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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新史学》（1902年）中，中国古典史学的传统被批评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后来唐德刚反驳说，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文中，此后在国家强于社会的封建和帝制时代，“谱史合一”是个必然现象，基督教的旧约，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是从家谱开始的，西方的现代史，不超过三百年，梁对中西比较史学半瓶子醋，所以才会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
梁启超的意思显然是在宣扬“民气”，提升民众的地位，但唐说的也不错，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信仰意义上的宗教，历史通过“讲故事”起到了提供信仰与价值的功能。所谓“六经皆史”，是说历史具有与“经”一样崇高的使命、高尚的地位，历史在中国精神文化中具有认知、教化、情感认同的作用，这与西方历史学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史学把历史科学化之后，中国传统史学才实证化、实用化，不再具有神圣性了，“讲故事”式的方式也被一本正经、四平八稳的高头讲章取代了。
晚近以来，西方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所谓微观史学，在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的影响下，在一些新的历史著作中重新恢复了“讲故事”的传统，同时也将目光从原先的政治、区域与经济等大论题中分离了一部分到中下层及其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可以算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讲述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洪流中的叶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不过，尽管它受到了一些人类学范式的影响，不免让人想起《奶酪与蛆虫》《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之类著作，但整体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家族史写作。也就是说，这本著作其实并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开拓，采取的是“家国互动”的模式，通过叶氏家族的历时性变迁这个内部因素，与晚清以来持续动荡的中国政治这个外部因素相结合，构建出百余年来的家族故事，同时也讲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安庆叶家到天津叶家
叙事从安庆叶家的重要转折型人物叶坤厚1852年回乡葬母开始，在此之前，他以贡生的身份获得官职，因为在河南任职时期的抗洪治水和平息匪寇的出色表现，曾经进京觐见过道光皇帝。他为官的时候，也主持过禁烟工作，沿海爆发了鸦片战争，但是这些外交大事对于内陆官员尤其是他这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安庆丁忧期间，适逢太平天国起义，他带领全家人跑反到山中，此后加入到地方团练队伍中，和儿子叶伯英都以评定动乱的军功擢升至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职位，分别任职于直隶与陕西，这是三品官，相当于今日的副省级别。这是叶家仕途的顶峰，但已经可以见出他们在官场的晋升途径与以往的区别：他们不是从科举得到功名，而是以事功。到叶伯英的孙子叶崇质，发生了另一个变化：叶伯英不仅使安庆叶家变成了定居港口的天津叶家这样的地域转变，同时也是整个家庭走向的改弦易辙——他虽然也担任过直隶巡警道，但终究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变局中由仕途走上了商业。这当然不仅是家族内部的动因造成，而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引起的变化。
中华民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的叶家主要围绕叶崇质的子女们展开，叶崇质去世后七个兄弟和四姐妹分家，带来了“家族”（扩展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的转变。他们中长子叶笃仁继承父业成了银行家，四子叶笃信做生意，最小的孩子因为“不肖”被逐出家门，后来在重庆成了相声演员。其他的五个男孩子都上了南开中学，这“南开五兄弟”是叙事的中心。在他们的成长期遭遇新文化运动，因为各种机缘际合在此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叶笃义后来成了民盟的领导人；叶笃庄历经磨难后来成了农学家，并翻译了达尔文的著作；叶方、方实则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一位成了中高级干部，一位成了新华社的记者；叶笃正则去芝加哥大学留学，后来回国报效，成为受到国家主席亲自表彰的著名大气物理学家。也就是说，原先或者读书或者事功以求仕的路径这样的纵向的传承，更多变成了兄弟间由于现代教育、朋友、爱情等因素造成的横向流动变迁。
相聚在北京
叶家的中层社会地位绵延六世直至当下，具有承续性，并不具有近现代以来中国家族变迁的典型性，这应该归于他们很早就在城市生活，脱离了安庆老家耕读传家的环境，以及世代人脉的集聚和对教育的重视。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等级分明，但其中的世家贵族多不是世袭的特权阶层。底层黔首也可以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和官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布衣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为卿相，获得财富与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能袭取，必须要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而财富也会在后代的分割中日益减少。在前现代时期，为了保持财产和维护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家族会通过宗族的形式，提供教育，形成声气相通、互相扶持的网络，以延续门阀的祚福。因此，就形成了所谓“乡绅”阶层，他们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层，对于传统社会的稳固和调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种格局到了维新与革命时代，逐渐被打破，作为纲常伦理的“君权”首先沦落，自然经济瓦解，工业与市场迅速扩张，城乡流动增加，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解体，但家族积累起来的金钱、名望、传统和文化资本依然能够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所谓“绅权”。所以叶家在民国时期虽然由政转商，但至少有五个男孩都进入了南开中学读书，分别在燕京、清华这样的精英学府求学，日后也都成为不同领域的重要人物。虽然这个家族从来没有成为最上层，但即便在“民权”日益上升的时代也一直保持了中上的位置，这在社会变革急剧的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简直堪称奇迹。
相比之下，中下层士绅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本身就没有太多可以保障的经济和人脉资源。比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梦醒子：一个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中研究的19、20世纪之交的山西太原绅士刘大鹏，他曾中举人，但会试未中（他的年龄比叶伯英还小，出生时正是叶坤厚一家在安庆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而逃难的时候，这可能是他与叶坤厚此后命运天差地别的源起，当然时局变化、人际关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一直蹭蹬乡里，做过塾师、小学校长、议员，还开过小煤窑，但一直都保持了耕读传统，也就是说他是个农民。现代变革尤其是科举的废除、教育制度的革新导致了乡村的进一步去精英化，资源与人口向城市集中，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仍然在继续。叶家的优势在于一直居于现代性进程中心的城市，可以优先获取各种资源。
叶家在14世纪从浙江迁江西，最后又到安徽的安庆。清末民初定居天津，在接下来的战争和革命中花果飘零于各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中坚“南开五兄弟”没有一个人离开大陆去台湾，这使得1949年之后一部分人在北京相聚，成为北京叶家。周锡瑞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无意中显示了中国家族认同虽然饱受磨折，亲情终究顽固地存在的传统。尤其是在“文革”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叶家兄妹们之间在政治冲击之下，依然尽可能守望互助，血缘情谊在其中表现出强韧的粘合力。不过方实的女儿、现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的叶维丽认为家族认同其实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更主要的是叶家兄弟有种从“家”到“国”的共同想象与认知。这其实是五兄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和实践留下的精神遗产。
作者周锡瑞是叶家的女婿，他的妻子叶娃就是叶笃庄的女儿，而他此书的写作过程也再次将北京叶家与安庆叶家联系起来。叶维丽、叶娃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年代漂洋过海，瓜瓞延绵，通过互联网将彼此连接在了一起。叶氏就好像叶子一样四处飘荡，而终究有根脉牵系在一起，显示出作为社会的构成，中国人家族有着特有的不绝生命力。
责任编辑：张蕾磊
梁启超的意思显然是在宣扬“民气”，提升民众的地位，但唐说的也不错，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信仰意义上的宗教，历史通过“讲故事”起到了提供信仰与价值的功能。所谓“六经皆史”，是说历史具有与“经”一样崇高的使命、高尚的地位，历史在中国精神文化中具有认知、教化、情感认同的作用，这与西方历史学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史学把历史科学化之后，中国传统史学才实证化、实用化，不再具有神圣性了，“讲故事”式的方式也被一本正经、四平八稳的高头讲章取代了。
晚近以来，西方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所谓微观史学，在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的影响下，在一些新的历史著作中重新恢复了“讲故事”的传统，同时也将目光从原先的政治、区域与经济等大论题中分离了一部分到中下层及其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可以算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讲述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洪流中的叶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不过，尽管它受到了一些人类学范式的影响，不免让人想起《奶酪与蛆虫》《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之类著作，但整体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家族史写作。也就是说，这本著作其实并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开拓，采取的是“家国互动”的模式，通过叶氏家族的历时性变迁这个内部因素，与晚清以来持续动荡的中国政治这个外部因素相结合，构建出百余年来的家族故事，同时也讲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安庆叶家到天津叶家
叙事从安庆叶家的重要转折型人物叶坤厚1852年回乡葬母开始，在此之前，他以贡生的身份获得官职，因为在河南任职时期的抗洪治水和平息匪寇的出色表现，曾经进京觐见过道光皇帝。他为官的时候，也主持过禁烟工作，沿海爆发了鸦片战争，但是这些外交大事对于内陆官员尤其是他这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安庆丁忧期间，适逢太平天国起义，他带领全家人跑反到山中，此后加入到地方团练队伍中，和儿子叶伯英都以评定动乱的军功擢升至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职位，分别任职于直隶与陕西，这是三品官，相当于今日的副省级别。这是叶家仕途的顶峰，但已经可以见出他们在官场的晋升途径与以往的区别：他们不是从科举得到功名，而是以事功。到叶伯英的孙子叶崇质，发生了另一个变化：叶伯英不仅使安庆叶家变成了定居港口的天津叶家这样的地域转变，同时也是整个家庭走向的改弦易辙——他虽然也担任过直隶巡警道，但终究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变局中由仕途走上了商业。这当然不仅是家族内部的动因造成，而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引起的变化。
中华民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的叶家主要围绕叶崇质的子女们展开，叶崇质去世后七个兄弟和四姐妹分家，带来了“家族”（扩展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的转变。他们中长子叶笃仁继承父业成了银行家，四子叶笃信做生意，最小的孩子因为“不肖”被逐出家门，后来在重庆成了相声演员。其他的五个男孩子都上了南开中学，这“南开五兄弟”是叙事的中心。在他们的成长期遭遇新文化运动，因为各种机缘际合在此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叶笃义后来成了民盟的领导人；叶笃庄历经磨难后来成了农学家，并翻译了达尔文的著作；叶方、方实则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一位成了中高级干部，一位成了新华社的记者；叶笃正则去芝加哥大学留学，后来回国报效，成为受到国家主席亲自表彰的著名大气物理学家。也就是说，原先或者读书或者事功以求仕的路径这样的纵向的传承，更多变成了兄弟间由于现代教育、朋友、爱情等因素造成的横向流动变迁。
相聚在北京
叶家的中层社会地位绵延六世直至当下，具有承续性，并不具有近现代以来中国家族变迁的典型性，这应该归于他们很早就在城市生活，脱离了安庆老家耕读传家的环境，以及世代人脉的集聚和对教育的重视。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等级分明，但其中的世家贵族多不是世袭的特权阶层。底层黔首也可以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和官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布衣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为卿相，获得财富与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能袭取，必须要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而财富也会在后代的分割中日益减少。在前现代时期，为了保持财产和维护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家族会通过宗族的形式，提供教育，形成声气相通、互相扶持的网络，以延续门阀的祚福。因此，就形成了所谓“乡绅”阶层，他们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层，对于传统社会的稳固和调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种格局到了维新与革命时代，逐渐被打破，作为纲常伦理的“君权”首先沦落，自然经济瓦解，工业与市场迅速扩张，城乡流动增加，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解体，但家族积累起来的金钱、名望、传统和文化资本依然能够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所谓“绅权”。所以叶家在民国时期虽然由政转商，但至少有五个男孩都进入了南开中学读书，分别在燕京、清华这样的精英学府求学，日后也都成为不同领域的重要人物。虽然这个家族从来没有成为最上层，但即便在“民权”日益上升的时代也一直保持了中上的位置，这在社会变革急剧的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简直堪称奇迹。
相比之下，中下层士绅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本身就没有太多可以保障的经济和人脉资源。比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梦醒子：一个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中研究的19、20世纪之交的山西太原绅士刘大鹏，他曾中举人，但会试未中（他的年龄比叶伯英还小，出生时正是叶坤厚一家在安庆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而逃难的时候，这可能是他与叶坤厚此后命运天差地别的源起，当然时局变化、人际关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一直蹭蹬乡里，做过塾师、小学校长、议员，还开过小煤窑，但一直都保持了耕读传统，也就是说他是个农民。现代变革尤其是科举的废除、教育制度的革新导致了乡村的进一步去精英化，资源与人口向城市集中，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仍然在继续。叶家的优势在于一直居于现代性进程中心的城市，可以优先获取各种资源。
叶家在14世纪从浙江迁江西，最后又到安徽的安庆。清末民初定居天津，在接下来的战争和革命中花果飘零于各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中坚“南开五兄弟”没有一个人离开大陆去台湾，这使得1949年之后一部分人在北京相聚，成为北京叶家。周锡瑞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无意中显示了中国家族认同虽然饱受磨折，亲情终究顽固地存在的传统。尤其是在“文革”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叶家兄妹们之间在政治冲击之下，依然尽可能守望互助，血缘情谊在其中表现出强韧的粘合力。不过方实的女儿、现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的叶维丽认为家族认同其实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更主要的是叶家兄弟有种从“家”到“国”的共同想象与认知。这其实是五兄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和实践留下的精神遗产。
作者周锡瑞是叶家的女婿，他的妻子叶娃就是叶笃庄的女儿，而他此书的写作过程也再次将北京叶家与安庆叶家联系起来。叶维丽、叶娃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年代漂洋过海，瓜瓞延绵，通过互联网将彼此连接在了一起。叶氏就好像叶子一样四处飘荡，而终究有根脉牵系在一起，显示出作为社会的构成，中国人家族有着特有的不绝生命力。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