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令人兴奋的数字：2010年，中国电影故事片（含数字电影）产量达五百余部，票房收入过一百亿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电影确实进入了一个突破性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我们同时应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现由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不平衡问题需要认真重视并不断切实加以解决。比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电影产业链的源头——创作生产的解放仍然不够充分和电影产业链终端——发行放映事业的飞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电影理论研究、电影批评的仍然孱弱和电影创作生产日趋丰富活跃急需理论指导及提高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等。
　　因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对一些女导演作品的集中展映，所引发的我们关于中国女性电影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缺失的思考和讨论，便是对上述问题一个小小的印证。
　　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的西方女性电影，在七八十年代，曾风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影坛。这一时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打开了窗户的中国，把好些过去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文艺思潮、创作流派都引了进来。
　　笔者非专业电影理论研究人士，未经过严格的研究考证。但个人认为，无论是有意还是偶合，1987年由黄蜀芹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人鬼情》便成为中国影坛第一部比较具有完整意义的女性电影。而电影学者戴锦华女士等关于《人鬼情》及其他关于女性电影的文字，便成为中国大陆关于女性电影最早的论著和声音。
　　一个常识：虽然女导演拍摄的作品，包括女性题材的作品，并不一定是女性电影。但女性电影必须是女导演拍摄的电影。按照约定俗成的提法，在黄蜀芹前后，在这一时期的第四代导演中，王好为、陆小雅、王君正、史蜀君、石晓华……女导演的群体性亮相，以及以后的第五代、第六代及六代后导演中的李少红、胡玫、宁瀛、徐静蕾、马俪文、李玉等才华出众的女导演的不断涌现，至少给我们发展女性电影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然而，事实是自从《人鬼情》灵光一现后，在中国影坛上，站在真正的女性立场，以女性的视点，展现女性困境，表达女性诉求与欲望，向强大的传统的男权社会挑战的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便没有再出现过。究其原因，虽然有包括市场压力等多种原因，理论与批评的引导和缺失，以及女性导演拍摄女性电影自觉性的缺失，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理论和批评，应该是为创作服务，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批评而批评的。对于文学如此，对于影视艺术也应如此。但是近年来，在市场等的重压下，本来就孱弱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就被文艺八卦等挤的更加没有平台，没有阵地，更加听不见声音。更何况女性电影这样文艺而“小众”的话题。
　　创作者往往都是“实用主义”者。眼下的实际是，除了极少数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大腕导演以外，一般的导演，包括本来就难成气候的女导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着拍片不易的困境，在接戏前后，往往都会变得“非常实际”。即这时，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满脑袋翻腾的都会是资金投入、市场回报、生产周期等具体问题，而不会去首先想这“义”那“义”。包括对当前中国电影继续发展的“类型电影”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再缺乏理论和批评的引导，要自生自灭似的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电影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
　　这样的话题，似乎有点儿“不识时务”，有点儿太“阳春白雪”。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电影的百花园中，就像需要真正的城市电影和真正学到公路电影一样，我们也非常需要能够走向中国最广大观众心中和走向世界影坛的真正的女性电影。其实，这样的苗头和可能是存在的。如：由苏小卫编剧的建国60周年的献礼影片《沂蒙六姐妹》，剧本凝炼感人地写出了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老区妇女的伟大的牺牲和担当。如果更有意识更明确地运用“革命历史题材”+“女性电影”的办法，再请女导演来执导，是不是既可诞生一部优秀的主旋律影片，又可诞生一部中国特色的女性电影。再如由陶红主演的《生活秀》等，有池莉原小说非常好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如果有意识地按照女性电影来做，由女导演来导演，也可出现非常正宗的现实题材的女性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