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很离奇，填充其间的依然是真实的生活血肉。相敬如宾的夫妻、出轨成性的怨偶、死去活来的情侣、模棱两可的兄弟……一道光，照出关于爱的真相，以及爱的背后，人性的纠结。
　　董润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2003年毕业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好光景，虽然15岁就埋下了电影导演梦想的种子，当时董润年也只好先选择从编剧入手“曲线救国”。“相对来讲，编剧是一个进入行业成本比较低的工种，你只要有电脑、不停地写，就总是有机会的。”十几年间，董润年各种影视剧写了不少，涉猎最多的题材仍是情感。
　　前些年行业开始热闹起来，大量的项目被资本推到台前，演员、摄影师、编剧们都有机会转型导演拍电影。董润年也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些年他攒下不少故事，通过和宁浩、管虎的合作，和黄渤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和默契。黄渤发起HB U新导演计划，《被光抓走的人》入围，对董润年来说算是“水到渠成”的安排。
　　电影上映，有人为全新的类型样式惊喜到眼前一亮，有人被“科幻”的标签吸引进影院，却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奇观体验而失望，还有些习惯了随着商业片剧情进展获得答案的观众，面对电影提出诸多无解的问题而困惑。有人获得了“抚慰”，也有人感受到“冒犯”，对于董润年来说，这也是他的人间观察，“说看不懂的，可能就是‘被光抓走’的人。”
　　在这篇采访中，董润年聊了这个奇观脑洞背后的人性探索，以及身在编剧一线在这个影视“寒冬”中所感受到的危险和期许。

把人逼到极致，透过爱情探讨人性

　　这个片子最有趣的起点是“白光抓走相爱的人”的高概念设定，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董润年：这个想法大概是2013年左右产生的，我一直是个科幻迷，受过一些科幻小说的启发。比如一篇叫《列侬的眼镜》，讲一个人透过约翰·列侬的遗物眼镜，看到每个人的头上都有延伸线，能把你跟别人连接起来，当时觉得这个想法就特别的有趣，好像跟我们中国人说的“月老牵红线”，给两个相爱的人搭建连接一样。后来再看别的科幻和科学的表述也提到，爱情可能是一种量子纠缠态的说法，我觉得可能人在更高的一个维度上，是存在某种联系的。情感可能不是一个完全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个想法对现在的故事有挺大的启发。

　　最早的idea是说，有一天，假设有一个外星飞船来，把相爱的人给带走了，因为相爱的人可能有更高维度之间的联系，他们被带走以后，可能被当成电池或者干什么去了；而在地面上的人，还能拿着望远镜看到被关在巨大透明飞船里的人。但是那个故事推演下去以后，发现太具象了，我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就会写到剩下的人得想办法进到那个飞船里把人救出来。但写着写着发现，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被抓走的人会对留下的人产生什么样巨大的影响。而且就拍摄来说，外星飞船太具象，成本也太高。于是就开始寻找一个更抽象的方式来展现这场灾难，最终选择了有着宗教象征意味的光。这道光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隐喻。
　　要把整个设定立起来，需要考虑整个更大的世界观吗？有没有一些电影之外比较有意思的脑洞可以分享？
　　董润年：现在故事设定是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地区就被光照射了，而我们故事发生的城市选择在一个不大的三线城市，其实也是想要把这种影响，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相爱的人口消失了，可能影响就太大了，世界运行的逻辑都会发生剧变。当时设计了很多东西，但是最终在呈现的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最后就没有一一呈现。
　　比如原来在展现国外的状况时，我们设计了某些知名的人士，比如特朗普消失了会是怎么样？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探讨，比如罗马教会要怎么去认定和解释这个光。我们还尝试过更巨大的一个设定，就是在这个世界观里头，这个光照不止发生了这一次，我们甚至拍摄了另一种结尾，在故事的最后，当主人公们找到了各自的出路，世界平静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光又出现了。如果这个光的照射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东西，它对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非常不同，过去用以维系人之间的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善意的谎言，都将不复存在。对整个社会运转的影响巨大，甚至人类的婚姻形态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可以去看李诞用同样一个世界观设定写的小说《在白光后》。但我后来剪辑的时候，觉得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篇幅里边，那也不是我想去展现的重点了，所以最后也删去了。
　　就像你说的，这个脑洞最后可以导致很多结果，探讨很多议题，但最后为什么你选择把它落在爱情上？
　　董润年：这部电影想探讨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一个人到底如何发现并且面对最真实的自我。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总说要忠于真我。但是那个真我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还是说很多只是商业社会下被塑造出来的人云亦云？我们探讨的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属性存在的时候，他/她的自我，是在跟別人接触的过程中，透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爱情是人际关系中最紧密的一种。人在爱情中，往往会容易呈现出相对最真实的一个自己，所以我选择爱情关系来作为一个通道，去展现我们真正每个人的自主抉择，去发现最真实的欲望和恐惧，并且怎么去接受它，去跟自己达成一致的和解。

　　这几年大家都说缺少好编剧，其实从我的观察来看，我觉得从来不缺，我身边就有很多好的编剧。但现在挑选作品的机制，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如何让好编剧的好作品能被正确评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相对比较单一的评估机制，会打击到编剧们的创作积极性，这个是可怕的。我觉得如果编剧这部分失去了热情，整个行业相当于地基出现了问题。
　　过去资本热的时候，编剧们会抱怨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追逐热门IP或者同类型题材，现在这部分热情的消退，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是也解放了过去一些“重复”的生产力，反而大家能更放开手脚去突围？
　　董润年：现在可能还没到你说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也是在其中，还在感受，也并没有很乐观。前几年资本最热的时候，大量的IP剧投入生产，很多东西确实是重复性的，有点过于集中的在消耗某类题材。这种状态很不好，包括在很多改编的过程中，因为所谓大数据的反馈，资方反过来要求创作者说，你必须得怎样，甚至是提出违背创作规律要求，所以前几年会出现很多作品，可能点击率都非常的高，或者电影票房也不错，但其实观众并不是完全满意的。
　　现在影视寒冬，资本撤离，我比较担心出现另一种趋势，剩下的资本会为了在这个寒冬生存下去而越发趋于保守。我们就像冬天困在一个森林里，不知道哪里是出路，但是我们必须去寻找出路，如果只是留在原地砍柴原地烧，也很危险，最后一定会因为这点柴烧尽而冻死在原地。四处探索虽然很危险，但也很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觉得得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来看整個行业生态的变化。像今年大家开始热议的是，演员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影响。可能到明年，慢慢地我们能看出来这个结果，到底影响会是怎样的，我希望是一个好的转变，所有的危机我觉得都是机遇，我希望这个“寒冬”会为影视行业孕育一些新的生机，包括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包括观众接受新东西的可能性，都希望能够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