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其沾满血腥与罪恶的利刃直指封闭没落的东方古国，而正值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清朝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之中迟迟不肯睁开双眼看清世界，被先進潮流远远甩在身后却浑然不觉。就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社会力量——农民，亦不断地在时代的激荡中将心底的呐喊化为脚底的行动，挥舞长缨奔波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其鲜血铸就的力量令统治者心虚、侵略者胆寒。
　　 在中国南方，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以壮汉族农民为主体，因不堪水深火热的生存环境而奋起反抗，在面临法国和日本侵略关头时仍能够以民族大义为先，不畏强敌，甘洒热血，在中国反帝爱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黑旗军的英勇战绩不仅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鼓舞了国人的斗志，在光绪十三年底（1888年1月）兖州士民揭帖中就有对黑旗军抗法的颂扬：“我广西刘永福一匹夫耳，去年首举义旗，结发杀鬼，斩其酋李威利悦未学等数十人，杀鬼不下三四万，英风骏烈，中外共仰。”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与民间秘密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也未突破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通常依赖宗教组织或秘密结社的历史范畴。“秘密社团就是指的群众自发地、不被官方承认或非法地组成的社团。所谓‘秘密’，并非绝对的，而大部都是半秘密，或即被官方默许的。” 刘永福聚集天地会众组建黑旗军，而天地会是众所周知的民间秘密团体，没有以近代政党的形式作为组织形式，没有科学的斗争纲领,这是小农意识的历史局限所在。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规模比较小，在对法的一战书中，刘说“本提督仅此数千人耳” 。在与李维业对阵时，法军方面“消息证实刘永福约一千名黑旗军和黄（佐炎）驸马军四千人在山西城中充满恐慌” 。奉命离越归国时，刘又指出黑旗军“现在行营，用力士卒三千余人均有家室” ，被令“准带二千人，但必须精锐惯战之士；如旧部不敷此数，只带千人尤善。” 。最终随刘永福归国的“所有各老兄弟家小，愿入关者，一概带统，计不下四千人，连佚役人等，亦有五千左右” 。1885年底刘永福由钦州前往广州时“共一千四百人” ，到光绪十三年“公所统之营一千人，分作五营” 。及至甲午战争，刘永福“已年过六十。十年来未曾领兵作战，自己所率的黑旗军经多次遣散，只剩三百余人。”
　　 黑旗军最初迫于生存需要揭竿而起，黑旗军的援越抗法、援台抗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侵略者的自觉的仇恨，对法国侵略者“狎侮宫廷，凌辱官长，奸淫妇女，焚毁田园”，“据人之城，戕人之官，掳人之仓库” 切齿痛恨，但对西方殖民者及近代世界大势并无理论上的科学分析。在清政府出于统治需要招抚黑旗军时，虽对清政府也有疑虑，却又很自然地把反帝爱国的满腔热忱着落在清政府身上，封建皇帝在这些受皇权禁锢两千余年的农民看来依然有着不可辩驳的权威。清廷谕令刘永福归国时，虽然刘心中颇多猜忌，但还是认为“此系祖国大皇帝九次上谕催促，不可逆命” ，对皇帝的权威依然仰视。
　　 两广地区是西方殖民势力首当其冲之地，加之天灾连连和长年战乱等原因，汉壮族百姓聚众起义者不绝，黑旗军便是其中之一。在清军的打击下，刘永福“再三思想，亦惟有另觅生机，方为上策” ，率领黑旗军退至越南保胜境内以为保全之策，并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二十余年的光阴。至中法战争前夜，清政府并未把黑旗军之事提上日程，但黑旗军在越南的抗法战绩让远在庙堂的清朝统治者眼前着实一亮，见“法仇刘甚，必欲灭之”、“黑旗不去，法虏不安” ，“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思用之”，“刘永福与法人战于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意欲纳黑旗军为己所用，“朝旨令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遗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而黑旗军方面，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远逊于敌军的坚船利炮，“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兵单军火绌，可守而不可战”，“如能助师数百人，假天兵之威，庶易举事”，鉴于在越南的处境也日益险恶等诸多因素考虑，最终选择了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至甲午战争，大多数的黑旗军将士血染疆场，但等到的不是战略物资的补给，却是《马关条约》这一丧权辱国的降书。国难当头，黑旗军将士不顾清政府撤兵命令继续与台湾同胞合作抗敌，最终因无力回天而无奈撤回大陆。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侵略令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反抗殖民侵略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而作为当时社会主要力量的农民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历程。历史证明，农民斗争最终未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参考文献：
　　 [1]李世瑜.义和团源流试探[A].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C].成都:巴蜀书社,1985.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