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还是开发：一些地方政府力图在两者间找出一个权宜之计。
　　2002年夏天，湖北十堰市旅游局在鄂港经济合作洽谈会上发布了招商引资的信息：将以合资、合作、拍卖、参股、转让、租赁、承包等方式转让武当山部分景点旅游项目的经营权，允许投资商控股51%至55%，经营年限可达50至70年。
　　不光是武当山在这样做。据媒体报道，深圳华侨城买下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及其它的旅游景点的51%的股份，成为“三孔”新主人；四川旅游局也表示要出让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10个景区的经营权……
　　抛开涉及文物保护一部分，单就经营来讲，业内人士分析，适当出让经营权，可以促进旅游市场由低层次的一般旅游产品经营向高层次的景区租赁经营发展。但是，转让世界遗产经营权的做法还是遭到了空前的质疑，人们认为，世界遗产正在陷入难以摆脱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前段时间武当山遇真宫失火事件，更加剧了人们对于世界遗产命运的担忧。
　　面对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发成了博弈双方。申遗就必须先整治，整治就要花钱，一动钱就要有成本核算，结果最终遗产保护成了遗产开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权宜之计，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旅游压力和日益严重的遗产破坏。这里也不排除一些地方官员将“申遗”当作政绩工程来抓。
　　大量的事实表明，许多地方在套用国家建设部1987年6月10日下达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或者干脆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和保护世界遗产。专门法规的缺位，加大了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随意性。而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各地政府一方面考虑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致使世界遗产被失控开发。
　　要从根本上让世界遗产走出怪圈，谢凝高认为必须做好六方面的工作：第一，为保护世界遗产专门立法；第二，设立类似“世界遗产管理局”这样的机构，直接负责各地遗产的管理；第三，成立专家委员会，参与保护世界遗产的科学决策；第四，立即整改各地对世界遗产的违规行为；第五，国家拨付相应的专项资金；第六，管理部门要经常进行培训。
　　谢凝高认为，国家拨款的严重不足给当前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韩国每年给风景名胜区拨款相当于6亿人民币，美国则高达43亿美元。而目前，我国每年给119处风景名胜区的拨款是1000万元，平均分下来，大部分的风景区连职工的工资都不够支付。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许多地方只得“靠景吃景”。
　　除了要加大这六方面的工作力度外，此间有一种意见说，从我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之日起，我们就应该树立起保护遗产的观念，既要有做出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利益的心理准备，也要有由被动接受到自觉遵守世界规则的观念转变，从而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
　　有人举了美国的一个例子。上个世纪90年代末，美国黄石公园全体职员罢工，要求政府将此公园报请加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原因是：1.公园4公里以外的私人土地里发现了金属矿，土地的主人计划开采；2.公园里的野牛染上了普鲁氏病菌，恐怕传染给家牛；3.有人给园内的湖里放进了外面带进来的桂鱼，导致水里的生态失衡；4.游人压力越来越大。为此，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面花6500万美元将4公里以外的那块私人土地收购，并疏散了公园里的床位，尽量让游客去外边住。
　　另外，一个例子经常被人提及：法国雪铁龙公司曾在长城东段起点的“老龙头”拍了一个汽车广告，然而该广告在法国某电视台播出仅十几秒，即招致无数电话怒斥：“我们法兰西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怎能为了拍一个商业广告，竟让汽车爬上人类文化遗产！”
　　一位搞环保的中国人，曾经向中国《新闻周刊》谈起过他的经历：他去参加朋友搞的一个旅游项目评估。他们坐在小船上，向湖心的一个“鸟岛”进发。这位环保工作者建议道：如果游客要观光，一定不能上岛，以免打扰鸟儿们的产卵。但是这建议马上遭到地方官员们的反驳：如果不上岛，且不说在水上视线太低看不到多少鸟会影响游客的兴趣，而且不上岛，还会影响一系列的收入：如岛上的食品销售、望远镜的收费、甚至在岛上建旅社的收入，就都没有了。这位环保工作者只得闭嘴。
　　若想真正保护我们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中国怕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