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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社由“茅屋”“纺纱”“织布”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就地理位置来说,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述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以及“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更像是在写我们的公社。怒号的风有“台风”“龙卷风”,我和小伙伴林国权对海里到底有没有龙的问题,作过深入的讨论。在综合厂里,碰见知识极其渊博的上海知青,也是公社中学的老师,我和国权都希望在这位老师——谢茂森老师那里得到一个答案。那时我们都还没读小学,老师怕我们难以理解自然现象,就直接告诉我们:有。
我们公社的社员, 统称是“ 海里人”。我父亲说,我们这片土地,原来是海,是他父亲的父亲那一辈,从绍兴沿杭州湾南岸顺流东下,围垦荒,才有了这片土地。如此说来,我们无疑就是“海里人”。但我母亲给我讲,我们这片海,在更久远的时候是座城,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后来上帝派神仙来察看人心,这位神仙以“卖油郎”显身,收一元钱,把人家的罐装满,不管你的罐有多大。只有一个男孩说多给了,白给的东西不能要,要退给这个“卖油郎”。于是,这个“卖油郎”告诉这个男孩一个惊天秘密:你如果看到前面石狮子的眼睛出血了,你就背起母亲向前跑。果然这一天来了,这个男孩背起母亲向前跑呀跑,他身后的高楼一片片下沉,海浪滔滔,直到他实在跑不动了,放下母亲想歇一歇,这个时候,海水停了,地也不再下陷了。所以,我母亲告诉我: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社员,都心地善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上帝对我们的赞许。
公社的主要农活是种植棉花。大人们经常讲到“棉花姑娘”的故事,说到周总理三次接见“棉花姑娘”,颇有些自豪感。秧苗通过“营养杯”一棵一棵移种到棉田,从施肥、锄草,到防涝、抗旱,精心呵护。采下的棉花是带籽的,综合厂去籽打油,一时公社的空气中都带着清香。晚上,伴我入睡的是纺纱声、织布声。夏天的晚上,我们全家在小河边纳凉,我姐姐唱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母亲还给我们讲《田螺姑娘》的故事,说的是小伙子人穷,但心肠好,又勤劳,赢得了聪明、能干、美丽的“田螺姑娘”的芳心。
8歲那年,父亲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卫星”将在我们公社的夜空走过。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一起仰望天空,一起看着“卫星”在天上闪烁,凝神细听“天籁之声”《东方红》。在此之前,为了“准备打仗”,我哥哥他们几个小伙伴就在我家的河埠头边上“挖防空洞”。如今卫星上天,我们每个社员都会唱一段“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语录歌。
我们的小学由角尺形的茅屋组成,泥土操场,前面一条清澈的小河,后面是河塘。河塘人家是施家三姐妹,名字都带一个仙字,都是公社的“小歌手”,其中的小仙与我同班。我和我哥在河对岸下地不会累,因为在河的这一边小仙唱得好听: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都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这高腔,真提神。
小学才读三年,我们就要与“茅屋”告别了。新校舍是回字型的“瓦房”,我们用大人废弃的瓦片,打磨成象棋,更小一点的“小石头”,我们把它做成“五子棋”。我们还把家里的门卸下来,搭成乒乓球台,你推挡,我抽杀,好不热闹。课余生活最常见的其实也不是下棋、打乒乓,割草、淘米、烧饭才是最主要的三件事。
马上要读初中了,我们的社员都说:中学生,是知识分子了。有一个社员说要考考我,文字底下一个而怎么读。这是农民的智慧,就爱考试,而且是考别人,由他出题。考着考着,我自己也觉得长大了,开始读“大部头”,从《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夜火春风斗古城》。我们的校长亲自给我们讲政治,以电影中“马尾巴的功能”这个故事片段,教育我们不能“空对空”;以“花生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故事片段,教育我们要“学以致用”。很快我们被分班,“文艺班”的方向是宣传队,“红医班”的方向是“赤脚医生”,“体育班”的方向是运动员,“机电班”的方向是“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
公社是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工农兵学商,一应俱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从故事会、赛诗会到露天电影、政治夜校、广场集会,忙个不停。公社女民兵,飒爽英姿,操练场上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爱红装爱武装。公社武装部的成明部长在一旁讲:我们公社的民兵比较急切,不像部队首长比较稳重。公社民兵枪不够,请求部队支持,部队回应说:我是军长派来的。我们民兵听到是军长的时候就忍不住热烈鼓掌!其实部队说他是派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兵。接着部队又说:关于发枪的问题,一个人一支,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民兵听到发枪的时候就鼓掌了,说到一个人一支的时候,掌声雷动。其实部队说是不可能的。
弹指一挥间,离开公社38年了。如今再聚,一切不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嘱予作文以记之。所不同的是,一组公职人员,一组非公职人员。前一组人均年收入15万元,后一组人均年收入150万元。我想起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从公社委员起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我感叹马克思的一句话: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作者系宁波钱币学会会长)
我们公社的社员, 统称是“ 海里人”。我父亲说,我们这片土地,原来是海,是他父亲的父亲那一辈,从绍兴沿杭州湾南岸顺流东下,围垦荒,才有了这片土地。如此说来,我们无疑就是“海里人”。但我母亲给我讲,我们这片海,在更久远的时候是座城,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后来上帝派神仙来察看人心,这位神仙以“卖油郎”显身,收一元钱,把人家的罐装满,不管你的罐有多大。只有一个男孩说多给了,白给的东西不能要,要退给这个“卖油郎”。于是,这个“卖油郎”告诉这个男孩一个惊天秘密:你如果看到前面石狮子的眼睛出血了,你就背起母亲向前跑。果然这一天来了,这个男孩背起母亲向前跑呀跑,他身后的高楼一片片下沉,海浪滔滔,直到他实在跑不动了,放下母亲想歇一歇,这个时候,海水停了,地也不再下陷了。所以,我母亲告诉我: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社员,都心地善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上帝对我们的赞许。
公社的主要农活是种植棉花。大人们经常讲到“棉花姑娘”的故事,说到周总理三次接见“棉花姑娘”,颇有些自豪感。秧苗通过“营养杯”一棵一棵移种到棉田,从施肥、锄草,到防涝、抗旱,精心呵护。采下的棉花是带籽的,综合厂去籽打油,一时公社的空气中都带着清香。晚上,伴我入睡的是纺纱声、织布声。夏天的晚上,我们全家在小河边纳凉,我姐姐唱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母亲还给我们讲《田螺姑娘》的故事,说的是小伙子人穷,但心肠好,又勤劳,赢得了聪明、能干、美丽的“田螺姑娘”的芳心。
8歲那年,父亲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卫星”将在我们公社的夜空走过。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一起仰望天空,一起看着“卫星”在天上闪烁,凝神细听“天籁之声”《东方红》。在此之前,为了“准备打仗”,我哥哥他们几个小伙伴就在我家的河埠头边上“挖防空洞”。如今卫星上天,我们每个社员都会唱一段“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语录歌。
我们的小学由角尺形的茅屋组成,泥土操场,前面一条清澈的小河,后面是河塘。河塘人家是施家三姐妹,名字都带一个仙字,都是公社的“小歌手”,其中的小仙与我同班。我和我哥在河对岸下地不会累,因为在河的这一边小仙唱得好听: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都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这高腔,真提神。
小学才读三年,我们就要与“茅屋”告别了。新校舍是回字型的“瓦房”,我们用大人废弃的瓦片,打磨成象棋,更小一点的“小石头”,我们把它做成“五子棋”。我们还把家里的门卸下来,搭成乒乓球台,你推挡,我抽杀,好不热闹。课余生活最常见的其实也不是下棋、打乒乓,割草、淘米、烧饭才是最主要的三件事。
马上要读初中了,我们的社员都说:中学生,是知识分子了。有一个社员说要考考我,文字底下一个而怎么读。这是农民的智慧,就爱考试,而且是考别人,由他出题。考着考着,我自己也觉得长大了,开始读“大部头”,从《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夜火春风斗古城》。我们的校长亲自给我们讲政治,以电影中“马尾巴的功能”这个故事片段,教育我们不能“空对空”;以“花生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故事片段,教育我们要“学以致用”。很快我们被分班,“文艺班”的方向是宣传队,“红医班”的方向是“赤脚医生”,“体育班”的方向是运动员,“机电班”的方向是“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
公社是理想社会的代名词,工农兵学商,一应俱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从故事会、赛诗会到露天电影、政治夜校、广场集会,忙个不停。公社女民兵,飒爽英姿,操练场上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爱红装爱武装。公社武装部的成明部长在一旁讲:我们公社的民兵比较急切,不像部队首长比较稳重。公社民兵枪不够,请求部队支持,部队回应说:我是军长派来的。我们民兵听到是军长的时候就忍不住热烈鼓掌!其实部队说他是派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兵。接着部队又说:关于发枪的问题,一个人一支,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民兵听到发枪的时候就鼓掌了,说到一个人一支的时候,掌声雷动。其实部队说是不可能的。
弹指一挥间,离开公社38年了。如今再聚,一切不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嘱予作文以记之。所不同的是,一组公职人员,一组非公职人员。前一组人均年收入15万元,后一组人均年收入150万元。我想起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从公社委员起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我感叹马克思的一句话: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作者系宁波钱币学会会长)