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宏观结构与个人细小选择之间的二律背反,可以重新激活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之命题,并将其改造为脱离了绝对精神的"历史的狡计"。基于这种历史学方法论,更通过对于许多微妙历史细节的还原,可以重新检思肇始于19世纪的美国来华传教运动同随后产生的美国汉学乃至中国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作为文明扩张的传教运动固然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也造成了未曾逆料的文化后果,那就是由于部分来华传教士的认同滑移,逐渐产生出追求知识客观性的作为现代学术的美国汉学乃至中国研究。基于这样的发生学线索,把费正清当作美国汉学之父的通常见解就不再适宜,美国汉学的开端应大大向上推移。如果不把更早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纳入视野,就无法理解费正清模式的知识前提,同样也无法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某些本质特征,以及由这些学术特征所决定的美国汉学对其研究对象的强烈干预和改造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