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睡在政府大院里，并且努力尝试让直升飞机能够在第二天一早就去接回受伤人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和我们沟通，甚至连卫星电话都不能工作。中国政府一直打电话过来，我是组织者，所以我要为我所有的客户负责。但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客户团队的确认信息。
　　然后，我听说我的朋友希瓦·库马尔·什雷斯塔—负责炊事的小伙子，已经死了。他是最好的员工之一，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去看望了他的孩子们和妻子，他们在一张油布下面宿营。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的亲戚不得不帮我说出了这个噩耗。想像一下，和你如此亲近的人就这样死去了。你该怎么找到勇气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还有一个在不丹工作的同事，因为他懂日语，我们把他叫回来参加了这次珠峰探险活动。
　　等我们得到一张清晰的珠峰灾难现场图片的时候，更多坏消息接踵而来。我的一些朋友手脚骨折了，我们在大本营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了。帐篷没有了，装备也没有了—大本营没有剩下丁点东西。我们找回来的一些东西都坏得不能用，我们失去了辛辛苦苦多年挣来的一切东西。大本营已经被从普莫里峰滑下来的雪崩冲刷了近一公里。雪崩冲击大本营的时候，登山者们正在休息，他们连同自己的帐篷一起像被往墙上摔一样。有些人成功地避开了或者跑到大石头后面躲了起来，最后幸存了下来。那些站着的人都被雪崩的冲击扔得老远。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食物，他们的帐篷和衣物都没有了。在如此极端严寒的气温下，一个人很容易就会死于体温过低。
　　我的心一直怦怦跳。我被告知我的团队成员被空运到了加德满都的医院，我给一个接一个的医院打电话追踪我团队人员的具体去向，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空运了哪些人。我去了KMC医院，当我到达那里时，一开始我几乎认不出我的攀登客户。他鲜血直流，而且被雪晒伤了。医院外面救护车满天飞。这是我的一位日本客户，他的情况很严重，必须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但是医院里甚至没有一个轮椅可以用来转移他，因为医院里实在太拥挤了。其他的夏尔巴人也被带来了这里。有些人头部出血，有些人面部肿胀，医院里到处都是鲜血。中国登山者仍然在医院外面，没有医生照料他，谁又能照顾每一个人呢？护士对着人们吼叫，让他们坐下来。其实，医院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我感觉人们都疯了。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我的中国登山客户，他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有一位中国女性登山者就那样躺在地上，无人照料。医院里到处都是受伤的孩童以及重伤的人们。看起来医院只是在不断地运入越来越多的伤病员，医生们都快忙晕了。地面一直不停地颤抖。我派我弟弟去了Grand医院，很显然，我的一些登山客户也被送往那家医院了。
　　在KMC医院，他们往登山者身上倒温水。中国女子登山队队长马丽娅姆（麦子）哭了，她受伤很严重。我感到万分无助，紧握着她的手，地面又开始摇晃了，所以当护士和医生一起跑出去时，我也不得不跑出去了。整个医院都在颤抖。随后，医生把病人运到外面去了，他们支起了帐篷，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
　　我弟弟把病人从Grand医院转送去了Kantipur医院，然后我们去了Vayodha医院。就在那个时候，那名日本登山客户，在医生对他做了心脏按压后，抢救无效去世了。 　　我的客户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医院里，三个在KMC，七个在Kantipur，两个在Swcon，一个在Vayodha。有些夏尔巴人则在CWEC医院。账单堆得如此之高，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样才能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我一直不停地接到外国使馆的电话，询问我他们的人是否安好。我也没有答案，这一切就像一个非常糟糕的梦魇。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家乡所在的区多拉卡，被地震震得面目全非。我的家人在哪里？我其余的客户在哪里？我团队的小伙子们又在哪里？我的头也开始眩晕了。一些空运过来的夏尔巴向导说他们三天没吃东西了，请求我给他们点食物。可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我的队伍里有25个外国人，而其中有17个在医院里！
　　4月27日，我得到消息，我的一个澳大利亚客户，已经死在大本营的混乱中了。她的丈夫已经抵达加德满都，我不得不在不同的大使馆之间穿梭，提供我已故的客户的信息给使馆，他们的情况以及取得他们遗体所需的手续。遗体不得不送往教学医院去解剖，处理遗体需要太多法律上的麻烦事。日本大使馆打电话过来威胁说要起诉我，说我没有把遗体保管好。
　　我的一个夏尔巴向导病得很厉害，他没办法挤上飞机，而且也没有更多的直升机。人们为了能上直升飞机而互相争斗，他的姐妹们不停地在哭泣。我给大使馆和政府写了一封请求信。他们回了一封信，给了他优先登机的权利。你能让这个家庭等多久呢？
　　然后不知怎么的，救援人员把他送上了最后一班飞机。我们把他带去Kantipur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了。即使在太平间，尼泊尔人的优先级别也要低一些。我们送去了两具遗体，雨下得特别大，遗体开始发出臭味，而且开始变得肿胀。遗体被绑在一个帐篷里，我不得不给一些人行贿才能让遗体保存在教学医院的太平间里，因为太平间也爆满了。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遗体。
　　之后，我终于安排我弟弟回家看望我的家人。然后是法律文书，比如死亡证明和保险之类的。官员们想要证据，证明他们是怎么死在大本营的。我没有任何证据。于是，医院给了我们一封证明信，说他们是死在山上的。 4月28日，我依然还是在医院之间穿梭，检查我所有的人员。然后，我不得不去帕舒帕蒂参加我朋友的湿婆火葬。我深感内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雇佣他，他可能还活着。我的另外一个日本客户腿骨折了；从荷兰来的摄影师被国际救援队空运去了比利时；中国客户情况好转之后飞回了自己的国家；三个尼泊尔人仍然在医院。直到这时，我终于有机会回到多拉卡的家，把我的父母带到加德满都的安全地带，如果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被称为安全的城市的话。
　　队伍出发的时候，我的团队成员们相互拥抱着欢笑着。然而，他们回来的时候却是遗体和骨折。一切都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