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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一生坚持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同时，又十分重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他强调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并提出和运用了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任务、对象、动力和重要党史人物的分析评价，为我党研究制定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抵制、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张闻天同志有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著述，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解，而是通过对党的发展规律系统而深刻的认识，结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进行阐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党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张闻天同志是“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1]早在1931年，上海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当时，张闻天同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学者的身份化名刘梦云写了4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4月发表在神州国光社编辑出版的《读书杂志》。以笔作刀枪投入论战。这篇论文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他曾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1925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问题。之后又将此稿编印成书。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部杰出的党史、革命史著作。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与周恩来谈起中共党史、革命史的问题时，周恩来向他介绍说：“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2]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党为了把握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除研究现实问题之外，还特别提倡和重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革命理论，并以此作为克服思想上的盲目性和达到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途径。1936年，张闻天在陕北红军大学，再次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充实修改后油印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发给广大红军干部学习和宣讲。老将军莫文骅回忆起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记得，他在“红大”时就听过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到 1937 年“抗大”开办之后，又参加了张闻天同志组织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连续听张闻天讲课，而且在他的指导下还撰写了讲稿。这些讲稿，最后由张闻天同志统一修改加工，编纂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发行，供当时我党的各级干部、各类院校学员学习，成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这本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它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大革命时期为主要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分析了大革命的意义，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虽然有些观点欠妥，但仍不失为我党早期研究党史的权威著作。海伦·福斯特·斯诺曾有一个评述，“洛甫写过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本，所有共产党学校都采用这教本，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研究。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的分析，具有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中所遵循的原则。”“我跟毛泽东谈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以后，他把我介绍给洛甫，叫他跟我谈谈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3]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是十分推崇张闻天同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
二
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并作出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了使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毛泽东亲自遴选，张闻天等人密切配合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资料汇编，为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学习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1942 年 3 月 30日，毛泽东同志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发起了学习中共党史的活动，并亲自在中央学习组上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专门论述。张闻天同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多次在马列学院为学员讲述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和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本方法。张闻天同志认为，学习中共党史的目的在于科学地总结党的经验教训，避免频繁出现教条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还认为，构成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紧密地结合。它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比起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丰富、生动、具体、切合中国情况的特点， 也就更易于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他谆谆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在经历了一段艰难复杂的斗争历程之后，每个人都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经验教训，通过党史研究，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概括提炼，深化为理论认识，将对于指导革命工作和自己的行动大有益处。张闻天对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虽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在他的有关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容括和运用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历史考察分析法。这种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把有关的事情、人物、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张闻天同志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从鸦片战争讲到广州起义，详细的论述了每个历史事件的背景、起因、经过以及意义，深刻地总结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每个革命运动、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及纷繁的阶级关系。他认真分析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本质，指出他们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对付革命势力的手法也是经常变换，有时采取屠杀政策，以促使革命阵营某些势力产生妥协动摇。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互相牵制，互相影响，革命时而转向高潮，时而转向低潮，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十分复杂，革命场面轰轰烈烈。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分析，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探讨，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基本规律。 二、中外历史比较法。张闻天还习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他在评论戊戌政变时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从两国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理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他还将戊戌政变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政变相比较，指出两者的异同。他从较新的视角，用世界的眼光，鸟瞰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比较中日及中俄的历史，不断地开拓人们的思路，促进了我们党对自身发展历史规律的反思。
三、纵向与横向结合法。中国革命史纵看是一条线，横看是一个面，只有纵横结合起来才有“立体感”。在分析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张闻天通过对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纵向研究，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运动、戊戍政变和辛亥革命运动，都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评述。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连绵不断农民战争的继续，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廷腐败不堪的条件下，觉悟的农民用原始方式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自救更生运动”，“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观上正是更明显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义和团运动“是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在当时落后的北方之变态的再版”。“虽然是一种迷信的农民组织，可是它又带有一种民族思想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4]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带有反帝色彩的革命。这两次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它们都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或斗争策略，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横向的断面来看，张闻天又认为，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进人江南繁荣之地，偏安享乐，养尊处优，“为声色玉帛所迷，走向堕落腐化”，以至脱离人民群众，领导层不团结，个人专断，昏迷猜忌，争权夺利，造成自相残杀的惨局。“戊戌政变的失败就是中国改良主义第一次尝试的破产”，维新派进行变革只注意发动官僚、士大夫、绅商阶层，他们目光朝上，攀附朝臣权贵，害怕农民起义颠覆了皇帝的宝座，劝皇帝“不待民之请求协迫，而与民公之”，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进行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比戊戌政变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改良主义，实行革命的行动。开始依靠全党和海外华侨，后来又联络留日和旅欧的留学生，接着又将革命势力扩展到新军中去，把“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贫民、游民”等下层群众都团结和发动起来， 推动了革命的迅速发展，推翻了清王朝，但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具体主张，没有明确将反帝当作一个斗争的任务。”革命党人又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充分信赖和大力支持。加之帝国主义暗中软化革命党人，逼其走上妥协道路， 同时又公开支持袁世凯上台，维持北洋军阀统治，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政客窃取了。张闻天研究中国近代史，采取纵向和横向结合法，既系统地了解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又考察了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横断面，充分把握和分析了历史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的辩证关系与特点。
四、专题研究法。张闻天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时，以党的六大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对第一次大革命的意义、大革命中的各阶级、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其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通过武装斗争、农民土地、群众运动和国共合作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得出了中国革命的结论。
对于武装斗争问题，张闻天同志在论述北伐战争时指出：“中国因为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军阀的封建割据，就使得中国革命发展也不平衡，使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形式开始在一省或一区域首先胜利，在这里首先能组织起革命的军队，以便和反革命的军队作战，争取革命在其他省区和全国的胜利。”[5]张闻天认为中国武装斗争的形式和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不同，它是以根据地作为基点的武装斗争，这一观点和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间题》一文中所阐明的论断基本相同。张闻天还运用具体的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北伐最有力的推动者，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此却抱消极态度，并不了解革命党人加强军队领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致给大革命铸成了大错[6]。
对于农民土地问题，张闻天同志批驳了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观点， 认为“机会主义者始终不了解：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可以进一步地激发绝大多数的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可以造成极大量极坚强的民族革命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虽则不可以混为一谈，但却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如在当时的武汉）为着推动民族革命洪流的开展，还应把土地革命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上的主位”。[7]张闻天明确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整个中国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站在无产阶级领导整个民主革命的高度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农民反封建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其认识是有相当深度的。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张闻天既肯定工农群众运动的重要作用，“工农是中国国民革命最主要的力量。中国国民革命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参加，则反帝胜利是不可能的。”又指出工农群众运动中曾出现过“过火”行为， 应该适当制止，但不能损害工农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空前的积极性。更不能象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借口反对工农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以反对土地革命，丧失革命的立场，出卖工农的利益，以致断送中国革命。
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张闻天十分珍惜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他认为，国共合作造成了大革命胜利的发展，而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得出“合则兴，分则亡”的结论。他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国共合作之所以必要正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国国民革命要战胜自己强大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必须善于最广大地集中民族的力量和最广大地动员民族的力量”。而大革命中的国共合作，就是使这种集中力量和动员力量实现聚集的一种组织纽带。两党的合作，共患难，共同对敌，建立了友谊，扩大巩固了组织；而国共两党的分裂则是亲痛仇快，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千方百计制造分裂，造成国共两党的互相残害， 全民族的不幸，结果他们却坐收渔翁之利。张闻天对于国共合作还提出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他认为：“革命需要领导，而这种领导的必要， 是为了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哪一个政党能在政治上进行这样的保障的，就可以保障其在革命中的领导。”至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在革命统一战线的营垒中，应当采取和平的、政治的方式，应当归之民众的政治的公决；而一切合作的政党要珍重自己的革命生命，珍重民族的前途，就要尊重民意的公决，而不应对于民族统一阵线进行武力的分裂，更绝不应反戈来屠杀革命党员和工农大众。”张闻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人民的意愿出发提出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正确准则。
注释：
[1]参见胡华1986年11月3日为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再版书写的《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2]参见《出版文料》1990年第1期张培森《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史>编著与流传的经过》。
[3]参见海伦·福斯特·斯诺《续西行漫记》。
[4][5][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l0月再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6]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桑咸之、清庆瑞、陈德义《重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一
张闻天同志是“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1]早在1931年，上海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当时，张闻天同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学者的身份化名刘梦云写了4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4月发表在神州国光社编辑出版的《读书杂志》。以笔作刀枪投入论战。这篇论文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他曾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1925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问题。之后又将此稿编印成书。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部杰出的党史、革命史著作。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与周恩来谈起中共党史、革命史的问题时，周恩来向他介绍说：“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2]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党为了把握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除研究现实问题之外，还特别提倡和重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革命理论，并以此作为克服思想上的盲目性和达到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途径。1936年，张闻天在陕北红军大学，再次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充实修改后油印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发给广大红军干部学习和宣讲。老将军莫文骅回忆起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记得，他在“红大”时就听过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到 1937 年“抗大”开办之后，又参加了张闻天同志组织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连续听张闻天讲课，而且在他的指导下还撰写了讲稿。这些讲稿，最后由张闻天同志统一修改加工，编纂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发行，供当时我党的各级干部、各类院校学员学习，成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这本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它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大革命时期为主要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分析了大革命的意义，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虽然有些观点欠妥，但仍不失为我党早期研究党史的权威著作。海伦·福斯特·斯诺曾有一个评述，“洛甫写过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本，所有共产党学校都采用这教本，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研究。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的分析，具有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中所遵循的原则。”“我跟毛泽东谈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以后，他把我介绍给洛甫，叫他跟我谈谈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3]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是十分推崇张闻天同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
二
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并作出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了使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毛泽东亲自遴选，张闻天等人密切配合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资料汇编，为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学习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1942 年 3 月 30日，毛泽东同志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发起了学习中共党史的活动，并亲自在中央学习组上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对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专门论述。张闻天同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多次在马列学院为学员讲述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和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本方法。张闻天同志认为，学习中共党史的目的在于科学地总结党的经验教训，避免频繁出现教条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还认为，构成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紧密地结合。它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比起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丰富、生动、具体、切合中国情况的特点， 也就更易于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他谆谆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在经历了一段艰难复杂的斗争历程之后，每个人都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经验教训，通过党史研究，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概括提炼，深化为理论认识，将对于指导革命工作和自己的行动大有益处。张闻天对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虽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在他的有关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容括和运用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历史考察分析法。这种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把有关的事情、人物、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张闻天同志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从鸦片战争讲到广州起义，详细的论述了每个历史事件的背景、起因、经过以及意义，深刻地总结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每个革命运动、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及纷繁的阶级关系。他认真分析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本质，指出他们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对付革命势力的手法也是经常变换，有时采取屠杀政策，以促使革命阵营某些势力产生妥协动摇。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互相牵制，互相影响，革命时而转向高潮，时而转向低潮，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十分复杂，革命场面轰轰烈烈。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分析，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探讨，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基本规律。 二、中外历史比较法。张闻天还习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他在评论戊戌政变时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从两国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理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他还将戊戌政变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政变相比较，指出两者的异同。他从较新的视角，用世界的眼光，鸟瞰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比较中日及中俄的历史，不断地开拓人们的思路，促进了我们党对自身发展历史规律的反思。
三、纵向与横向结合法。中国革命史纵看是一条线，横看是一个面，只有纵横结合起来才有“立体感”。在分析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张闻天通过对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纵向研究，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运动、戊戍政变和辛亥革命运动，都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评述。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连绵不断农民战争的继续，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廷腐败不堪的条件下，觉悟的农民用原始方式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自救更生运动”，“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观上正是更明显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义和团运动“是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在当时落后的北方之变态的再版”。“虽然是一种迷信的农民组织，可是它又带有一种民族思想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4]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带有反帝色彩的革命。这两次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它们都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或斗争策略，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横向的断面来看，张闻天又认为，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进人江南繁荣之地，偏安享乐，养尊处优，“为声色玉帛所迷，走向堕落腐化”，以至脱离人民群众，领导层不团结，个人专断，昏迷猜忌，争权夺利，造成自相残杀的惨局。“戊戌政变的失败就是中国改良主义第一次尝试的破产”，维新派进行变革只注意发动官僚、士大夫、绅商阶层，他们目光朝上，攀附朝臣权贵，害怕农民起义颠覆了皇帝的宝座，劝皇帝“不待民之请求协迫，而与民公之”，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进行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比戊戌政变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改良主义，实行革命的行动。开始依靠全党和海外华侨，后来又联络留日和旅欧的留学生，接着又将革命势力扩展到新军中去，把“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贫民、游民”等下层群众都团结和发动起来， 推动了革命的迅速发展，推翻了清王朝，但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具体主张，没有明确将反帝当作一个斗争的任务。”革命党人又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充分信赖和大力支持。加之帝国主义暗中软化革命党人，逼其走上妥协道路， 同时又公开支持袁世凯上台，维持北洋军阀统治，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政客窃取了。张闻天研究中国近代史，采取纵向和横向结合法，既系统地了解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又考察了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横断面，充分把握和分析了历史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的辩证关系与特点。
四、专题研究法。张闻天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时，以党的六大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对第一次大革命的意义、大革命中的各阶级、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其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通过武装斗争、农民土地、群众运动和国共合作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得出了中国革命的结论。
对于武装斗争问题，张闻天同志在论述北伐战争时指出：“中国因为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军阀的封建割据，就使得中国革命发展也不平衡，使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形式开始在一省或一区域首先胜利，在这里首先能组织起革命的军队，以便和反革命的军队作战，争取革命在其他省区和全国的胜利。”[5]张闻天认为中国武装斗争的形式和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不同，它是以根据地作为基点的武装斗争，这一观点和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间题》一文中所阐明的论断基本相同。张闻天还运用具体的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北伐最有力的推动者，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此却抱消极态度，并不了解革命党人加强军队领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致给大革命铸成了大错[6]。
对于农民土地问题，张闻天同志批驳了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观点， 认为“机会主义者始终不了解：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可以进一步地激发绝大多数的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可以造成极大量极坚强的民族革命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虽则不可以混为一谈，但却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如在当时的武汉）为着推动民族革命洪流的开展，还应把土地革命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上的主位”。[7]张闻天明确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整个中国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站在无产阶级领导整个民主革命的高度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农民反封建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其认识是有相当深度的。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张闻天既肯定工农群众运动的重要作用，“工农是中国国民革命最主要的力量。中国国民革命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参加，则反帝胜利是不可能的。”又指出工农群众运动中曾出现过“过火”行为， 应该适当制止，但不能损害工农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空前的积极性。更不能象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借口反对工农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以反对土地革命，丧失革命的立场，出卖工农的利益，以致断送中国革命。
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张闻天十分珍惜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他认为，国共合作造成了大革命胜利的发展，而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得出“合则兴，分则亡”的结论。他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国共合作之所以必要正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国国民革命要战胜自己强大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必须善于最广大地集中民族的力量和最广大地动员民族的力量”。而大革命中的国共合作，就是使这种集中力量和动员力量实现聚集的一种组织纽带。两党的合作，共患难，共同对敌，建立了友谊，扩大巩固了组织；而国共两党的分裂则是亲痛仇快，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千方百计制造分裂，造成国共两党的互相残害， 全民族的不幸，结果他们却坐收渔翁之利。张闻天对于国共合作还提出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他认为：“革命需要领导，而这种领导的必要， 是为了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哪一个政党能在政治上进行这样的保障的，就可以保障其在革命中的领导。”至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在革命统一战线的营垒中，应当采取和平的、政治的方式，应当归之民众的政治的公决；而一切合作的政党要珍重自己的革命生命，珍重民族的前途，就要尊重民意的公决，而不应对于民族统一阵线进行武力的分裂，更绝不应反戈来屠杀革命党员和工农大众。”张闻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人民的意愿出发提出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正确准则。
注释：
[1]参见胡华1986年11月3日为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再版书写的《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2]参见《出版文料》1990年第1期张培森《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史>编著与流传的经过》。
[3]参见海伦·福斯特·斯诺《续西行漫记》。
[4][5][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l0月再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6]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桑咸之、清庆瑞、陈德义《重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