比例。
在资源环境、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等方面，“单独两孩”政策的实行可能面临如下挑战：首先，“单独两孩”政策可能造成总人口的增加，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其次，在机构合并的大背景下，“单独两孩”新政考验基层计生服务管理水平。第三，在公共服务上，新生人口增长可能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一些医院按照现有规模可能无法应对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的剧增，也难以承受大量高龄产妇的集中生育。
从宏观上看，该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我国的养老、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等诸多问题；而从微观上来说，生育二胎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很大。对年轻夫妇而言，比起讨论政策的放宽，他们更关注如何负担养大孩子的昂贵成本。对社会而言，因而想要使政策行之有效，相应的资源配套措施也必须及时跟进。单独二胎政策不是生育政策的终点，而将是一系列资源配套、制度完善过程的起点，为了促进政策推进，相关资源的配套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上国家应做的不仅是放开二胎，还应从根本上修改原来的一些对生育二胎的限制性的政策。在生育权限和生育导向上出台良性的刺激和鼓励政策，鼓励年轻家庭生育二胎。实行增加生育津贴等社会福利措施，采用如延长产假、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等方法，可以更好地保障生育的权利和导向。
第二，高昂的生育成本和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来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在生育成本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儿科、产科的投入，降低医疗卫生成本、提升医疗卫生环境水平，鼓励民营医院有所作为。培养更多产科人才，支持医疗卫生人员到基层去。在保育资源方面，可以委托社会组织开展保育知识的培训，借助社区力量进行科普宣传。在家庭养育成本方面，应完善教育改革，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降低教育准入门槛，加大义务教育力度等。此外，为了保障政策平稳过渡，基层计生服务管理应尽快转变为“服务管理结合型”，工作方式也应从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治理转变。在高生育成本的影响下，人们对工资收入会形成更高的期望值，这会推动工资的上涨。应当注意预防宏观经济上连动形成的“工资——物价”互动式通货膨胀。
第三，生育是社会责任，不能由女性独自承担。对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就业性别歧视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和谐。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查处力度，促进就业公平。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障体系，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从而让用人单位在雇佣育龄女性时取得利益平衡。政府应积极采取配套措施，通过减少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来提高用人单位聘用育龄女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用人单位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综上分析，“单独两孩”政策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一次既积极又稳妥的探索。但从其面临的资源困境上，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不应是一个仅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孤立决策，而应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性环节，相关的配套政策和资源配置还应继续调整和完善。而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将是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优化、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愈加趋于完善的过程。人口问题是需要运用综合手段统筹解决的综合问题，国家还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发展路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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